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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这个决定影响了后世中国千年

长期以来,每当提起宋朝对外武功不振,未能收复汉唐旧疆,屡次兵败于辽、西夏、金国等胡族政权,总有人以为是宋朝重文轻武的体制所致。然而,这种观点虽不是毫无道理,却也只是将问题简单化了。

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后,又经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三代帝皇的努力,确定文官士大夫集团执政的制度、抑制武将地位的根源,便是汲取晚唐五代兵祸连绵的教训。

唐朝晚期和五代十国时期,各路军阀数十年混战,杀得中原大地生灵涂炭,田地荒芜,白骨堆积如山,死尸被腌制当做军粮。此时手握刀剑的武人地位何其隆高,文官儒士在他们面前犹如猪狗,出一个门生弟子遍布满朝的“长乐老”冯道,还被军阀武人视为政治花瓶,时时嘲弄与不屑。可那样的国家,那样的政权,那样的天下,究竟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因此,当从人间地狱劫后余生的人们,在初生的大宋王朝便痛定思痛,以数十年之功徐徐图之,终于解决了从唐朝中期藩镇割据以后,持续数百年、困扰无数明君良臣的藩镇骄兵难题,并确立了影响后世千年的文官政府体制。

兵者凶器也,因此作为执凶器的武人,必须严格控制。文官政府提防与限制武人参政,本是天经地义。现代各个主要强国,不论实行何种制度,皆不约而同以文官政府执政,现役军队将领被限制不能参与政务。这都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军队这头怪兽的能量太过强大和恐怖,必须牢牢关在笼子里,施以各方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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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出这头怪兽,让军事将领能够自主参与甚至决断国家大政,便可能形成吞噬一切的军国主义政权,死伤数以亿计、几乎毁灭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便是惨痛教训。

而宋朝历代帝王通过身体力行,倡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官僚士大夫主导舆论时评,称唯有「东华门唱名金明池赐宴」的进士们,方才算得上“好男儿”,以广泛科举制来收揽天下精英,终于实现了文官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之道。

虽然这种以文驭武体制,必然导致了重文轻武的弊端,但从来矫枉必须过正,令国家再无武将割据反逆之祸,中原百年无事,百姓安居乐业,亦为功德无量。

事实上,两宋三百年历史上,除了宋高宗赵构,在金国方面“必杀飞,始言和”的压力下,为了与金人缔结他自以为能得到长久安全保障的和约,才昧着良心杀害了岳飞,纯粹是君主个人怯懦无耻的个例。宋朝除了不许武将参与内政事务外,对武将的待遇并不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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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开国武将演化成的世袭勋贵们,代代子弟多有与皇室联姻者,女儿可以做皇后,儿子可以娶公主。镇守关中的西军,那些世袭为将的武将世家犹如半军阀,过得简直不要太滋润,更有数百年都割据一方的府州折家。

甚至于常常被用来举例宋朝如何“打压武人”的狄青,他能从一个小兵做到枢密使的高位,不止是国家最高军事长官,更与宰相平起平坐,难道真能算宋仁宗对狄青不好么?

宋朝真正的问题,并非对武将不好,而是在于对官僚士大夫实在太好,罕有的【不抑制土地兼并】的王朝。甚至狄青也是在士大夫们的强大压力下,宋仁宗实在顶不住朝堂呼声,才不得不将他外放陈州的,但还是保留了狄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头衔,也算君臣始终了。

然而另一方面,华夏文明发展到唐朝后期,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从此之后,开始在内卷化-维稳-内卷化中不断循环,部分问题甚至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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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承唐制”是宋代大臣的普遍共识,宋朝的大部分行之有效的制度,都可以在中唐之后的政治探索找到其端倪,这绝非空泛之谈。经历五代乱世,宋朝能解决骄兵与藩镇问题,同样是经过中唐与五代之后两百年无数帝国精英的探索与实践的结果,从来不是赵匡胤简单地搞个“杯酒释兵权”,节帅们就可以乖乖听话的。

而且,看一看契丹辽国政权是怎么在武夫当权的五代时期做大,更侵吞燕云十六州,一度杀进洛阳城,中原各路藩镇纷纷献上降表,就知道哪怕宋朝真的像某些“网络历史学家”主张的那样,重视武将,贬低文臣,外战战绩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自己内部提前崩掉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些。

所以,除了依靠官僚士大夫组建文官政府之外,想要抑制武人重现晚唐五代的割据乱世,宋朝当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宗室亲王,外戚,士族门阀,都已经是被此前历史否定的选项。

明朝到了中后期,重文轻武比宋朝更加严重,清朝靠八旗贵族“掺沙子”,和不错的统治手腕,看似解决了士大夫一党独大以及帝国边疆问题,但由之带来的的统治机制的腐朽和迟钝,也导致了近代中国被工业化的欧美列强碾压。

因此,脱离政治制度的变迁,空泛谈某朝“尚武”,某朝“懦弱”,某朝“血性”,其实并无太大意义。唐朝威定四方、远及中亚的武功当然令人神往;而作为内敛型帝国,宋朝对汉人基本领土,特别是对江南湖广福建等地的努力开发,同样遗惠于今。

如东吴、东晋、南宋这样偏安一方的政权,或许先天便不讨喜,从古到今皆被指责为懦弱、“自守之贼”,但其实对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等南方地区的努力开发,将之从先秦的移民点聚居区,最终变为汉民族的牢不可分、繁荣富庶的基本领地,同样是对华夏民族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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