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门之变，于谦为何按兵不动？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夜，一群心怀不轨的野心家齐聚都察院副都御史徐有贞家，众人在商议一件大事，那就是复立太上皇朱祁镇。作为这个阴谋集团的领导人，徐有贞还以天象为由，告诉同伙们，上天已发出兆示：“时在今夕不可失。”

既然下定了决心，那么时不我待，这群阴谋家决定就在今夜发动政变。一行人来到朱祁镇住的南宫，说明来意，面对复辟的诱惑，朱祁镇自然乐意参与。

随后，众人拥着朱祁镇登上了奉天殿，随着徐有贞一声高呼：太上皇帝复位了。这场看似闹剧一般的宫廷政变居然顺利成功了。那么以朱祁钰和于谦为首的君臣为何会对这场政变没有察觉？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默许了这场政变呢？

个人觉得朱祁钰是压根不知情，但是于谦应该是知情的。根据《明史》记载：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以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

大致意思就是，夺门之变时，徐有贞等人的密谋，于谦已经得到了消息，他是知道的。于谦当时是兵部尚书，手握兵权，如果想要扼杀这场政变，其实轻而易举。但于谦还是放任徐有贞等人率军入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听任明英宗复辟。那么于谦为何要这么做？想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于谦的生平说起。

于谦是浙江钱塘人。据明史记载，在于谦少年之时，有一名和尚在看了他的面貌之后，惊叹道：“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啊。”于谦也不负这位和尚的夸赞，他用功读书，志向高远，把南宋名相文天祥当做自己的偶像。

夺门之变，于谦为何按兵不动？

永乐十九年，于谦考取辛丑科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宣德年间，于谦随明宣宗一同前往平定朱高煦，在朱高煦开城投降之时，宣宗让于谦口头列数朱高煦罪状。于谦义正言辞，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之后，朱高煦被骂得抬不起头，只好自称罪该万死。

随后于谦被宣宗派往江西巡视，在此期间，于谦重审冤狱，核查贪赃枉法之人，树立了良好的官声，并获得顶头上司、都御史顾佐的好感。宣宗也明白于谦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于是在朝堂增设巡抚之时，宣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于谦，于是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巡视期间，为了全面地视察其管辖地区的民情，于谦每每都轻装出行。只要管辖地区发生水旱灾情，他就上奏朝廷拨款赈灾。当时大同是边防重镇，负责按察山西的官员无法按时抵达，于谦遂上疏另外设立御史管理。此外，于谦还建议强取边疆官员私自开垦的田地为官屯，用作边防用度。

正统初年，朝政皆由三杨把持，于谦深受三杨器重，每次于谦上奏之事，不需一天，内阁就会进行批复。当时明廷边官入京都需给京官一点好处，但于谦每次入京都不送礼，这就让京师权贵十分厌恶。但此时的于谦深受内阁重视，各方人员也不敢轻易得罪于谦。

随着王振擅权之后，于谦所作所为逐渐引起众人不满，于是由王振牵头，让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随后不由分说，便要将于谦问斩。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各地百姓听闻于谦要被问斩，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朝廷放了于谦。

王振一看自己捅了马蜂窝，只能随便编个理由给自己台阶下，说是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然后把那个“于谦”和被关起来的于谦搞错了，才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

于谦被贬期间，山东、河南的官员百姓数千人均上疏请求留用他，身在两省的明朝宗室周王朱有爝、晋王朱锺铉也附同此议，英宗于是又命于谦再任巡抚。

正统十三年，于谦以兵部左侍郎身份调任回京，第二年秋，也先大举进攻，英宗在王振的唆使下御驾亲征，兵部主官也随驾北征，于谦则留驻京师主持兵部。

同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百官身亡，明军大败并主力尽丧，如此生死存亡之际，于谦站了出来，这个在幼时就被僧人夸赞为救时宰相的男人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

土木堡之变时，京师军民尚不知道他们的皇上已经成了瓦剌的俘虏。随着前线溃兵蜂拥而至，加上信使带来前线大败的消息，满朝文武这才反应过来，明军在土木堡大败，连皇帝英宗都被俘虏了。

眼看瓦剌大军逼近京师，明军精锐大多已在土木堡一战中覆灭，留守的士兵又大多数是老弱残兵。如此情况下，大多数朝廷官员早已乱作一团。是战是退，根本没人拿得定主意。

就在群臣议论汹汹，都想南迁之际，于谦站了出来，他据理力争，以京师是天下根本，宋室南渡之祸的经历力劝朝廷死守北京。最终，一锤定音。

随后于谦请求留守北京的郕王，速召天下兵马进京勤王。于谦作为兵部最高长官，急调两京、河南预备役，山东及南京沿海抗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赶往京师。

为了稳定朝局，于谦先是安抚郕王情绪，然后请求郕王下令严惩王振余党，一系列操作很快让朝廷人心齐聚，为后续北京保卫战打好基础。吏部尚书王直拉着于谦的手，动情地说：“今天的事这般危急，好在有你，以后国家大事就全托付给你了。”

就这样，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随后于谦向朱祁钰建议，命诸边将严阵以待，以防瓦剌突袭。京师需紧急招募士兵，工部需修缮武器甲胄，将外城居民迁入内城，在京师九门都分兵驻守。

由于英宗被俘、明朝无主、太子又年幼、瓦剌大军又逼近，群臣纷纷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国君。郕王听后再三推辞，于谦大声说：“臣等实在是忧虑国家，并非为了私人打算。”郕王只好接受此议。

此时，也先裹挟朱祁镇，绕过大同，直取紫荆关。也先在太监喜宁的引导下，顺利攻克，瓦剌兵长驱向东，直窥京师。朱祁钰在于谦的建议下，急调宣府、辽东总兵官，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巡抚入援。

兵临城下，大将石亨建议紧闭城门，坚壁清野。但于谦觉得万万不可，瓦剌如此狂妄，如果我们还是示弱，敌人就会张狂到没边了，对自身士气也是沉重打击。

随后于谦把二十二万兵力悉数布阵于九门之外，自己亲自与石亨等人列阵于德胜门外，正面抵挡也先大军。并令关闭所有城门，让士兵们没有退路。严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一时间，将士们抱必死之心，斗志高昂。

一开始，也先以为明军主力已在土木堡尽灭，拿下京师只是时间问题，但来到京师，看见明军阵容齐整，士气高昂，一时间也有些气馁。这时，太监喜宁再次献计，说明日令明英宗登土城，让明廷大臣们来迎驾，咱们就可以一举将他们全部拿下。

但这个计谋很快被于谦看破，于谦义正言辞的说道：“我只知带兵打仗，其余事我一概不理。”也先见于谦这么个态度，也明白不打上一场恶战，新皇帝和他的官员们是不会低头的，于是他派出少量骑兵，准备从德胜门下手。

于谦看也先按捺不住，于是设了个圈套，派少量骑兵诱敌，令石亨把大队兵马埋伏在搬迁一空的民居里，也先果然上当，以为明军守备空虚，驱动数万骑兵杀了上来。

一声号令下，明廷火器营枪炮齐鸣，硝烟未散，埋伏好的明军挥刀掩杀上去，瓦剌骑兵受到重创，只好向土城外溃退，但随后又陷入了京师百姓的泥石阵，伤亡惨重。

之后的日子里，明军与瓦剌交战多次，互有胜负。随着寒潮将至，加上各地勤王之师纷纷来京，也先怕被切断后路，只好选择裹挟朱祁镇，向西逃去。于谦指挥诸将追击，一直到紫荆关而还。

此番北京保卫战，以明军完胜告终，论功于谦当数第一。朱祁钰欲进于谦少保衔，总督军务，于谦却推辞说：“四面边境的战事很多，这是我们做臣子的耻辱，哪里敢邀功请赏呢！”为未雨绸缪，于谦一面增兵守卫北方各府州，一面请求朱祁钰委派大臣镇守山西，以防瓦剌再次南侵。

景泰元年四月，瓦剌军两万余人围攻宣府，明军在总兵官朱谦的指挥下，打退了这股敌人，于谦让他趁机驻兵居庸关，一遇瓦剌兵来犯就出关剿杀。眼看着多次出兵没讨到一点便宜，也先也逐渐有了和谈之心，朝中大臣纷纷放松警惕，唯有于谦依旧上奏请求告诫各地仍需加强城防，以防患未然。

随后也先频繁派遣使者希望明廷接英宗回朝，大臣王直等人建议派使者迎接。朱祁钰起初不想接英宗回朝，并称：“当时我登上帝位，也不是我想坐这个位置，还不是你们把我推上去的？”僵持之中，于谦说了句一锤定音的话：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陛下从情理上还是要火速接太上皇回来，要是也先心怀不轨，道义也在我们这里。听了于谦这话，朱祁钰这才同意接回英宗。

代宗年间，于谦进行了一系列军制改革。他先是上疏景泰帝命大同、宣府、永平、山海关、辽东各路的总兵官增修防御设备。此外建立团营制度，即将原京城部队分属的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统一管理，并选拔精锐部队十五万，分成十营组织训练。

于谦担任兵部尚书时，正值北方蒙古势力大增；南方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聚众立国号谋反，湖广、贵州、广西、苗族、瑶族、僮族等地均蜂拥而起。前后的部队调动部署，都是于谦独自策划的。

于谦为人奉行节俭，所居房屋只能遮蔽风雨。景泰帝于是在西华门赐大宅给他，他推辞道：“国家危难，身为臣子怎敢使自己安乐？”并坚决推辞，但景泰帝没有批准。于是，他取出此前所赐予的玺书、衣袍、银锭之类，全部加盖封存，只是每年定时查看一下而已。

但身处权力冲突旋涡的于谦，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他虽然一心为公，但世间事哪有非黑即白的道理，由于他不避嫌疑和怨恨，所以一些官员就非常痛恨于谦。每次御史上奏弹劾于谦，均赖景泰帝排除众议坚持任用，使得他能够全力安排布置兵事。

但是，于谦性格刚直，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就抚胸叹息道：“这一腔热血，到底洒在什么地方！”看到那些懦弱的大臣、皇亲贵族，他内心颇生鄙夷之情，于是怨恨他的人就更多。加上他始终不主张议和，虽然此举最后使得英宗返回，但英宗还是怨恨他。不知不觉中，于谦已经被朝中内外大臣所忌恨，一支庞大的黑手集团逐渐形成，以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为首的阴谋家们也开始谋划一件大事。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趁景泰帝病重，联合发兵拥立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继续说回一开始的问题，于谦为何按兵不动。

理由只有一个：于谦为了大明王朝，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天下太平，不起动荡不安。所以在夺门之变当夜，听任明英宗及其拥戴者复辟政变，选择按兵不动，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

于谦为人清高，在朝中从来没有自己的私党，在当时的情况下，就算于谦手握重兵，但他依然不会主动出击，只要于谦动手，他就会被定性为权臣，如同曹操、司马懿一般。

于谦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不想做枭雄，他只想做一个一心为公的忠臣。如果于谦真的主动出击，他就不会是那个当年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为后世永远留下“两袖清风”这个成语典故，大公无私，为国忘身的于谦了。

随后于谦在夺门之变发生后的第五日被宣布了死刑。据说，处死于谦当日，天上突然阴霾四合，分不清东西南北，似乎上天也在为忠臣之死而哀悼。

于谦是忠臣，但却因不公而枉死，不得不说是历史的一大讽刺。于谦身上的精神就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提到的那种“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命爱物的宗旨拼命”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虽然于谦已逝，但于谦那种“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对国家的忠诚和担当，是可以超越生死，与日月争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