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记载的牧野之战经过

牧野之战的战斗经过，《逸周书·克殷解》有简单的描写：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即纣)从。武王使尚父(即吕尚)与伯夫(即百夫长)致师(谓单车挑战)。王既誓(宣誓，即《书尚·牧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于火。

史书中记载的牧野之战经过

这里说，作战前，先使吕尚和百夫长“致师”。“致师”是单车驰近敌方“致其必战之志”，这在春秋时还很流行，可能起源很早。这里又说，开战时，只是“以虎贲、戎车驰商师”，该是事实。这时武王统率到牧野的军队，主力就是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

《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都说：“武王将素甲三千(《战国策)“三千”下有“领”字)，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素甲三千”就是“虎贲三千人”，“战一日”就是甲子日从早到晚打了一天。当然，在这场大战中，除了“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作为主力以外，也还有西方八国之师，看来数量也是不多的。

《史记·周本纪》说周的方面诸侯来会的有车四千乘，而商的方面发兵七十万抵拒，都不免是夸大之辞。《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说纣“将率天下甲兵百万”，“以与周武王为难”，同样是夸张的说法。商在牧野的军队人数，确是大大超过周的军队。《诗经·大雅·大明》说：“殷商之旅，其会(“会”通“於”，旌旗)如林，矢于牧野。”但是不可能多到几十万到百万，这是战国时人用当时战争情况附会的产物。

殷之所以兵多而不堪一击，首先是由于殷贵族生活奢侈腐化，沉迷酒色，政治腐败，重用所谓“暴德”、“逸德”的人，对人民十分暴虐，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以致军队在战场上倒戈而拥戴周武王。《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说：“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墨子·明鬼下》也说，牧野之战，殷人“众畔皆走(“皆”原误作“百”，从王引之改正)，武王逐奔人宫”。这时殷的军队早已丧失斗志，确是如武王《太誓》所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

其次是由于殷朝长期对四方夷戎部族的掠夺，和四方夷戎部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不仅这时西方八国随从武王伐商，参与牧野之战;而且西北戎狄早已进据中原，东方夷族也早已“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汉书·东夷传》)，使得殷的统治地盘缩小很多，只有黄河以北的京畿和黄河以南的“南国”，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特别是和强大的东夷连年战争，力量消耗很大。所以春秋时人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语)，“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栾武子语)。

同时，殷和周围方国之间也存在严重矛盾。殷不仅成为不少方国有罪的贵族逃避之所，还成为逃亡奴隶的会集之地。因此这些方国的国君都要讨伐殷王纣。春秋时楚国芋尹(官名)无宇就指出：“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杜注：“人欲致死讨纣”)。”周就是利用这个矛盾，号召诸侯联合讨殷的。

同时，殷和周围方国之间也存在严重矛盾。殷不仅成为不少方国有罪的贵族逃避之所，还成为逃亡奴隶的会集之地。因此这些方国的国君都要讨伐殷王纣。春秋时楚国芋尹(官名)无宇就指出：“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杜注：“人欲致死讨纣”)。”周就是利用这个矛盾，号召诸侯联合讨殷的。

《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所谓“伐奄三年讨其君”，是周公东征的事。所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是武王的事。这个飞廉，就是《秦本纪》所说善走的蜚廉，“蜚”、“飞”古声同通用。当是飞廉向东撤退，周师乘胜追击，直追到海边才杀死的。可以想见，杀死有力的恶来和善走的飞廉，是经过激烈战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