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唐朝到底经历了什么？

唐玄宗开元年间，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力十足，“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然而，随着历史的车轮缓缓前进，繁荣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百姓流离失所、国家民不聊生、朝堂一片混乱的场面。

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事实上，在开元盛世的繁荣下早就已经埋藏了安史之乱的种子。

祸患一：宰相集权

唐朝初期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别负责拟定圣旨、重复审查和切实实行，将完整的行政决策过程划分为三个互不相干的三部分。

且在三省六部制下，三省相互制约配合，同时又在门下省上加上政事堂，供宰相议政。如此，及保障了决策的科学性，也避免了臣子专政现象的发生。

随着时代缓缓进步，人口数量上升、土地兼并严重、边疆形势严峻等问题逐渐加重，三省六部制需要改进。

《新唐书。百官志》中记载：“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说明在唐高宗时期，三省间制约平衡被打破，而这种趋势不断延续。

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等名相辅佐唐玄宗，姚崇刚得到如此大的权力，并不敢随意使用，每次遇到官员升职加薪，都要去过问皇帝。

有一次，他又去问皇帝，可是皇帝没理他。他很慌啊，生怕哪里得罪了皇帝。后来高力士告诉他，皇上说了，只要大事让皇帝过目一下就好了，这种小事就不要去烦他了。姚崇一听，那敢情好啊，从此放宽心、大胆做，无所顾虑。

唐玄宗此举，无疑是给了宰相们巨大的特权。

然而，无论是巧合还是皇帝特意，宰相始终只有一人，特权最终也是落入这一人手中，使得委员制转化为领袖制。如此之势，若君明臣贤，则为盛世;反之，则危机重重。

祸患二：亲佞远贤

开元年间宰相集权化的最终产物是产生了一个李林甫。李林甫把持相位十几年，在开元二十四年，接替张九龄成为中书令。

虽然李林甫与安史之乱可是有着密切关系，但他也绝非是庸碌之辈。他的上任，正是由于唐玄宗知人善用。修订法典、依法治国，百姓安居乐业、各地囚犯锐减、朝廷党争渐息、国库日益充满，这都是李林甫的功劳。

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唐朝到底经历了什么？

李林甫主政时，国家安定繁荣，然而他独揽大权时排除异己，阻塞君王言路，并以立仗马吓唬谏官，使他们不准讲真话。同时他不仅控制中央官僚集团，还打压各地的地方官员，其中就包括威震边疆的名将王忠嗣。

王忠嗣因幼年家父战死沙场，从小时候起就被接到宫中与太子李亨共同长大，二人交往甚密。成年以后奔赴沙场，屡建奇功，成为唐朝开国以来掌握兵权最大的将领。

李林甫担心王忠嗣会影响到他的地位，抓住一点机会就陷害王忠嗣，草莽军汉又怎会斗得过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李林甫呢?

这场战争，最终以王忠嗣抑郁而终为结束，这也是此时期的宰相与边帅斗争的一场大戏。

王忠嗣一死，太子爷也受到了巨大冲击，时刻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而李林甫担心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不断在皇帝跟前打小报告，动摇着太子地位，使得太子与唐玄宗的关系越来越淡。

祸患三：懒散倦政

早年时，唐玄宗知人善用，造就了唐朝盛世。鼎盛时期的唐朝，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写到：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

如此国泰民安的盛世唐朝，也遮住了唐玄宗的眼。一直想着年轻时的丰功伟绩，却忘了一代明君需要从头到尾的兢兢业业。据说，晚年之时，唐玄宗对高力士曾说：“如今国泰民安，国库充裕。我想多多休息一下，就将国家大事都交给李林甫怎么样?”高力士立刻阻止，唐玄宗就不高兴了，直到高力士磕头认罪才平息怒火。

唐玄宗虽有帝王头脑，但却是享乐主义奉行者，这种性格，在他的晚年暴露无遗。

开元二十八年，随着绝代佳人杨玉环来了，她善能歌善舞，通晓音律，满足了玄宗对与享乐的追求。尽管她原本是他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

唐玄宗对杨贵妃那可是宠爱至极，唐玄宗开始"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每次杨贵妃出行，车马必“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

杨贵妃喜吃荔枝，唐玄宗就命剑南每年通过驿路，马不停蹄地递送荔枝，以确保水果送到长安后，保持色味不变。

而驿路本为国家传递文书和官吏往来之用，却成为后宫享受奢侈生活之用。“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着实讽刺。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唐朝盛世，就如唐玄宗由勤政爱民到懒散倦政，一步步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