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说一说乾隆皇帝与法国大革命。

1789年的7月14日，法国民众攻陷了巴士底狱。这一天后来被视为法国大革命揭开序幕的日子。1789年，即大清乾隆五十四年。

乾隆知晓法国发生了大革命，与当时在宫廷服务的法国传教士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钱生于1718年，1750年来华，次年抵达北京。获乾隆接见后，便长期在宫廷任职，以其掌握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为乾隆皇帝服务（或谓点缀）。据钱德明给远在法国的妹妹的一封书信，晚年的他曾有机会返回法国：

“缘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德明将随使行也。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故普罗凡斯州知事曾接路易十六世大臣伯尔坦书，言国王将以德明所得之恩荣加之于其侄孙。”

乾隆皇帝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此说大体可信。早在康熙时代，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便遣人赠送过版画《法国最美建筑图集》，乾隆后来兴起造西洋喷泉的念头，即是翻阅该书的结果。路易十六赠送给乾隆的壁毯，是由当时法国宫廷首席画家布歇设计的，乾隆也很喜欢，将其挂在了圆明园的远瀛观。据另一位服务于宫廷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讲，乾隆看了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后，曾问他“欧洲有多少个国家及各国君主能武装多少军队”，希望了解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还询问了地图上的“新西班牙”“新荷兰”“新法兰西”等海外殖民地的名字是何意②。对乾隆来说，法国是一个有存在感的国家。

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没能实施。原因便是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事变突起，法国消息日益恶劣，德明忧悒日甚”③。钱德明是计划的推动者，也是计划的参与者（要随使团一同出行），自是需要向乾隆皇帝去解释为何计划必须推迟或者取消。如此，乾隆便知晓了法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故。

钱德明究竟如何向乾隆讲述法国大革命，是否向他介绍过主张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史料无载不得而知。可知的是，钱不太认同大革命。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革命党人处决。同年10月6日，消息传到北京，钱德明“跪地为此不幸君主祈祷，是日尚为其王举行弥撒”④。据此推测，他有可能在乾隆面前批评了革命者及其主张。

马戛尔尼使团1792年来华时的感受与见闻，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乾隆皇帝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使团成员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据斯当东耳闻到的信息，这种防范虽然没有发展到全面驱逐洋人的地步，但“已经对在华外国人的行动注意监视”，外国技匠和天文学者们同欧洲的书信往来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斯当东认为，这种做法大可不必，因为法国的传教士长期依靠汇款维持生计，而法国大革命破坏了这一点：

“现在法国的平民统治者断绝了这笔款项来源，这些传教士们比任何人都更厌恶法国革命。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受到小心而多疑的中国政府的提防。”⑤据此，斯当东将使团在清朝遭遇种种困难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乾隆皇帝害怕法国大革命，同时也害怕与法国为邻的英国使团：“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更深恶痛绝的。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

斯当东的上述印象，主要来自在华传教士，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源之一便是钱德明。

使团来华时，年逾七十的钱德明已病势颇重，但他很愿意协助使团取得成功，所以给马戛尔尼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他所了解的乾隆和清廷。信中，钱德明劝马戛尔尼不要操之过急，提醒他“中国很少有与他国缔结条约的观念”，清廷的特点是“对于任何一种新的事物最初总是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生怕自己上当吃亏”，所以许多事情必须慢慢来，不妨先建立一个友好的基础，“以后再陆续发生联系”。信中还提到，法国大革命给乾隆造成了很负面的印象，会影响他对使团的观感：

“近来广州下级官吏压迫外人的举动逐渐增加，……使节团越早来，效果越大。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

以上是斯当东的转述。钱德明原信的说法是：如果马戛尔尼使团早些到达，“在巴黎的消息尚未使政府及六部感到担忧前就到来”，那会好很多。现在，法国的动荡已经让清廷感到了害怕，使他们变得“敌视任何改革”。转述基本遵从了钱德明的原意。

乾隆皇帝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但在法国当代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看来，钱德明的说法未必可信，“仁慈的耶稣会教士是否在把他自己的恐惧说成是中国人的恐惧呢？”进而，他怀疑斯当东对钱德明说法的认同，也只是在为出使的失败寻找外部原因。佩雷菲特援引了一位当事人的看法，该当事人活跃于乾隆时代的广州：

“我怀疑法国大革命会引起清朝政府的不安。我甚至怀疑它能否理解大革命的原则（指平等、自由与天赋人权等）。”

中文史料里，确实找不到只言片语来证实乾隆对法国大革命的担忧（至少笔者未见，如有敬请分享）。以乾隆的知识结构，期望他理解法国大革命背后的思想理念与发生逻辑，也不太现实。更何况向他传递法国大革命讯息的钱德明，本就是路易十六的同情者。

有学者称，“对乾隆来说，路易十六之死远比崇祯之死所引起的震撼要强烈得多”，并将镇压白莲教等行动与之联系到了一起。该论断的想象成分显然过多。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应该是：乾隆皇帝不喜欢法国大革命，但他也不会被法国大革命“震撼”，因为他理解不了法国大革命究竟“震撼”在哪里。

真正被法国大革命震撼的，其实是邻近法国的那些欧洲国家。马戛尔尼使团回国后，在英国王室任职的讽刺作家马蒂亚斯( Thomas James Mathias)，便虚构了一首乾隆皇帝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诗作：

O’er th’astonished worldThe flag of dire EQUALITY unfurl’d,Drizzling with blood of millions streams in air,The scroll, FRATERNAL FREEDOM, DEATH, DESPAIR!

在马蒂亚斯的笔下，这位坐拥数千年古老帝国与古老政治智慧的“乾隆皇帝”现身说法，痛斥了法国大革命的领袖，说他们为了追求“可怕的平等”而让世界鲜血横流，充满了死亡与绝望。

乾隆皇帝不知道自己写过这首诗，他也理解不了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