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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唐朝到底经历了什么?

唐玄宗开元年间,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力十足,“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然而,随着历史的车轮缓缓前进,繁荣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百姓流离失所、国家民不聊生、朝堂一片混乱的场面。

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事实上,在开元盛世的繁荣下早就已经埋藏了安史之乱的种子。

祸患一:宰相集权

唐朝初期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别负责拟定圣旨、重复审查和切实实行,将完整的行政决策过程划分为三个互不相干的三部分。

且在三省六部制下,三省相互制约配合,同时又在门下省上加上政事堂,供宰相议政。如此,及保障了决策的科学性,也避免了臣子专政现象的发生。

随着时代缓缓进步,人口数量上升、土地兼并严重、边疆形势严峻等问题逐渐加重,三省六部制需要改进。

《新唐书。百官志》中记载:“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说明在唐高宗时期,三省间制约平衡被打破,而这种趋势不断延续。

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等名相辅佐唐玄宗,姚崇刚得到如此大的权力,并不敢随意使用,每次遇到官员升职加薪,都要去过问皇帝。

有一次,他又去问皇帝,可是皇帝没理他。他很慌啊,生怕哪里得罪了皇帝。后来高力士告诉他,皇上说了,只要大事让皇帝过目一下就好了,这种小事就不要去烦他了。姚崇一听,那敢情好啊,从此放宽心、大胆做,无所顾虑。

唐玄宗此举,无疑是给了宰相们巨大的特权。

然而,无论是巧合还是皇帝特意,宰相始终只有一人,特权最终也是落入这一人手中,使得委员制转化为领袖制。如此之势,若君明臣贤,则为盛世;反之,则危机重重。

祸患二:亲佞远贤

开元年间宰相集权化的最终产物是产生了一个李林甫。李林甫把持相位十几年,在开元二十四年,接替张九龄成为中书令。

虽然李林甫与安史之乱可是有着密切关系,但他也绝非是庸碌之辈。他的上任,正是由于唐玄宗知人善用。修订法典、依法治国,百姓安居乐业、各地囚犯锐减、朝廷党争渐息、国库日益充满,这都是李林甫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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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主政时,国家安定繁荣,然而他独揽大权时排除异己,阻塞君王言路,并以立仗马吓唬谏官,使他们不准讲真话。同时他不仅控制中央官僚集团,还打压各地的地方官员,其中就包括威震边疆的名将王忠嗣。

王忠嗣因幼年家父战死沙场,从小时候起就被接到宫中与太子李亨共同长大,二人交往甚密。成年以后奔赴沙场,屡建奇功,成为唐朝开国以来掌握兵权最大的将领。

李林甫担心王忠嗣会影响到他的地位,抓住一点机会就陷害王忠嗣,草莽军汉又怎会斗得过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李林甫呢?

这场战争,最终以王忠嗣抑郁而终为结束,这也是此时期的宰相与边帅斗争的一场大戏。

王忠嗣一死,太子爷也受到了巨大冲击,时刻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而李林甫担心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不断在皇帝跟前打小报告,动摇着太子地位,使得太子与唐玄宗的关系越来越淡。

祸患三:懒散倦政

早年时,唐玄宗知人善用,造就了唐朝盛世。鼎盛时期的唐朝,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写到: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

如此国泰民安的盛世唐朝,也遮住了唐玄宗的眼。一直想着年轻时的丰功伟绩,却忘了一代明君需要从头到尾的兢兢业业。据说,晚年之时,唐玄宗对高力士曾说:“如今国泰民安,国库充裕。我想多多休息一下,就将国家大事都交给李林甫怎么样?”高力士立刻阻止,唐玄宗就不高兴了,直到高力士磕头认罪才平息怒火。

唐玄宗虽有帝王头脑,但却是享乐主义奉行者,这种性格,在他的晚年暴露无遗。

开元二十八年,随着绝代佳人杨玉环来了,她善能歌善舞,通晓音律,满足了玄宗对与享乐的追求。尽管她原本是他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

唐玄宗对杨贵妃那可是宠爱至极,唐玄宗开始"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每次杨贵妃出行,车马必“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

杨贵妃喜吃荔枝,唐玄宗就命剑南每年通过驿路,马不停蹄地递送荔枝,以确保水果送到长安后,保持色味不变。

而驿路本为国家传递文书和官吏往来之用,却成为后宫享受奢侈生活之用。“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着实讽刺。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唐朝盛世,就如唐玄宗由勤政爱民到懒散倦政,一步步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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