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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真的是因为嫪毐与太后“奸宿生子”才将他车裂吗?

嫪毐被“夷三族”的时间在当年九月,这个处刑时间应该就是嫪毐被追斩之后,拉回咸阳当众车裂的时间,问题是,叛乱的时间是秦王政九年四月,5个月后,嫪毐才被捕杀?

这是谜团之一,第二个谜团是,在政变发生时,秦王政在哪儿,嫪毐又在哪儿?

按照记载,嫪毐应该常伴帝太后左右,也就是常住雍城,而他的叛乱对象,也就是秦王政,在行冠礼时,也来到了雍城,他矫玺发兵进攻的目标也在雍城蕲年宫。

然而,战斗却发生在“咸阳”、“咸阳宫”。

第三个谜团是,政变发生时,秦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们,都在干什么?

从结果反过来看,这次叛乱,对于秦国的打击绝对不小,权倾朝野的长信侯嫪毐被断四肢,秦王的母亲被迁往雍城别居,包括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令在内的二十人被斩首,并车裂族灭,大批秦国人被株连:

之前有一千多人求做嫪毐的家臣,其中罪行重的已经被杀掉,轻罪的被罚为鬼薪,被牵连夺爵并流放蜀地的有4000多家,被安置在房陵,在今天的湖北房县,天寒地冻,有被冻死的。(此时为农历九月之后,确有可能)

一个月后的秦王政十年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国人再也不用费心纠结“与吕氏”还是“与嫪氏”了,已经连窝端了,过往,很多人从秦始皇无法接受母亲对生父秦庄襄王的背叛,所以产生了“反绿帽”报复心理,才施加了诸多残忍的刑罚,然而,如果我们看看西汉末年人刘向在《说苑》记录的齐人茅焦的劝谏,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这段记载,是比较典型的纵横家故事,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只采信了其中一部分:

这也说明司马迁所依据的《秦纪》,也就是秦国的官方记录里,是有茅焦劝谏的内容的,所以他记录了这一小段,但是,《说苑》中真正关键的,却是这句:

车裂“假父”,是为嫉妒,杀死异父弟弟,是不慈,迁母别居,是不孝,杀死劝谏的人,比拟桀纣……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天下人眼中,包括魏王君臣、齐国人茅焦,甚至秦国本国人,对于嫪毐与帝太后的私通、生子,都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反倒是秦始皇的反应,在当时人看来是“反伦理的”、“败德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结合秦国宣太后的先例,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匪夷所思,因为宣太后的执政帮手,就是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魏冉,和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芈戎,而她本人,又在宫中与义渠王生活多年,最终诱杀之,而秦昭襄王对于其母与义渠王的事儿,心知肚明,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这是上溯,下延到西汉,汉武帝母亲王皇后在进宫前生女,汉武帝亲自找回同母异父的姐姐,见《汉书·外戚传》:

“以太后故,横于京师”,已经说明了在王公贵族的眼中,同母异父的姐姐,一样有亲贵的资格,另一个例子则更为人们所熟知,就是卫青卫子夫,卫青与卫子夫就是同母异父,一样是“亲姐弟”。

所以,用后世的“贞洁观”看待战国秦汉,根本是刻舟求剑,况且,刘向本人就是西汉末年的大儒,他在取舍记录的时候,肯定也要考虑是否合乎情理的问题,如果说,茅焦的劝谏在他看来,纯属胡说八道,记录下来,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秦始皇真的是因为嫪毐与太后“奸宿生子”才将他车裂吗?秦始皇真的是因为嫪毐与太后“奸宿生子”才将他车裂吗?

当然,我们看秦始皇的诸多刻石,也能感受到他对“德化”的痴迷,可能他就是一个有强烈性道德洁癖的中二青年,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能否定,但是,从他欣然接受了茅焦的劝谏,接回了母亲到甘泉宫居住,他的愤怒绝对是有作秀成分的。

而支撑着他把这场秀贯彻到底的事实基础,只能是嫪毐的叛乱,曾经严重威胁他的人身安全,让他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借题发挥,把上至相国,下至4000家“有爵者”狠狠整治一遍。

基于这种纯政治性的认识,我们复盘一下嫪毐叛乱,上述的三个谜团,或许就能够解开了。

(1)秦王政于四年四月宿于雍城,直到乙酉日,完成冠礼。此时,嫪毐知道已被告发,紧急谋反,用王太后玺和假的秦王玺,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进攻秦王所在的雍城蕲年宫。

(2)“王知之。”但是没有说明,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知道的,而史书并未记载在蕲年宫发生战斗,说明,秦王政很可能在嫪毐调动军队时,已经知道了阴谋,所以,赶回了咸阳,避开了嫪毐的进攻。

(3)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令事后被车裂族灭,说明他们都参与了叛乱,而卫尉掌卫卒,内史掌除长安之外的各县县卒,中大夫令掌官骑,佐弋掌材官(根据详情后述),等于是嫪毐调动的军队,全部按照嫪毐的矫诏出动了,或者本就是他的党羽。

(4)秦王政赶回咸阳宫后,咸阳的正规防卫力量已经几乎被嫪毐调空,仍然有兵,且没有事后被杀的禁卫官职为,郎中令、中尉、卫将军(《二年律令》中有,秦是否有存疑),其所拥有的兵员,就是秦王政身边的“郎宦者”,也就是郎官与宦者及一部分“中尉卒”,也就是咸阳城的治安兵。(根据详情后述)

(5)嫪毐同样快速赶回了咸阳,调动舍人、党羽进攻咸阳宫,“战于咸阳宫”,也因此,秦王政一方才有“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宦官阉人都上了前线了,可见形势之危急,不过,秦王政已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平叛。

(6)得到秦王政的合法程序批准,相国与昌平君、昌文君就可以走法定程序发咸阳卒平叛,否则按照《擅兴律》随意发兵是要受重惩的,也就是说,无诏的情况下,吕不韦等人必有一定时间的“救驾来迟”,甚至是“作壁上观”。

(7)嫪毐叛军被击溃,“斩首数百”,嫪毐逃走,秦王政下令全国重金悬赏,一直到5个月后,才在好畤县斩获。需要注意的是,与嫪毐一同被车裂族灭的只有二十家,而他的舍人就有千余,斩首数百,其余轻罪为“鬼薪”,那么,被流放房陵的四千多家,就不是嫪毐的舍人,而应该是被动参与叛乱,甚至是藏匿、帮助嫪毐逃跑的秦人。

(8)从四月到九月,秦王政终于清洗完了秦国上下,尤其是咸阳城兵权的大工程,任命桓齮为将军,最终向“仲父”吕不韦摊牌,将他赶下相位。

这场政变,秦王政“终成最大赢家”。

如果我们综合回顾一下上面的种种记载,就会发现,嫪毐的叛乱发生在秦王政行冠礼的九年四月乙酉毫不奇怪,这个时间节点,实质上是帝太后“还政”与否的deadline,事实上,嫪毐是否是“真宦者”,还是自称秦王“假父”,只是两个“理由”,这个理由根本不具备影响决策的决定性效力。

真正的矛盾点在于,秦王政不希望成为傀儡,无论是帝太后,还是吕不韦,都不可以摆布他。

如果秦王政可以容忍宣太后与秦昭襄王的政治关系,那么,即使按照这个时代的生活伦理,帝太后和嫪毐的“奸情”,并没有什么不可容忍的,恰恰相反,他的“报复行为”,在时人看来,才是“逆伦”。

如果秦王政可以容忍“君相共治”,由吕不韦主持外朝,自己垂拱而治,那么,他事后对于吕不韦的追究和处置也完全不会发生,正如秦昭襄王对范睢的宽宥一样,“坐嫪毐”,肯定是可以免除的。

说到底,这是一次“假借政变”的“政变”,目的只是为了将帝太后和吕不韦的势力连根拔起,彻底掌握秦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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