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曾后悔发动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军部首先采取的态度还是不扩大事态，7月8日上午召开了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协议会，傍晚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名义发电，指示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的天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

日本人曾后悔发动卢沟桥事变

但是，这只是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这几个主张不扩大事态的人的意见。这几个人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占据了最重要的几个职位，所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也就随大流，同意了这个意见，这就是这封电报的由来。

石原是这样想的：如果和中国开战，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黄河以北地区，也需要：

一、同时动员15个师团；

二、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为止积蓄起来的军需准备量；

三、战火可能烧过黄河，扩大到上海；

四、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

五、55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所以需要采取不扩大政策。

所谓军国主义，“军”就比“国”大，军部既然已经定下来了，接下来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也就跟着否定了杉山元陆相提出来的向华北增兵两个师团的建议，而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但杉山元只是看在不扩大派的人多才同意了不扩大，等开完了会被扩大派一推，杉山元也就改变了主意。

本来那张被战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画饼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才会有这张石原牌画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张饼才会成为画饼。日本民族有个缺点，缺乏计划性，缺乏远见。像石原莞尔这样作出几十年战略规划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所以石原莞尔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15年间无法进入陆军中央机关，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当15年后，石原莞尔作为民族英雄进入陆军中央后，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在陆军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处就是没有官场经验，不知道应该怎样在官僚机构中上下周旋来推广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会似的大陆浪人以外，没有朋友，没有人来指点他应该怎么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壮军官们妒嫉的对象：他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

在石原身上还披着“战神”的荣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因此石原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荣光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别是石原莞尔被后起的那些以石原莞尔为榜样的参谋们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的时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骚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了出来。

其实不只在平津当地，就是陆军中央，也是扩大派占了大多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

天津军司令官病入膏肓，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罕事件的牵连，19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这些人当然没有想到，他们这是在挖坑埋大日本帝国，对于他们来说，“惩膺暴支”仅仅是一个合乎常识的选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些所谓扩大派也没有想到，以后的战火会扩大到全中国，甚至烧遍了半个太平洋。不就是惩罚一下那个衰弱了还不肯老老实实的支那吗?怎么就值得石原莞尔那么神经质呢?石原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论调，除了引起日本陆军中央机关的官僚和少壮派军官反感之外，没有任何效果——什么扩大事态?这个所谓的事态不就是你石原本人制造出来的吗?

其实这些扩大派的主张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仅仅主张把中国军队赶出平津地区的，也有像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那样，说干脆把黄河以北全部解决算了，最积极的是陆军省军务课长田中新一，他说“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拿下上海也确实不算扩大”。

先别急着说田中新一狂妄，按照当时昭和军阀的思维方式，田中新一没有出什么格，就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提出了“支那兵的撤退，责任者的处罚，支那方面的谢罪和今后的保障”这四条所谓不扩大的条件，并且一天以后被内阁会议追认了。所以蒋介石在庐山文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因为中华已经没有了退路。

蒋介石的庐山文告，在战后不少日本人的回忆中，都全文或者接近全文引用，因为他们在失败了以后，才听出了这段他们不屑一顾的话中，实际上凝聚了历经四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的力量和决心。

有一位以后还会说到的人物叫濑岛龙三(陆大51期)，此人号称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1995年9月，厚达500余页的《濑岛龙三回想录?几山河》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两个月内增印10次。

濑岛在那本回忆录里坚持认为，发动“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扶持“满洲国”是“有点问题……但是租借关东州，经营南满铁路和驻扎必要的兵力是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且由朴利茅茨条约得到国际承认的结果”；谈到太平洋战争时，在承认“牺牲了三百万日本人的尊贵生命，丢失了先人建筑起来的领土，给他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在世界上丧失了日本的信用”以后，还是断言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或计划战争”，而是“自存和自卫的受动战争”。

不少陆军参谋在回忆录中都深刻或不深刻地批判了陆军大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而濑岛龙三在回忆录中对陆大的教育方式则大唱赞歌。

但是就是这个濑岛龙三，在谈到“卢沟桥事变”时也流露了一句：“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而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和当时的所有皇军参谋一样，濑岛的这个认识太迟了一点。

战败以后，特别在这个卢沟桥事变问题上，所有人都想摆脱干系，就连牟田口廉也都是这样。在一次由杂志《丸》举办的座谈会上，牟田口再三声明自己一枪未开，全是“支那军在挑衅”，连在一边的松井久太郎中将(陆大29期)都听不下去了，拿出当年的报纸和牟田口自己签发的报告，上面“打”字一片，牟田口这才闭上嘴。

日本帝国是已经全体疯狂了，这次的卢沟桥事变和以往的事变不同的是，政府内阁也紧紧跟上，腔调一点不比军部差。7月11日召开的由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贺屋兴宣参加的“五相会议”，虽然还在唱“不扩大”的高调，但已经同意了派兵，而且五相会议结束以后，日本政府立即召集了传媒、贵族院、众议院和财界代表，请求协力，以形成“举国一致”的临战体制。

取代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中将的新任天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陆大23期)，从东京出发时还信誓旦旦地向石原莞尔保证：“在不扩大方针下不使用武力，争取在现地和平解决。”但11日经过汉城时给小矶国昭一通洗脑之后，第二天在传媒面前就已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不能默认中国的无理和暴虐，日本要进行正义的进军，惩罚他们的暴戾。作为军司令官，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制定了用兵作战计划，请国民们看着皇军的行动。”

7月20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同意。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没有人注意石原警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得从日本民族性里面去找，日本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过程的重视大于目的。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处理卢沟桥事变这件事上，首先日军参谋们没有想到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就是亡国对他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

所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不扩大事态在心理上和物理上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不可能，但是近卫文麿首相还是尝试作了最后的努力，他有点想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法，但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做出这一举动，石原莞尔愤愤地说：“在危机面前，一个国家的总理肚量仅仅如此，亡国者就是近卫文麿。”

近卫文麿派了西园寺公一到上海和宋子文见面，商谈由大陆浪人宫崎龙介作为首相特使访华的可能性，后来的经过近似于间谍小说，宫崎龙介化名西希与志乘坐法国客轮，通过英国人和宋子文见面，商谈了到南京面见蒋介石的细节，蒋介石也答应如果有好的条件可以谈判。

近卫文麿听取了宫崎龙介回来后的汇报，找到杉山元说明了情况，杉山元没有反对，但是领受了近卫文麿首相全权密令的宫崎在神户准备上船去上海的时候，却在码头上被宪兵逮捕。

近卫文麿火了，找杉山元问话，杉山元还是照例说些谁都听不懂的话来搪塞，气得近卫文麿只好自认倒霉。

卢沟桥事变的结果就这样定下来了。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从此以后，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搏斗了八年。而被那帮参谋们拖进战争的日本帝国呢?在挣扎了八年以后也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