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寡妇老被说“寡妇门前是非多”？

古代无论是男人丧妻还是女人失夫,都属于“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人间惨剧,是值得深表同情的。封建社会男人倒也罢了,死了老婆,还有大把机会接触其他异性,续弦、养小、嫖伎等等,男人是不会寂寞的。但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古代女人就要惨得多,一旦死了老公,种种清规戒律三从四德就来了,与人私通偷人要被浸猪笼,改嫁他人谓之不贞荡妇,随意接触男人谓之轻佻,“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封建帝王时代历经三千年,随着朝代兴衰更替,乱世频仍,战争不断,大量男丁远赴沙场马革裹尸,无数女子苦熬岁月青丝凌乱,朝廷庙堂之上,民间黎庶之家,寡妇无处不在,是非也无处不在,真可谓战乱与死亡同在,寡妇与是非共舞。

历代的皇帝们一个个老婆成群,世人看着只是艳羡,并不认为不合理。古代男人三妻四妾,还明目张胆四处猎艳,青楼花舫处处有,世人也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唐朝的寡妇公主们三番四次改嫁他人,大臣们就看不顺眼了,韩愈在其《外集》十卷中公开指责:“帝女为黎庶垂范,自古然也。今之不淑,与道悖矣。”后世诸多学者提到此事,也无不奉送一个“脏”字。

为什么古代寡妇老被说“寡妇门前是非多”？

民间寡妇改嫁或者出轨,更如触了雷区,宋代大儒、理学家程颐痛心疾首地说:“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在对待寡妇再嫁的问题上,居然表现得极为大方,他说:“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俸钱,分赡亲戚之贫者。伯母刘氏寡居,公奉养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从女兄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并指责程颐:“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这是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

实际上,寡妇门前之所以是非多,是因为这些是非原本就不是是非,从科学的层面来解释,就一目了然。在下不才,穷尽脑汁,从三个方面来细说其中缘故,为寡妇门前的诸多是非分辨分辨,或能开阔读者眼界,帮助了解古今社会人心。南宋的袁采说得最明白:“饮食,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求之,则为饕为馋;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狎之,则为奸为淫;财物,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得之,则为盗为贼。人惟纵欲,则争端起而狱讼兴。”

翻译过来就是,饮食是人的自然欲望,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过分追求,就是贪吃;男女之事是人的本能欲求,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采用不合理的手段去满足需要,那就地导致奸淫;财物谁都想要,是不可缺少的,但靠违反道德、法律的手段取得财物,就成了盗贼。人如果只求放纵自己的欲望,那就会引起事端触犯法律。这是很明显的社会学规律,应该为袁采鼓掌。寡妇也是人,也需要赚钱吃饭穿衣求生存,也需要行男女之事得人伦,由此产生的是是非非,大多出于别人强加在寡妇身上的“不合理”罢了。用宽容的眼光看待寡妇门前的是非,与“生我所欲,义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的儒家社会道德精神是吻合的。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寡妇门前的是非,多与性有关,寡妇只是普通女人而已,她们不是神,她们需要在生理上做到阴阳调和,维持起码的身体健康。由于女性独特的生理结构,使得女人守寡备受煎熬。身边没有男人,长夜漫漫,自然寂寞难熬,不东想西想才怪。如果女人长期性冷淡,性孤僻,明显不益于健康,特别是对守寡的女人来说更需要正常的性生活来调整身体,只要不滥性,不乱伦,就不能说寡妇有违道德。人体阴阳存在两个系统,必须保持相对平衡,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机理活动,它的机理活动,必须符合阴阳平衡,这与易理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一致。另外,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沟通交流的生理欲望,即便不是单纯的为了性的满足,寡妇与其他男人进行交往,说说笑笑,也不该成为他人眼中的是非。

从医学角度来分析,寡妇门前的是非也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寡妇的生活状况凄凉而无奈。在情感方面,从寡妇名家李清照的《一剪梅》里也能发现端倪:“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寡妇的情感世界细腻敏感,从眉头到心头,再从心头到眉头,循环往复,令人读之辛酸,难怪李商隐要问:“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真寡妇知音也!寡妇们如此“情志抑郁”,却又欲望宣泄无门,焉能不“脾胃受累,肝脾失和,百病缠身”?于是,寡妇们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计,出门惹一些“是非”,缓解心情,宣泄欲望,条达生活,摆脱不如意现实,寻求精神回归的理想归宿,何罪之有?

希望寡妇门前的是非不再是是非,寡妇们可以挺直腰杆、大大方方走出去。大胆地行“己欲之所欲”的任何事情,而不必在乎别人说是道非。断肠人已经去了天涯,现代社会却是美好的“春山”,说是道非的“行人”还远在“春山”之外,有什么好顾忌的?不要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