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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俅从小秘书到一代权臣的发迹史

跟对人,很重要

《水浒传》里说高俅是个市井小混混,小说家言,不可当真。《挥麈后录》卷七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他不但是苏东坡的秘书,还写得一手好字,抄录誊写,颇为出色。宋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东坡先生以翰林侍读双学士外调知定州,将高秘书推荐给了时任知瀛州的曾布,被曾布以“史令已多”为由婉拒,复荐其跟了好友王晋卿,也就是王诜(小说里的小王都太尉)。《水浒传》里说高俅是个市井小混混,小说家言,不可当真。《挥麈后录》卷七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他不但是苏东坡的秘书,还写得一手好字,抄录誊写,颇为出色。

高俅从小秘书到一代权臣的发迹史高俅从小秘书到一代权臣的发迹史

如此,问题也就出现了,苏东坡为何要在离京时将高俅“送”人?综合来看,应该是高俅自己想离开的,原因就在于他觉得没盼头了。

北宋中后期新旧党争异常激烈,苏东坡属于旧党。此前曾被新党折磨得够呛,“乌台诗案”就是新党整治他的经典之作。

高太后临朝那几年,旧党秉政,苏东坡受到重用,却因公开反对司马光王安石新政的全盘否定,受到了旧党的排挤,仕途一片灰暗。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新党再次上台,苏东坡外调其实是被贬。桌面上的政局变化以及主子权力的削弱,高秘书不可能瞧不出来。

跟领导出京,机关牌子小了,靠山不硬了,看不到希望了,遂请求主子利用人脉关系,给他重新选个主子。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苏东坡是个重情重义的明白人,小秘书要求“进步”的心思,他是领会的,只要不走邪路,就遂了他的愿吧。于是刚到定州的高俅又回到了京城。

有机会,要抓住

说起来呀,苏东坡对高俅实在够意思,推荐的两个主子,都很不简单。比如曾布其人,份属新党,却先后与新党主流派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关系交恶;不见容于旧党,却跟旧党大佬司马光、苏东坡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就是说,曾布是个很会做官的人,知道怎么为自己留退路,难怪《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让高俅跟曾布,靠山是选对了,可惜曾布不要,奈何!

王诜就更牛了,著名画家,贵族出身,还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后来的宋徽宗)的姑夫,皇亲国戚呀。王诜跟苏东坡交情不浅,“乌台诗案”发生时,他两是一对难兄难弟。但王诜本质上是个纨绔子弟,不涉党派之争,与苏东坡的友谊,仅限于琴棋书画饮宴唱和。让高俅跟王诜,在皇亲国戚身边混,机会肯定不会少。这不,高秘书在王诜身边干了七年,机会来了。

大概是元符二年下半年吧,王诜出任枢密都承旨,有一次上朝,遇到了端王。史料里是这么叙述的,说端王鬓角乱了,出门时忘记带蓖刀子,王诜就把自己的拿出来给端王用。端王看蓖刀子式样很可爱,王诜就说这种式样的有两把呢,回头让人把那把没用过的给您送去。晚上一下朝,果然就派高俅当差去了端王府。这对高俅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我们说,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机会只属于那些善于抓住机会的人,高俅正是个中高手。当时端王正在踢足球(蹴踘),高俅的球技也够国家队水平,为了表现自己,他一边看球一边“睥睨不已”,也就是故意流露出有点瞧不起端王球技的意思。端王一看这人表情有异,就问:莫非你也是同道中人?就叫过来试球,一试之下,果然不俗,于是就留下高俅,倚为亲信。

“小石子”发力飞腾

高俅的运气确乎好过常人,跟随端王没两月,宋哲宗死了,端王华丽变身,做了宋徽宗,高俅也就顺其自然的成为潜邸“旧臣”。这个末班车搭的太有价值了,荣华富贵说来就来,挡也挡不住。

那么,是不是说高俅马上就可以做大官了呢?也不尽然。

《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记载:“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宋徽宗倒是很想提拔高俅的,然而爱莫能助。因为朝廷有制度,祖宗有家法,文官必须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做,武官虽然不需经过科举,但高级武官的晋升必须是立过军功的才行。

高俅的文化水平比他的球技差远了,参加科考肯定没辙,只能放弃文秘老本行,从低级武官干起。当然,有最高领导的眷顾,有潜邸“旧臣”的身份,他到哪儿都是个角儿。那几年,高俅下基层,跟着大将刘仲武在西北混。崇宁三年十月打了一次不小的胜仗,功劳虽是刘仲武的,但功劳簿上肯定少不了高俅。崇宁四年五月又以武官身份随外交官林摅一起出使辽国,成功拒绝了辽对宋夏战争的“调解”,又是一个大功劳……

随着“军功”积累得越来越多,高俅这枚“小石子”终于越飞越高。《宋史》本纪云:“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十日),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另据《靖康要录》言,高俅还做过检校太保、奉国军节度使、简国公,位极人臣。

自作孽,摔得惨

秘书晋升为领导,其实也没什么,在啥位谋啥政,把工作干好,没人会说三道四,顺顺当当干到退休,保住晚节,所谓的抛物线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自以为靠山硬,人脉广,恣意弄权,胡作非为,祸国殃民,那结果就不好说了,“你懂得”。高俅就属于后者。

《东京梦华录》里说,有一次皇帝检阅水军训练情况,高俅安排“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又列两船,皆乐部。”科目训练则是“旋罗”、“海眼”、“交头”等。有音乐,有杂耍,煞是好看,可打起仗来这等花架子有用吗?还有一次是皇帝夜宿大庆殿,高俅负责安保,“兵士十余人作一队,聚首而立,凡数十队。各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曰:是。又曰:是甚人?众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瞧瞧他多会作秀,通过士兵的声音,让皇帝知道他是尽心尽职的。京城防务交给这样的人,宋徽宗也真是荒唐。

高俅抓军事不行,徇私敛财搞裙带却很有一套。

自打他发迹之后,高家老小个个“鸡犬升天”:父亲高敦复做了节度使,兄弟高伸中进士后,火箭般的升任延康殿学士,另一个兄弟高傑,做了左金吾卫大将军;高俅的儿子们也个个进入体制内,高尧卿是岳阳军承宣使,高尧辅为安国军承宣使,高尧康为桂州观察使。朝廷好像是他们家开的。他管理禁军,常挪用军队地皮盖自家宅邸,还喝兵血,克扣将士们的饷银,搞得士兵无心训练,“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靖康要录))

经过高俅的多年折腾,大宋王朝的禁军沦为了一支毫无战斗力的部队,“人不知兵,无一可用”。《靖康要录》尖锐的指出:“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高)俅恃宠营私所致。”“恃宠营私”四个字,可谓一语中的。

靖康元年,金兵来犯,宋徽宗吓得差点尿裤子,赶紧禅位。靠山靠边站了,高俅也该倒霉了。宋钦宗甫上台,第一个打击的对象,正是高俅。

先是正月六日削其兵权,任命外戚王宗濋担任殿帅;随后在正月十二日,又下令抄了他和蔡京童贯等六贼的家,获银500万两。高俅的两兄弟高傑和高伸也被抄家,由于隐匿财产还被告发贬了官。

宋徽宗南逃,高俅、童贯等扈从南下。行到中途,高俅“以疾为解,辞归京师”,五月即病重,“独死于牖下”,躲过了法律制裁。但他丝毫没有得意的理由,折腾了一辈子,聚敛无数家财,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按惯例,像他这么高级别的官员去世,“天子当挂服举哀”,但宋钦宗愣是不同意给予他这份哀荣,彻底否定了高大秘的一生。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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