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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孙权称帝比刘备曹丕晚了八九年

汉孝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窃鼎,僭越称帝;刘备不甘示弱,于次年“置百官,立宗庙”,亦称帝于成都。彼时,曹魏居中土,兵锋正盛;吴蜀则各占一州,据地利而守。天下大势,可谓三足鼎立,各有倚仗。

奇怪的是,在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孙权只是称了吴王,便再无动静。直到八九年后,他才在公元229年称帝于武昌。须知,一步落后,便步步落后。既然如此,孙权为何不早点称帝呢?

为何孙权称帝比刘备曹丕晚了八九年为何孙权称帝比刘备曹丕晚了八九年

一、时下困局:刘备东征

献帝退位,王鼎隐没,谁人不想称帝?

曹操去世前,基本扫除汉室旧臣,障碍不存,曹丕称帝业已成为定局;刘备乃汉室后裔,他打出“继汉”口号,又得士族鼎立支持,故而蜀汉立国也算顺利。相较于魏蜀两国,东吴此时面临的诸多压力,却不容小觑。

首当其冲的,便是盟友的“倒戈相向”。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于章武元年(221年)四月立国改号,但仅仅在三月之后,刘备便尽起蜀中精锐,东征伐吴。其目的不言而喻,蜀汉政权欲夺回荆州,再走“隆中对”计划。可偏偏,江东政权的立国之基,也是“全据长江以守”,对荆州无比重视。

既然吴蜀两国都对荆州势在必得,那么,在刘备业已出兵的情况下,吴蜀两国难免会为此大动干戈。前景尚未明确,孙权此时若再称帝,便将面临曹魏与蜀汉的双重打击。

据《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记载,孙权遣使向曹丕称臣后,刘晔曾力主伐吴,然而曹丕却说:“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

在魏蜀皆已立国的情况下,孙权不急于称帝,却以“蜀汉旧日盟友”的身份向曹丕称臣,即是承认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正是因为孙权这般“识时务”的表现,江东才少了一个潜在敌人。

可见,孙权不称帝看似是落后于人的“吃亏”之举,实际上,他基本没有花费太大代价,便稳住了曹魏这个头号大敌。如此一来,江东政权方能举全国之力与蜀汉作战。

二、内有隐忧:江东士夷

孙权少年登位,未免仓促,在此后数年间,他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孙权执政初期的三大难题:一者,为深险之地的山越夷民,其“游击战术”令人疲于奔命;二者,乃世仕吴地的江东豪族,实力不可谓不雄厚;三者,则是“避难扬土”的流寓士族,其中多为徐州人氏。

相较前两者,孙氏与流寓士族之间非但没有多少摩擦,而且还有着共同利益。加之孙刘联盟成立后,刘备表奏孙权为徐州牧,后者便以地方长官身份,名正言顺聚拢了张纮、诸葛瑾、步骘等知名士族为己所用。

在此期间,尽管在张昭的斡旋下,孙权与江东士族达成初步和解,山越夷民也收敛了不少,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江东士夷得不到真正解决,孙权其实很难顺利称帝。

而田余庆先生却在《秦汉魏晋史微探》中指出:“孙权统事的若干年内,由于内外条件不具备而未得以实现由得天下到治天下的转折,到建安末和黄武初始得逐步实现。”

为何在建安末到黄武初,孙权的统治会出现明显转折?

三、治国转折:士庶一体

正如上文所述,孙权此时虽未称帝,却受封吴王,成了藩国之主。亦如魏王于曹操、汉中王于刘备。王国体制的构建,为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提供了必要的法理依据。

而在此之前,孙权多年以来的苦心孤诣,也并非没有作用。一方面,他积极与北方曹氏与江东士族通婚,不断在潜移默化间提高孙氏门楣;另一方面,他又有朱治、张昭等人相助,成功征辟了诸多公族子弟入仕。

据《三国志·朱治传》记载:“然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每岁时献御,权答报过厚。”

吴中四姓(顾、陆、朱、张)的加入,让东吴政权的“江东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夷陵之战期间,陆逊作为三军统帅,带领江东军队击败刘备。这也意味着,孙氏与江东士族之间的合作,已进一步加深。

孙权称王前后,曾为孙氏肱骨的江西淮泗集团,此时已后继无力;所以孙权称王后,江东士族入仕之心更加强烈。但是,他们要逐渐取代淮泗集团,完成与孙氏共治江东的目标,却绝非是一日之功。

除此之外,常在边境作乱的山越夷民,同样需要解决。对此,唐长孺则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指出:“山民是由大族控制的,这些大族组成的宗部往往于山险之处据守,因此山越与宗部构成密切关系。”

不难推测,一旦孙氏完成了东吴政权的江东化,那么山越夷民的威胁性,便会大大减弱。到那时,缺少大族支持的山越夷民,便犹如一盘散沙,可缓缓剿之。

如此过程,虽看似简单,但也足足花费了孙权数年苦功。在将江东内部的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后,孙权距离帝位,便只有一步之遥。

四、得位须正:天命符瑞

横亘在孙权与帝位之间的“最后一步”,便是东吴政权的“名分”。须知,名不正则言不顺。孙权称帝的关键一步,也在于其帝位来源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只是在这个方面,孙权曾吃过不少亏。

早在建安年间,孙权便为自身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大伤脑筋。当时,曹魏“奉天子以令不臣”,在名义上占据高位;刘备虽然落魄,但也是汉室后裔,拥有血统的先天优势。反观孙权,只能暂时依附在孙刘联盟的“羽翼”之下。

待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孙权自知:江东政权的存在,仍缺少正统性。再加上刘备随即伐吴,联盟破裂,孙权只好“改换门庭”,承认曹丕之帝位,借此换来称藩王、立王国的机会。

在这之后,“寻求完备的天命论述”,仍是孙权称帝之前尚要跨过的最大阻碍。

彼时,曹丕以儒家“禅让”的方式建国称帝,又据中原“九州”,已占据法理与地理上的正统;刘备打出“兴复汉室,换于旧都”的旗帜,宣称自己于“建安二十六年”继承大汉国祚,亦占据名义和血统上的正统。

路被前人走窄了。无奈之下,孙权只好另辟蹊径,选择东汉王朝留下的另一种政治遗产:即曾盛行于两汉时期的天命、谶纬之说。

于是,在孙权称帝前的数年间,东吴各地总是遍布祥瑞、符兆;举国上下,也流传出不少民谣、谶言、谚语,暗示孙权“天命神授”,当为天下之主。

当时,江东士族的学术风气偏为保守,而民间又非常崇信鬼巫之说,以致于孙权对于自身正统的“宣扬工作”,反倒是十分顺利。随着各地符瑞事件的“发掘”,孙权称帝之呼声,也与日高涨。

吴黄武八年(229年),孙权于武昌称帝,改元黄龙。同时,他又敬告上天:“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

可以看到,在正统性来源的问题上,孙权采用了取巧的办法。他既没有选择继承汉室,也没有以“恢复汉室”为己任。如此一来,东吴的立国道路,便不会与魏蜀两国冲突。

五、重修盟约:平稳过渡

值得一提的是,孙权称帝后,蜀相诸葛亮力排众议,派遣陈震出使东吴,向孙权表达祝贺。权大喜,乃与陈震痛饮,而后重新缔约了孙刘盟约。

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彼时,吴蜀两国再次成为同盟,并以“二分中土”为最高目标。这便意味着,孙权以盟友身份,再次分润到了蜀汉“继承汉室”带来的正统性。如此政治手腕,不可谓不高明。

除此之外,吴蜀两国“交分中土”,遥领北方各州郡牧守、刺史,也并非只是空谈。孙权称帝后,步骘领冀州牧、朱然领兖州牧;在冀州、兖州“划”给蜀国后,二人当即“解牧职”。

吴蜀对遥领中土如此重视,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原便是正统,既然曹魏政权占据在地理上的正统,那吴蜀两国便只好通过大量遥领与虚封,以弥补自身在地理正统上的不足。

以上种种,虽看似有些多余,却是孙权称帝立国之后,能平稳过渡的有效保障措施。作为鼎力天下的三足之一,孙权在曹丕、刘备称帝后,仍能静下心来稳步发展,其手段、谋略便可见一斑。

因此,陈寿对这位吴大帝的点评,倒也颇为中肯:“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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