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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的根源是中央权力失衡,而不是地方势力造反

谈到这“八王之乱”啊,那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个曲折的故事,一个让无数秦汉帝国爱好者痛哭地方自治残暴无情,毁我天朝那伟大到让“万邦来朝”的辉煌文明的故事。

然而如果认真回思这场从公元291年持续到公元306年,持续时间长达16年的大乱,说真的,我左看右看却看不到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势力,只看到一片权力来自中央,为了坐上中央权位,抢到那个至尊的大权之位给自己续命的“高贵人群”。

八王乱首先由于宫廷内斗而起,史书中以悍妇凶狠闻名,喜欢私通成群小白脸的丑女皇后贾南风,不满宫廷中央的权力分配,于是引入晋朝皇室司马家诸王势力来争夺中央大权,最后的结果是诸王们皆为皇廷中央的权力而疯狂。

不止八王的10余名亲王先后为了中央政权卷入大战,先是权谋腹黑,后是星沉血海,杀得不亦乐乎,死伤塞野。而至于意在中央大权的贾南风,却在中途便死于此场大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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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乱结果是原本作为政经中心的中原经济区遭到高度破坏,各地进入中国地区的胡人也纷纷建国造乱,搭配上当时的全球气候寒冷化和晋朝作死的政治制度架构,西晋刚控制天下连半世纪都没有,就随着五胡十六国时代的来临一死不起。偌大晋朝,只残了个东渡南逃的东晋苟延残喘。

说起身为大乱主要参与者的八王为代表的诸多亲王,可也算是晋朝特色。晋朝造成大麻烦的军事封王制度本为篡夺了曹魏政权的司马家吸取汉朝与曹家教训,为了让诸王以军事力量拱卫司马政权,保证司马家中央政权能续命成功而设计出来的产物。

与许多人概念中因为中央权力弱小才不得不在众王威胁下进行封王的想象不同,西晋的亲王其实是为了保障中央权力才被分封了出来,他们虽具有独立的军事权利,但在理论上并不拥有完整的行政权。

诸王封国的财政只能按国家规定分食三分之一。纵使选择封国官员,宗王为避免猜忌,除了挑选身边的少数亲信,既不愿、也不敢自行选官,如齐王攸、琅邪王等就曾明确地拒绝自选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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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灼在泰始、咸宁间就建议为“之国”的宗王“选中郎傅相”,而十几年后的太康末年,刘颂还上疏要求除相外,余官皆由王任命。诸王封国连属官的任命权都主要掌握在中央手中。

众多亲王的封地本质上其实是拱卫中央政权的王家军区,司马家的众王在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了增强中央权力而设置,是为了针对汉末出现的众多地方官员犯上作乱这样的现象而被分封出去的。他们最重要的机能就是监视控制各地的世家豪族以及政府官僚,防止他们威胁到司马皇家。

众王们权力的根源在于中央皇廷赋予,而不是很多人想象中所谓的“地方势力”,他们不止与地方关系薄弱,甚至“封王”本身在一些情况下都成了一种处罚手段。

西晋大臣刘颂就对此评论道:“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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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内学者以祝总斌等人为代表的学者的观点,就西晋封国在各方面受到的限制和控制而言,认为“其只不过是西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一种特殊的地方机构”。

如果不考虑时代交通条件,中央执行能力差异和人员流动控制的保险措施,这套制度甚至和现代世界上的某些地方的军区制度具有相当的相似性。

以实践来说,这样的封王机制虽然伴随时间推移仍然是可能在多代后出现地方化现象,然而在西晋这短短的几十年历史中这并未来得及发生,也因此八王之乱的众王们都是实打实的中央人员。

事实上晋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也不止分封王族于各地监控全国,配套的其他手段也有不少。

比如在晋武帝时代(265年~291年)为了进一步防患于未然,晋朝就实行过其他多种政策以强化中央力量,例如实行占田制和荫客制,就是试图在增加政府税收的同时也限制当时天下众多望族拥有土地和门客的能力。这在理论上也确实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相对力量。

如果一切都能按司马氏想象的进行,那么司马家或许也确实能安稳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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