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迥异结局

郭子仪、李光弼俱为唐朝中兴名将，若论战功、军事造诣，李光弼可能要更出色一些，史家公认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但若论统御部下、为人处世，则郭子仪更胜一筹。正是因此，二人的人生结局堪称迥异，一个是“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一个则是疑惧重重、最后郁郁而终。

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迥异结局

中兴名将

郭子仪（697—781），出身官宦人家，但大器晚成,安史之乱的前一年（754），57岁的郭子仪才做到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由于次年安禄山造反，郭子仪才得以充朔方节度使，独当一面。

李光弼（708—764）本是契丹族，其父原为契丹酋长，归唐后英勇战死。烈士后代李光弼从军后，得到了名将王忠嗣的青睐与器重，常说：“光弼必居我位。”也是在754年，李光弼进为朔方节度副使。安史之乱爆发后，经郭子仪推荐，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

安史之乱初期，郭、李主要在北线（河北一带）与叛军做战。756年四月，郭、李联手连续在沙河、嘉山大破叛军名将史思明，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作为战区指挥官，郭子仪、李光弼对全国战场形势的认识亦极为深刻，联合上奏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同时请求让哥舒翰扼守潼关，“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此时，安禄山叛军在东线、南线、西线都顿于坚城之下而寸步难行，老巢范阳又处于郭子仪、李光弼的直接威胁，安禄山一时进退维谷，“议弃洛阳，走归范阳”，形势有利于唐军。

但由于玄宗的昏庸，既不准郭、李直捣范阳，又错误地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结果哥舒翰全军覆灭，形势急转直下，致使潼关、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组建朝廷，郭子仪、李光弼也只得退守河东（太原）。

肃宗称帝后，调集诸路军马，重新部署兵力，以收复失地。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军会师灵武。接着，李光弼将所部精兵留在灵武，自领五千人弱旅开赴太原，遏止叛军西进。而郭子仪则率朔方军主力承担收复长安、洛阳的重任。

李光弼到到太原后，再度与老对手史思明交战，李光弼以弱敌强、以少胜多，以绝对劣势兵力守住了太原（太原防御战是中国城市防御战的经典战例），有效地保护了唐肃宗在西北的大本营。而郭子仪则率主力，在回纥骑兵的帮助下，经一路苦战，连续收复了长安、洛阳。至此，郭、李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兴名将。

性格差异

尽管同为中兴名将，但郭子仪、李光弼的性格差异很大，甚至是截然相反。

郭子仪为人宽厚、忍让、谦虚、谨慎，深谙进退之道，很少得罪人。史书称他“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里仅举一例，就可见郭子仪的胸襟与为人。郭子仪初与李光弼“不相能，虽同席不交谈”。后来郭子仪成为李光弼的顶头上司后，光弼怕遭报复，乃跪请曰：“死所甘心，但乞贷妻子。”而郭子仪“趋堂下，握其手曰”：“今国乱主辱，非公不能定，仪岂怀私心忿哉！”两人冰释前嫌，遂同破贼，李光弼成为节度使亦是郭子仪的推荐。

李光弼为人严肃，深沉刚毅，个性极强，因此，他治军颇严，部下畏惧，这种性格经常得罪人，往往令人难以与之相处。这里也举一例，757年，李光弼赴太原遏叛军西进，但主事太原的御史崔众为人骄横，李光弼就任时不肯即时交出兵权，李光弼当即将崔众拘禁待斩。这时恰好使者奉旨宣布崔众为御史中丞，但李光弼毫不理会圣旨，“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将崔众斩首示众，“威震三军”。由此可见，若有谁犯到李光弼手里，下场注定好不了。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令两人的人生结局迥然不同。

同遭猜忌

收复两京后，758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联军共计步骑20万众，围困安庆绪于邺城（时安禄山已死，其子安庆绪即位大燕皇帝）。然而奇怪的是，唐肃宗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居然没有设置军事统帅，而是派了一个不知兵的太监鱼朝恩为监军。个中原因主要是唐肃宗经过对安史之乱的痛定思痛，对军事将领已经非常猜忌，害怕他们走安禄山的老路。所以，故意不设统帅，令各路节度使互不相属，相互牵制。而大太监鱼朝恩是皇家信得过的人，故安排此人总揽全局，监视各军。正是因此，九节度使联军互不统一，最终惨败于史思明叛军。当时诸军皆损失惨重，唯李光弼与王思礼所部全军而还。

这次惨败的责任被鱼朝恩推给了郭子仪，肃宗遂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削夺兵权。尽管将士们哭着挽留郭子仪，但皇命难违，郭子仪只得怅然离去。尽管郭子仪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这仅仅是他遭猜忌、排挤的开始。此后，郭子仪被废置多年。

郭子仪被闲废后，李光弼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统帅。面对老对手史思明的十几万精锐，李光弼审时度势，认为河阳北接泽州、潞州(治今山西晋城、长治)，利则进取，牵制史军西进；不利亦有退路，表里相应，能伸能缩，有“猿臂之势”。遂领兵2万，主动放弃洛阳，退守河阳。河阳之战，李光弼料敌在先，部署周密，凭坚拒守，择机出击，以绝对劣势兵力，杀敌两万，取得了河阳大捷，阻止了叛军西进，保全了长安。河阳大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

此时，著名的谋臣李泌建议以郭子仪统率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进军河北，与李光弼成南北夹攻之势。这个作战方案若能实行，必将加快平叛进程。但祸国殃民的宦官鱼朝恩以私害公，横加阻挠，“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随后，肃宗再度重蹈玄宗的覆辙，不顾战场实际，逼令李光弼收复洛阳，并再派鱼朝恩赴前线监军。同时，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因嫉恨李光弼军法严明，也随声附和鱼朝恩，妄称东都可取。李光弼头脑清醒，指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761年二月，在肃宗的严令下，李光弼被迫出兵，与史思明对阵于洛阳北之邙山。李光弼命唐军依险设阵，但仆固怀恩却布阵于平原开阔地。李光弼告诫他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他把军队移到险处，但勇而刚愎的仆固怀恩却拒不听命。史思明趁机袭之，唐军大败。仆固怀恩作战勇敢但刚愎自用，“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以往仆固怀恩为郭子仪属下时，郭子仪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故能悉心卖命。但李光弼“性严”，对仆固怀恩的不法行为不给情面，两人自然势如水火。由此亦可见，李光弼虽打仗在行，但在统御部下、为人处世方面，确较郭子仪略逊一筹。

邙山之败完全是由唐肃宗、鱼朝恩干预军机及仆固怀恩不听指挥造成的，尽管肃宗认识这次失败到非李光弼之错，但李光弼还是离开了平叛主战场，以“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的身份任地方军区司令。

此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指挥官是仆固怀恩。762年十月，新即位的代宗（这年四月肃宗死，代宗即位）以仆固怀恩为主要军事统帅，对史朝义（此时史思明已死于内讧）展开了最后的进攻，次年，安史之乱终于平定。而一代名将郭子仪、李光弼最终未能亲手平定叛乱，殊为可惜。

迥异结局

代宗即位后，依旧信任太监，程元振、鱼朝恩等辈继续左右朝纲，而且两人皆与李光弼不协，并不断对李光弼进行中伤。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遭程元振谗言被杀后，李光弼更是深感畏惧。在这种情况下，一代名将、执军法如山的李光弼自镇临淮（治所在徐州）后，竟不敢入朝。

763年十月，吐蕃军攻陷长安，即位不久的唐代宗仓皇逃至陕州，诏令李光弼勤王，但他因惧怕遭鱼朝恩等人陷害，虽拥重兵不敢赴援；代宗返回京师，任命李光弼为东都（洛阳）留守，以观察其意向，李光弼仍以就江、淮运粮为由，领兵返回徐州，拒不就任。李光弼历来治军严肃，发布命令时，诸将不敢仰视。但由于李光弼处危疑之地，朝廷屡次征召，他皆拥兵不敢朝，诸将因此日益不听指挥，大将田神功更是举止轻慢，李光弼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于是羞愧成疾，于764年卒于徐州，时年57岁，谥曰武穆。史家称他“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李光弼去世之时，郭子仪已经67岁了。在人生的暮年，郭子仪再一次大放异彩。先是762年，朔方发生兵变，重病将亡的肃宗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将郭子仪召入卧室，委托郭子仪平定病变，“河东之事，一以委卿”，郭子仪以其威望妥善解决了兵变。代宗即位后，郭子仪又遭宦官诋毁，再度被闲废。763年十月，吐蕃军攻占长安，唐代宗仓皇出逃，郭子仪再次临危受命，收集数千亡散士兵，承担起收复长安的重任。郭子仪被重新启用后，以其威望与谋划，迅速迫使吐蕃撤出了长安。回到长安的唐代宗感激万分地说“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764年，骁将仆固怀恩率朔方军叛唐，并勾结回纥、吐蕃军进攻东都，郭子仪再度临危受命。面对危局，郭子仪清醒地向代宗分析了局势，“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士耳。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也。”果然，郭子仪凭借其威望，使朔方兵纷纷离开仆固怀恩，重归郭子仪帐下，迫使仆固怀恩北走灵武（今宁夏灵武）。

765年，仆固怀恩又招引回纥、吐蕃、党项三十万人马卷土重来。郭子仪率领一万唐军刚到泾阳，就被回纥、吐蕃十多万人马团团围住。恰在此时，仆固怀恩暴病而死，敌军阵营产生分化，郭子仪知道机不可失，决定冒险去见回纥首领药葛罗。面对部下的疑虑与劝阻，郭子仪置生死于度外，“虏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只以数十骑至回纥军中，劝药葛罗说：“诸君同艰难久矣，何忽亡忠谊而至是耶？”凭借自己的威望，郭子仪与回纥首领面晤，竟取得奇效，使回纥军反戈一击，大破吐蕃军，为保卫唐朝的安全再建大功。此后，郭子仪驻守河中（今山西永济西）、邠州，又数次击退吐蕃入寇。

这期间，尽管郭子仪以垂暮之年苦苦维系着大唐安危，但他仍不断遭到权宦的中伤、诋毁甚至谋害。767年十二月，鱼朝恩指使恶徒盗掘郭子仪父亲之墓，但郭子仪宽厚待人，犯而不校，尽力把大事化小，“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人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769年正月，鱼朝恩邀他去章敬寺，宰相元载暗中使人告诉子仪“朝恩谋不利于公”。但以国事为重的郭子仪仍仅以家僮数人随从前往。鱼朝恩见郭子仪随从甚少，很是惊讶，子仪遂把所听到的事如实相告，并说：“恐烦公经营耳。”坏事做绝的鱼朝恩很受感动，抚膺捧手，流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史载郭子仪前后“遭罹悻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正因为这样，肃宗、代宗两代皇帝对他都由最初的不信任变为非常信任。

779年，唐代宗去世，唐德宗继位，八十三岁的郭子仪终于得以回家享福。781年，八十五岁的郭子仪去世。

郭子仪历经玄、肃、代、德四朝，身居要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唐代史臣裴垍评价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君子不之罪。”这个评价真个是精准之极。

郭子仪、李光弼俱为唐朝中兴名将，若论战功、军事造诣，李光弼可能要更出色一些，史家公认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但若论统御部下、为人处世，则郭子仪更胜一筹。正是因此，二人的人生结局堪称迥异，一个是“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一个则是疑惧重重、最后郁郁而终。

中兴名将

郭子仪（697—781），出身官宦人家，但大器晚成,安史之乱的前一年（754），57岁的郭子仪才做到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由于次年安禄山造反，郭子仪才得以充朔方节度使，独当一面。

李光弼（708—764）本是契丹族，其父原为契丹酋长，归唐后英勇战死。烈士后代李光弼从军后，得到了名将王忠嗣的青睐与器重，常说：“光弼必居我位。”也是在754年，李光弼进为朔方节度副使。安史之乱爆发后，经郭子仪推荐，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

安史之乱初期，郭、李主要在北线（河北一带）与叛军做战。756年四月，郭、李联手连续在沙河、嘉山大破叛军名将史思明，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作为战区指挥官，郭子仪、李光弼对全国战场形势的认识亦极为深刻，联合上奏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同时请求让哥舒翰扼守潼关，“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此时，安禄山叛军在东线、南线、西线都顿于坚城之下而寸步难行，老巢范阳又处于郭子仪、李光弼的直接威胁，安禄山一时进退维谷，“议弃洛阳，走归范阳”，形势有利于唐军。

但由于玄宗的昏庸，既不准郭、李直捣范阳，又错误地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结果哥舒翰全军覆灭，形势急转直下，致使潼关、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组建朝廷，郭子仪、李光弼也只得退守河东（太原）。

肃宗称帝后，调集诸路军马，重新部署兵力，以收复失地。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军会师灵武。接着，李光弼将所部精兵留在灵武，自领五千人弱旅开赴太原，遏止叛军西进。而郭子仪则率朔方军主力承担收复长安、洛阳的重任。

李光弼到到太原后，再度与老对手史思明交战，李光弼以弱敌强、以少胜多，以绝对劣势兵力守住了太原（太原防御战是中国城市防御战的经典战例），有效地保护了唐肃宗在西北的大本营。而郭子仪则率主力，在回纥骑兵的帮助下，经一路苦战，连续收复了长安、洛阳。至此，郭、李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兴名将。

性格差异

尽管同为中兴名将，但郭子仪、李光弼的性格差异很大，甚至是截然相反。

郭子仪为人宽厚、忍让、谦虚、谨慎，深谙进退之道，很少得罪人。史书称他“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里仅举一例，就可见郭子仪的胸襟与为人。郭子仪初与李光弼“不相能，虽同席不交谈”。后来郭子仪成为李光弼的顶头上司后，光弼怕遭报复，乃跪请曰：“死所甘心，但乞贷妻子。”而郭子仪“趋堂下，握其手曰”：“今国乱主辱，非公不能定，仪岂怀私心忿哉！”两人冰释前嫌，遂同破贼，李光弼成为节度使亦是郭子仪的推荐。

李光弼为人严肃，深沉刚毅，个性极强，因此，他治军颇严，部下畏惧，这种性格经常得罪人，往往令人难以与之相处。这里也举一例，757年，李光弼赴太原遏叛军西进，但主事太原的御史崔众为人骄横，李光弼就任时不肯即时交出兵权，李光弼当即将崔众拘禁待斩。这时恰好使者奉旨宣布崔众为御史中丞，但李光弼毫不理会圣旨，“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将崔众斩首示众，“威震三军”。由此可见，若有谁犯到李光弼手里，下场注定好不了。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令两人的人生结局迥然不同。

同遭猜忌

收复两京后，758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联军共计步骑20万众，围困安庆绪于邺城（时安禄山已死，其子安庆绪即位大燕皇帝）。然而奇怪的是，唐肃宗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居然没有设置军事统帅，而是派了一个不知兵的太监鱼朝恩为监军。个中原因主要是唐肃宗经过对安史之乱的痛定思痛，对军事将领已经非常猜忌，害怕他们走安禄山的老路。所以，故意不设统帅，令各路节度使互不相属，相互牵制。而大太监鱼朝恩是皇家信得过的人，故安排此人总揽全局，监视各军。正是因此，九节度使联军互不统一，最终惨败于史思明叛军。当时诸军皆损失惨重，唯李光弼与王思礼所部全军而还。

这次惨败的责任被鱼朝恩推给了郭子仪，肃宗遂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削夺兵权。尽管将士们哭着挽留郭子仪，但皇命难违，郭子仪只得怅然离去。尽管郭子仪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这仅仅是他遭猜忌、排挤的开始。此后，郭子仪被废置多年。

郭子仪被闲废后，李光弼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统帅。面对老对手史思明的十几万精锐，李光弼审时度势，认为河阳北接泽州、潞州(治今山西晋城、长治)，利则进取，牵制史军西进；不利亦有退路，表里相应，能伸能缩，有“猿臂之势”。遂领兵2万，主动放弃洛阳，退守河阳。河阳之战，李光弼料敌在先，部署周密，凭坚拒守，择机出击，以绝对劣势兵力，杀敌两万，取得了河阳大捷，阻止了叛军西进，保全了长安。河阳大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

此时，著名的谋臣李泌建议以郭子仪统率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进军河北，与李光弼成南北夹攻之势。这个作战方案若能实行，必将加快平叛进程。但祸国殃民的宦官鱼朝恩以私害公，横加阻挠，“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随后，肃宗再度重蹈玄宗的覆辙，不顾战场实际，逼令李光弼收复洛阳，并再派鱼朝恩赴前线监军。同时，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因嫉恨李光弼军法严明，也随声附和鱼朝恩，妄称东都可取。李光弼头脑清醒，指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761年二月，在肃宗的严令下，李光弼被迫出兵，与史思明对阵于洛阳北之邙山。李光弼命唐军依险设阵，但仆固怀恩却布阵于平原开阔地。李光弼告诫他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他把军队移到险处，但勇而刚愎的仆固怀恩却拒不听命。史思明趁机袭之，唐军大败。仆固怀恩作战勇敢但刚愎自用，“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以往仆固怀恩为郭子仪属下时，郭子仪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故能悉心卖命。但李光弼“性严”，对仆固怀恩的不法行为不给情面，两人自然势如水火。由此亦可见，李光弼虽打仗在行，但在统御部下、为人处世方面，确较郭子仪略逊一筹。

邙山之败完全是由唐肃宗、鱼朝恩干预军机及仆固怀恩不听指挥造成的，尽管肃宗认识这次失败到非李光弼之错，但李光弼还是离开了平叛主战场，以“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的身份任地方军区司令。

此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指挥官是仆固怀恩。762年十月，新即位的代宗（这年四月肃宗死，代宗即位）以仆固怀恩为主要军事统帅，对史朝义（此时史思明已死于内讧）展开了最后的进攻，次年，安史之乱终于平定。而一代名将郭子仪、李光弼最终未能亲手平定叛乱，殊为可惜。

迥异结局

代宗即位后，依旧信任太监，程元振、鱼朝恩等辈继续左右朝纲，而且两人皆与李光弼不协，并不断对李光弼进行中伤。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遭程元振谗言被杀后，李光弼更是深感畏惧。在这种情况下，一代名将、执军法如山的李光弼自镇临淮（治所在徐州）后，竟不敢入朝。

763年十月，吐蕃军攻陷长安，即位不久的唐代宗仓皇逃至陕州，诏令李光弼勤王，但他因惧怕遭鱼朝恩等人陷害，虽拥重兵不敢赴援；代宗返回京师，任命李光弼为东都（洛阳）留守，以观察其意向，李光弼仍以就江、淮运粮为由，领兵返回徐州，拒不就任。李光弼历来治军严肃，发布命令时，诸将不敢仰视。但由于李光弼处危疑之地，朝廷屡次征召，他皆拥兵不敢朝，诸将因此日益不听指挥，大将田神功更是举止轻慢，李光弼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于是羞愧成疾，于764年卒于徐州，时年57岁，谥曰武穆。史家称他“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李光弼去世之时，郭子仪已经67岁了。在人生的暮年，郭子仪再一次大放异彩。先是762年，朔方发生兵变，重病将亡的肃宗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将郭子仪召入卧室，委托郭子仪平定病变，“河东之事，一以委卿”，郭子仪以其威望妥善解决了兵变。代宗即位后，郭子仪又遭宦官诋毁，再度被闲废。763年十月，吐蕃军攻占长安，唐代宗仓皇出逃，郭子仪再次临危受命，收集数千亡散士兵，承担起收复长安的重任。郭子仪被重新启用后，以其威望与谋划，迅速迫使吐蕃撤出了长安。回到长安的唐代宗感激万分地说“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764年，骁将仆固怀恩率朔方军叛唐，并勾结回纥、吐蕃军进攻东都，郭子仪再度临危受命。面对危局，郭子仪清醒地向代宗分析了局势，“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士耳。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也。”果然，郭子仪凭借其威望，使朔方兵纷纷离开仆固怀恩，重归郭子仪帐下，迫使仆固怀恩北走灵武（今宁夏灵武）。

765年，仆固怀恩又招引回纥、吐蕃、党项三十万人马卷土重来。郭子仪率领一万唐军刚到泾阳，就被回纥、吐蕃十多万人马团团围住。恰在此时，仆固怀恩暴病而死，敌军阵营产生分化，郭子仪知道机不可失，决定冒险去见回纥首领药葛罗。面对部下的疑虑与劝阻，郭子仪置生死于度外，“虏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只以数十骑至回纥军中，劝药葛罗说：“诸君同艰难久矣，何忽亡忠谊而至是耶？”凭借自己的威望，郭子仪与回纥首领面晤，竟取得奇效，使回纥军反戈一击，大破吐蕃军，为保卫唐朝的安全再建大功。此后，郭子仪驻守河中（今山西永济西）、邠州，又数次击退吐蕃入寇。

这期间，尽管郭子仪以垂暮之年苦苦维系着大唐安危，但他仍不断遭到权宦的中伤、诋毁甚至谋害。767年十二月，鱼朝恩指使恶徒盗掘郭子仪父亲之墓，但郭子仪宽厚待人，犯而不校，尽力把大事化小，“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人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769年正月，鱼朝恩邀他去章敬寺，宰相元载暗中使人告诉子仪“朝恩谋不利于公”。但以国事为重的郭子仪仍仅以家僮数人随从前往。鱼朝恩见郭子仪随从甚少，很是惊讶，子仪遂把所听到的事如实相告，并说：“恐烦公经营耳。”坏事做绝的鱼朝恩很受感动，抚膺捧手，流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史载郭子仪前后“遭罹悻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正因为这样，肃宗、代宗两代皇帝对他都由最初的不信任变为非常信任。

779年，唐代宗去世，唐德宗继位，八十三岁的郭子仪终于得以回家享福。781年，八十五岁的郭子仪去世。

郭子仪历经玄、肃、代、德四朝，身居要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唐代史臣裴垍评价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君子不之罪。”这个评价真个是精准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