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发生于哪一年

武王克商之年已有44种说法

周武王率大军伐商纣王，并一举攻陷商朝都城朝歌，逼得商纣王自焚，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史称武王克商，武王伐纣，或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或称武王克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疑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从年代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分界线的推定，对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总积年的起点，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可直接影响到列王年数的估算。因而这个定点的确立，被誉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牧野之战发生于哪一年

传世文献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比较丰富，但是，武王的军队何时出征，决战的鼓声何时敲响，鹿台的大火何时点燃……传世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事件的记载虽丰富但不完整，而且真伪难辨，甚至相互抵牾，从而造成历代学者对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径庭，所推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悬殊。

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集结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学等不同学科门类二百余名专家学者，专门设置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这一课题。经过近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解决了一历史纪年中的疑难问题。

在此之前，关于武王克商之年到底有多少种说法，一直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有的说共23种，有的说共28种，一般认为最多可到30多种。在这30多种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只看到引文而不见原文，这就使各种说法越发变得扑朔迷离。通过彭林等学者对国内外文献的搜集和发掘，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已达57篇，共有44种关于克商之年的说法，其中日本学者7种，美国学者7种，英国、瑞典、韩国学者各1种，其他为中国学者的结论。这些结论每一种都来自原作，并非辗转传抄而来，从而成为有关武王克商之年最完备的第一手学术研究资料。

在彭林的主持下，学者们将搜集到的各种文献，编辑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出版。在44种说法中，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显然，以上44种说法，史上真实的克商之年只有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缜密考虑和筹划，制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与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出一个最佳年代。

沣西考古新发现

丰镐遗址是周人建都岐之后的第二个都城遗址。明清以来，许多学者试图查明丰镐的具体位置，但一直未能如愿。丰镐遗址像西方的特洛伊古城一样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1996年冬天，徐良高等考古人员开始在马王村外的空地处实施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最为理想和最具价值的就是后来在考古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的H18灰坑。

武王克商之年就包含在T1第四层和H18灰坑这一年代范围之内。

14C测年专家分别用常规法和AMS法对以上这组地层中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作了测定，其中H18第二、三层出土的碳化小米，应是当年生植物，所测年代可以反映该层的真实年龄。利用1998年树轮校正曲线对所测数据进行高精度扭摆匹配，常规14C测年法得出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为公元前1050——前1010年之间，其时间跨度为40年。用AMS测年法得出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为公元前1060——前995年，其时间跨度为65年。

琉璃河燕国墓地的发掘与断代

作为周武王最重要的辅佐臣僚之一的召公，受封的领地具体在什么地方，一直是史学界存有争议的问题。从1972年开始，由北京市文物部门组织的考古队在琉璃河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证明琉璃河就是召公的始封地。

琉璃河遗址M1193墓葬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个数值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依据。

根据琉璃河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推定，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不会晚于公元前1020年。

武王征商簋的面世

1976年3月上旬，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的农民在搞水利建设时，于地下掘出了一个铜器坑和一批铜器。轰动学术界的著名的青铜礼器——利簋就在其中。经除锈发现器底有铭文4行共32字，按照古文字学家唐兰的解释，这段铭文的大体意思是:周武王出兵征伐商纣，甲子那天的早上夺得了鼎，打胜了昏(指商纣)，推翻了商王朝。第八天辛未，武王在阑师，把铜器赏给有司利，利用来做檀公的宝器。

铭文所记的显然是周武王伐纣之事。利簋作为这次战争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武王克商年代的重要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从利簋的铭文看，武王克商的这一天正是甲子日，这个记载和许多古代文献所记的干支相合，从而证明文献至少在这一点上的记载是正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研究成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黄怀信，在对铭文作了深入考释后，用白话释解为:“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攻击，是在甲子日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才占了商都。”若以黄怀信的解释，可知利簋铭文前半部分完整地记录了武王伐纣取得最后胜利的全过程。它的价值不仅印证了文献中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朝的记载，而且印证了纣王自焚于甲子夕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克纣之日黎明的天象，为推求武王伐纣的准确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天文计算软件推算牧野之战的年代

江晓原接手“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后，在他的两名博士生兼助手钮卫星、庐仙文的协助下，采用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新思路进行探索。这种新的思路就是将史籍中已知的16种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录全部加以考虑，在逐一进行甄别后，选择相关的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以及彗星、日食、月食、历日(朔、干支)等进行研究。研究思路和方法是:首先把历代学者各种说法中的年代分布，也就是公元前1100－前1000年的百余年范围确定下来，然后把已知的16种天象放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个时间段内不可能发生，就将这种天象排除。如果计算表明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有些天象虽然可能发生，但却不能用来定年的也要排除。

按照以上的思路，江晓原与其助手在16种天象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同时又是在事先确定的100多年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天象共7种。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同时符合这7种天象的具体年代。江晓原率领专题组研究人员，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长时段计算软件DE404星历表进行推算。幸运的是，计算结果只有一个年代符合上述7种天象的条件。

最后的结论是，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在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次年即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师渡孟津，6天之后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此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江晓原等研究人员利用全新的思路研究推导出的这一成果和前人相比有本质的提升，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一次大的突破。但是尚有两点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一是公元前1045－前1044年岁星不在鹑火之次，从记载于《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中可以看出，这个记载包括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这就是“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这四条信息的后三条经江晓原等专题人员推算及多重验证，和所得的年代相当吻合。但唯独“岁在鹑火”一条不合，而这一条恰恰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并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学者们提出的第二个不足是，上述研究对《武成》历日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刘歆的定点说，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情况也多有抵牾之处。

鉴于以上情况，为慎重起见，研讨会之后，“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刘次沅，对“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结题报告进行验算。验算结果表明，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晓原的推算结果早了两年。

最终选定1046年

从江晓原的研究到刘次沅的验算，所得出的结论分别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仅有两年之差，而2000多年来，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说法却相差112年。江、刘两人的结论一下将差距缩小了56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从江晓原和刘次沅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两说都落在了14C测年技术所得结果的公元前1050——前1020年范围之内，但这两个结果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

根据“工程”专家组所定的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因一直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也就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但根据《尚书·金滕》可知，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文献记述武王克商后的史事没有一家超过4年以上。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这一说法与郑玄之说相合，都应为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前推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这个年代值其各方面的符合条件明显多于公元前1044年说，故“工程”专家组在经过反复权衡后，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也就是说，历史上流传甚为广远的牧野之战，始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某一个星光照耀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