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家梁思成挽救日本古都

京都奈良列入保护名单 精美建筑逃过盟军轰炸

去日本旅游，就不能不去看日本两大古都京都和奈良的古建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有着极高艺术价值的古建筑能够逃过二战战火的破坏，竟要归功于一位著名的中国建筑师——梁思成。

中国建筑家梁思成挽救日本古都

童年：“我爱美丽的日本和善良的日本人民”

梁思成(1901年-1972年)是我国著名建筑家；当然，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清末改革家、国学大师梁启超之子。1901年，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他的童年时代是与因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父亲一同在日本度过的。在日期间，梁氏一家人的生活颇不稳定，先后辗转于东京、横滨和神户等地，依靠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有时几乎困难到揭不开锅，只能就着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吃米饭。

尽管生活清苦，但童年时代留给梁思成更多的是欢笑、感动和眷恋，其中最快乐的当属在神户郊区须磨度过的四年。那时，梁思成每天与兄弟一起沿田间小道步行到车站，然后乘火车到神户读书。每次乘车迟到，乘务员都为他们推迟开车时间，然后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早点起床，一定要遵守时间，火车可不等人哦。”当然，令人感怀的远不止这些。梁思成晚年曾回忆说：“五十余年来……脑子里童年的美好回忆却始终如一地萦绕着。我爱美丽的日本和我童年记忆中和蔼可亲的善良的日本人民。这里面有在幼稚园和小学里教导我的师长，有在须磨海滨教我游泳的渔人，有我坐火车上学时每天在车上照顾我的车长……还有许多当年在一起嬉戏的日本小朋友。”

梁思成与古都奈良之缘也堪称悠远。孩提时代，父亲梁启超就曾带他去奈良的法隆寺游览，并买来一只乌龟让他放生。那时正值大殿重修，父亲便花了一元钱的香资将梁思成的名字刻在了大殿的一片瓦上，以求佛祖保佑。没想到30多年后，这座古刹竟因为刻在瓦片上的这个名字而躲过了灭顶之灾。

战时：“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1912年，梁思成随父母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土，在天津安顿下来。然而，侵华日军的残暴让梁思成对日本的爱恋跌至冰点。他在《追忆中的日本》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形：“那里(天津)有日本的租界，租界内有混蛋一样的警察……除警察外还有军队，他们也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正因为如此，我一见到日本警察和军队的影子便躲得远远的，对日本的爱渐渐蒙上了憎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山西考古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得知北平沦陷，连夜返回北平。身为一名建筑学家，最残酷的事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宛平城、团河行宫等历史名城、名苑惨遭炮火摧残。面对日本人的宴会请柬，梁思成愤然拒绝，带着两三个手提箱举家出走。在逃亡过程中，梁思成一家又险些在长沙丧命于敌军的空袭。国仇未雪又添家恨，先是担任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的弟弟梁思忠，在“淞沪会战”的硝烟中英年早逝；接着在1940年，梁思成的内弟、飞行员林恒在保卫成都的空战中壮烈殉国。后来，梁思成几经辗转来到陪都重庆，却正值日军狂轰滥炸之时。面对敌机炸弹下淋漓的鲜血和无力的号哭，梁思成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出于对日本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梁思成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后，就拒绝与任何日本人来往。

日本建筑家：“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在太平洋战场，“地毯式轰炸专家”美国的李梅将军指挥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轰炸。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其位置。对于一位建筑专家来说，恐怕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美差了。他同学生罗哲文不分昼夜地绘制地图。在梁思成标记的地图中，有一份特殊的地图，上面划着两个圆圈，那便是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当梁思成将这个地图呈递到盟军司令部时，盟军的布朗森上校十分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学者要保护敌国的古建筑。梁思成解释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鉴真大师颇为赞赏的一句偈语。1200多年后，梁思成的义举无疑是对这句偈语的最佳诠释，特别是在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愤激氛围中，能保持一份学者的冷静和理性殊为不易。梁思成的提议最终被采纳，古都京都和奈良在盟军的猛烈轰炸中奇迹般得以保全，遍布二都的宫殿、城墙和寺院也毫发无损。这个让日本人一直困惑不解的谜题直到1986年罗哲文访日时才被解开。为此《朝日新闻》曾刊发了题为《古都的恩人是中国学者》的文章，盛赞梁思成的义举；日本古建筑权威福山敏男也满怀感激地说：“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念及其践行，甚至要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早了近30年。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建立在超越国仇家恨的基础之上。诚如其子梁丛诫所言：“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战争前线。”

战后：“热爱的是日本人民，憎恨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1946年，梁思成曾因公干途经日本，在目睹美国兵横行霸道的情景后，他对日本的仇恨转化为了同情。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热爱的是日本人民和日本美丽的自然，以及它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应该憎恨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晚年的梁思成曾这样描述自己对日情感的嬗变：“自懂事开始到1949年，近50年间的日本对我来说，总是交杂着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憎的矛盾思绪。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形势的变迁，我对日本的憎恨和厌恶占据了上风，以‘七·七事变’为界，对日本的爱情完全冷却下来。然而，现在又再次燃起对日本的无限爱意。”从童年的爱恋到战时的憎恨，再到战后的怀念，在情感与时间的二维空间里，梁思成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封存其中的爱恨情仇随时空的变幻此消彼涨，然而恒久不变的是超越个人情仇、民族恩怨的情感，以及对日本古都与古建筑——这些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