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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雕版印刷的发明

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从古代的石碑和印章说起。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在石头上刻字。现存最早的刻石是秦国的石鼓。石鼓共有10个,每个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颂秦国国君游猎的情景,故又称“猎碣”。现存故宫博物院铭刻馆。这套石鼓的绝对年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春秋初年秦文公(公元前765—前716年)所造。后来,人们把刻上了字的长方形大石块立在地上,这就有了石碑。最初的石碑,原是统治阶级自吹自擂的东西,例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巡游各地,就在七处名胜地方刻石立碑,宣扬自己的“功德”。当时的人民也用同样的方法表示对秦朝的不满,在大石块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

唐代前期雕版印刷的发明唐代前期雕版印刷的发明

汉朝更盛行石刻。从汉武帝起,历代皇帝大多利用石碑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到了东汉末年,石碑成为重要典籍的标准本。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皇帝接受著名书法家蔡邕〔yong雍〕的建议,把校正了的七种经典:《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共20多万字用隶书刻写在46块石碑上,立在洛阳太学门外,作为标准本供大家抄写和校对,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图1)(亦称《汉石经》),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据说每天有上千人前去抄写石碑上的经文,或拿了抄本去仔细校对,一时太学门外,车水马龙,拥挤得水泄不通。为了节省抄写的烦劳,尤其是避免抄错抄漏的缺憾,我们的祖先又发明了拓〔ta踏〕碑的方法。最早的拓碑方法,是先在石碑上涂上墨,然后覆上一张纸把字印下来;印出的碑文是黑底白字,但字是反的,读起来很不方便。后来改变了方法,先把纸浸湿了贴在碑上,用刷子在上面刷几遍,或者用布包着棉花在上面敲几遍,使碑文凹陷的笔划清楚地现在纸面,然后上墨,这样就拓出了正面的黑底白字,我们称它为“拓本”,而这种技术则称“拓石”,今天我们练字用的“碑帖”,大多数还是用这种方法拓印下来的。用石碑来印书,自然比抄书方便得多,但是却很难普及。平民百姓哪有能力在石碑上雕刻整部的书呢,因此,“拓石”的技术只能给发明印刷术以启迪,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书籍的要求,于是我们的祖先又在寻求新的印书方法了。

大概在四五千年前,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懂得了在陶器上使用压印的方法了。他们先制出刻着几何纹、水波纹、弦纹等花纹的陶印模,趁陶器坯尚未干燥时,就将印模印在器皿上,这就是印纹陶器。可以说它是最原始的印刷。到了战国时期,印章出现了。最初的印章是铜制的,也有用金或银制的,秦始皇的印章“传国之宝”是用白玉雕成的。使用简牍的时候,印章的用法和现在不同。那时候封发重要公文和私人信件,要在捆扎简牍的绳结处涂上粘土,这叫“封泥”,在封泥上再加盖印章作为封口的印记,这叫做“封”。古时不论公私信件所用木版通常是一尺长,所以叫做尺牍,后人把书信叫做“尺牍”,就是沿用了这个古名称。印章上的文字都是反字。有的是凹下去的阴文,有的是凸起来的阳文,印出来都成了正字。一般印章上刻字不多。汉代流行佩戴“刚卯”,这是一种用玉或桃木刻成的约三寸长的长形四方体的印,上面有孔,可以穿绳佩戴,四面皆有文字,其内容都是驱疫避鬼的迷信之辞,如刻上“莫我敢当”等字,字数约30多个。到了东晋时期,上山修道的道士身上佩戴一种枣木符印,在二寸见方的木块上刻着100多个字,据说是用来驱赶猛兽水怪的。那时候,纸的应用相应广泛了,印章的用法基本上与现在一样。如果把木刻的符印蘸了颜色,印在纸上,那么只要盖印一次,就等于抄写100多字,真是方便多了。我们的祖先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想起把成部的书像刻图章一样刻在木版上,不是比在石碑上刻书容易得多么?于是,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人们就选择适于雕刻的梨木和枣木,锯成一块块方版,把誊清校定的底稿反着贴在木版上,按着每个字的笔划雕刻出凸起的阳文。整部的书版雕好后,就可以着手印刷。先用蘸了墨的刷子,在书版上刷一下,让版上凸出的反字都涂上墨,然后把白纸覆上去,再用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取下来,一页白纸黑字的书便印成了。就这样,从石碑、印章、符印逐渐演变,经过无数人的钻研改进,最后终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现在很难考证。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说法达几十种之多。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创始于唐朝。

  目前可见的保存在国内外的唐朝印刷品比较早的有四件。

  其一,是1900年在甘肃敦煌发现的一卷首尾完整的《金刚经》,这是现存有明确年月记载的最早的印刷品。这卷佛经是用雕版印在七张纸上,粘连起来,全卷长16尺,高一尺,卷首印着一幅木刻的佛教画,上面绘着释迦牟尼佛坐在莲花座上,在给孤独园长老须菩提说法的场面。莲花座前的小桌上供奉着法器,长老须菩提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聆教,神态怡然。座前两侧有两员护法天神守护佛座,周围环立着许多贵人、施主和僧众。他们虔心静听,神色肃穆。佛座前有二狮分踞左右,以表示佛为人中之王。上端还有二飞天驾云旋绕。全图中心突出,人物错落有致,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呼之欲出,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jie介〕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字。说明了这件印刷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有个叫王玠的人,为了替他的父母祈福消灾而出钱印造的,离现在已经1100多年了,这卷举世瞩目的《金刚经》,不但墨色鲜明,刻镂精美,而且字体端庄凝重,古朴大方;图画和笔法都很纯熟,从雕版印刷技术和木刻版画雕印技巧看,不像是拙稚粗陋的初期作品,而是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可见雕版印刷的发明,一定比这卷佛经印成的时间早得多。可惜我国这部珍贵的雕版印刷品,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精美插图的刻本,连同许多宝贵文物,于1907年已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了,现在还存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里,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

  其二,是1944年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一座唐墓中发现的唐代雕印的单页咒本《陀罗尼经咒》,这是现存国内的比上述《金刚经》可能还早的印刷品。这件《经咒》印本装在一只空手镯中,约一尺见方,是用唐代名茧纸印刷的,上面正中央和四周均刻有小佛像,其余大部分为古梵文经咒,右边有一行模糊不清的汉字,可以认出的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雕印非常精细,墨色浓淡匀称,反映出雕版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一单页咒本,是中文和梵文合刻的最早印本。在这件印刷品上没有具体的印刷日期,但从雕版及其所刻的汉字来看,字体秀劲圆活,具有唐人书法的风格;成都开始设府是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的事,以此可以推断印本当在这年之后,而墓葬年代约在9世纪后半期,从而推断这件印本的印刷时间应在公元757—900年之间。印本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其三,是1966年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庆州佛国寺的一座石塔中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品。庆州是古代新罗王国的都城,佛国寺和石塔建成于公元751年。这卷木版印刷经卷,长约20尺,高约21/4寸,是用12块木雕版印在楮〔chu础〕纸上粘连而成,放在塔内一个舍利瓶上的绸袋中。经卷上没有注明年份,但是经文中出现了几个武则天在位时期(公元684—704年)创造的新字,如证字写作【上(出+古)下(金)】,地字写作埊,初字写成,授字写成【左(禾)上(艹+風)】;同时经文是由中亚细亚古国吐火罗的一个名叫弥陀山的僧侣,在公元680—704年寓居唐都长安时由梵文译出;而佛国寺石塔又完工于751年,因而朝鲜学者考证,它是公元704—751年间刊印的,并且以武则天新字在新罗和日本很流行为理由,推断它是新罗自己雕印的。但是多数中外学者认为,这卷经文是704年由弥陀山译出后在中国印成的,很可能是在佛国寺建成时带往朝鲜作为贺礼的。

  其四,是作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于中国的旁证物,目前保存在日本的一卷《妙法莲华经》里,它是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发现的,是印在黄麻纸上,经文中也使用了武则天的新字,因此二者很可能是同一时期的遗物。以此,我们说《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唐朝的印本,而不是新罗的印本,恐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这个印本字似欧(阳询)体,结构匀称,线条优美,刻印极工,它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还要在这卷佛经问世之前。

  除了上述四件可见的印刷品之外,在唐朝文献中提到印刷的还有好几处。

  《旧唐书·文宗纪》里说:“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原来在古代颁布历书是皇帝的特权,当时四川、江苏、安徽等地,每年在官历颁发之前,民间私自印的历书已经布满天下了,这有损于中央政府的权威,以致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止,这件事反映了文宗时候民间私印日历的盛行。

  再有,著名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诗集《长庆集》作序,其中有“缮写模勒,衒〔xuan绚〕卖于市井”这句话,一般认为“模勒”就是印刷。当时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深受人民喜爱,因此有人雕版印刷出来,到处叫卖。这件事发生在公元825年。

  再往前,唐代有一部著作中谈到,著名高僧玄奘于公元629—645年间访问印度,回国后,曾“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印数相当可观了。

  还有一条后出的史料,就是明朝享有盛名的史学家邵经邦,在他著的《弘简录》中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36岁死了,她生前著有关于封建社会妇女修养的书《女则》10卷,唐太宗认为此书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所以为了让“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梓行”就是雕版印行。这部书可以说是最早的刻本,其时间大约在公元636年或稍后。

  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可以追溯到贞观(公元627—649年)年间,只不过上面提到的印刷品都没有流传下来,还缺乏实物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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