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从小秘书到一代权臣的发迹史

跟对人，很重要

《水浒传》里说高俅是个市井小混混，小说家言，不可当真。《挥麈后录》卷七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他不但是苏东坡的秘书，还写得一手好字，抄录誊写，颇为出色。宋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东坡先生以翰林侍读双学士外调知定州，将高秘书推荐给了时任知瀛州的曾布，被曾布以“史令已多”为由婉拒，复荐其跟了好友王晋卿，也就是王诜(小说里的小王都太尉)。《水浒传》里说高俅是个市井小混混，小说家言，不可当真。《挥麈后录》卷七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他不但是苏东坡的秘书，还写得一手好字，抄录誊写，颇为出色。

高俅从小秘书到一代权臣的发迹史

如此，问题也就出现了，苏东坡为何要在离京时将高俅“送”人?综合来看，应该是高俅自己想离开的，原因就在于他觉得没盼头了。

北宋中后期新旧党争异常激烈，苏东坡属于旧党。此前曾被新党折磨得够呛，“乌台诗案”就是新党整治他的经典之作。

高太后临朝那几年，旧党秉政，苏东坡受到重用，却因公开反对司马光对王安石新政的全盘否定，受到了旧党的排挤，仕途一片灰暗。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新党再次上台，苏东坡外调其实是被贬。桌面上的政局变化以及主子权力的削弱，高秘书不可能瞧不出来。

跟领导出京，机关牌子小了，靠山不硬了，看不到希望了，遂请求主子利用人脉关系，给他重新选个主子。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苏东坡是个重情重义的明白人，小秘书要求“进步”的心思，他是领会的，只要不走邪路，就遂了他的愿吧。于是刚到定州的高俅又回到了京城。

有机会，要抓住

说起来呀，苏东坡对高俅实在够意思，推荐的两个主子，都很不简单。比如曾布其人，份属新党，却先后与新党主流派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关系交恶;不见容于旧党，却跟旧党大佬司马光、苏东坡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就是说，曾布是个很会做官的人，知道怎么为自己留退路，难怪《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让高俅跟曾布，靠山是选对了，可惜曾布不要，奈何!

王诜就更牛了，著名画家，贵族出身，还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后来的宋徽宗)的姑夫，皇亲国戚呀。王诜跟苏东坡交情不浅，“乌台诗案”发生时，他两是一对难兄难弟。但王诜本质上是个纨绔子弟，不涉党派之争，与苏东坡的友谊，仅限于琴棋书画饮宴唱和。让高俅跟王诜，在皇亲国戚身边混，机会肯定不会少。这不，高秘书在王诜身边干了七年，机会来了。

大概是元符二年下半年吧，王诜出任枢密都承旨，有一次上朝，遇到了端王。史料里是这么叙述的，说端王鬓角乱了，出门时忘记带蓖刀子，王诜就把自己的拿出来给端王用。端王看蓖刀子式样很可爱，王诜就说这种式样的有两把呢，回头让人把那把没用过的给您送去。晚上一下朝，果然就派高俅当差去了端王府。这对高俅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我们说，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机会只属于那些善于抓住机会的人，高俅正是个中高手。当时端王正在踢足球(蹴踘)，高俅的球技也够国家队水平，为了表现自己，他一边看球一边“睥睨不已”，也就是故意流露出有点瞧不起端王球技的意思。端王一看这人表情有异，就问：莫非你也是同道中人?就叫过来试球，一试之下，果然不俗，于是就留下高俅，倚为亲信。

“小石子”发力飞腾

高俅的运气确乎好过常人，跟随端王没两月，宋哲宗死了，端王华丽变身，做了宋徽宗，高俅也就顺其自然的成为潜邸“旧臣”。这个末班车搭的太有价值了，荣华富贵说来就来，挡也挡不住。

那么，是不是说高俅马上就可以做大官了呢?也不尽然。

《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记载：“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宋徽宗倒是很想提拔高俅的，然而爱莫能助。因为朝廷有制度，祖宗有家法，文官必须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做，武官虽然不需经过科举，但高级武官的晋升必须是立过军功的才行。

高俅的文化水平比他的球技差远了，参加科考肯定没辙，只能放弃文秘老本行，从低级武官干起。当然，有最高领导的眷顾，有潜邸“旧臣”的身份，他到哪儿都是个角儿。那几年，高俅下基层，跟着大将刘仲武在西北混。崇宁三年十月打了一次不小的胜仗，功劳虽是刘仲武的，但功劳簿上肯定少不了高俅。崇宁四年五月又以武官身份随外交官林摅一起出使辽国，成功拒绝了辽对宋夏战争的“调解”，又是一个大功劳……

随着“军功”积累得越来越多，高俅这枚“小石子”终于越飞越高。《宋史》本纪云：“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十日)，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另据《靖康要录》言，高俅还做过检校太保、奉国军节度使、简国公，位极人臣。

自作孽，摔得惨

秘书晋升为领导，其实也没什么，在啥位谋啥政，把工作干好，没人会说三道四，顺顺当当干到退休，保住晚节，所谓的抛物线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自以为靠山硬，人脉广，恣意弄权，胡作非为，祸国殃民，那结果就不好说了，“你懂得”。高俅就属于后者。

《东京梦华录》里说，有一次皇帝检阅水军训练情况，高俅安排“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又列两船，皆乐部。”科目训练则是“旋罗”、“海眼”、“交头”等。有音乐，有杂耍，煞是好看，可打起仗来这等花架子有用吗?还有一次是皇帝夜宿大庆殿，高俅负责安保,“兵士十余人作一队，聚首而立，凡数十队。各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曰：是。又曰：是甚人?众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瞧瞧他多会作秀，通过士兵的声音,让皇帝知道他是尽心尽职的。京城防务交给这样的人，宋徽宗也真是荒唐。

高俅抓军事不行，徇私敛财搞裙带却很有一套。

自打他发迹之后，高家老小个个“鸡犬升天”：父亲高敦复做了节度使，兄弟高伸中进士后，火箭般的升任延康殿学士，另一个兄弟高傑，做了左金吾卫大将军;高俅的儿子们也个个进入体制内，高尧卿是岳阳军承宣使，高尧辅为安国军承宣使，高尧康为桂州观察使。朝廷好像是他们家开的。他管理禁军，常挪用军队地皮盖自家宅邸，还喝兵血，克扣将士们的饷银，搞得士兵无心训练，“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靖康要录))

经过高俅的多年折腾，大宋王朝的禁军沦为了一支毫无战斗力的部队，“人不知兵，无一可用”。《靖康要录》尖锐的指出：“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高)俅恃宠营私所致。”“恃宠营私”四个字，可谓一语中的。

靖康元年，金兵来犯，宋徽宗吓得差点尿裤子，赶紧禅位。靠山靠边站了，高俅也该倒霉了。宋钦宗甫上台，第一个打击的对象，正是高俅。

先是正月六日削其兵权，任命外戚王宗濋担任殿帅;随后在正月十二日，又下令抄了他和蔡京、童贯等六贼的家，获银500万两。高俅的两兄弟高傑和高伸也被抄家，由于隐匿财产还被告发贬了官。

宋徽宗南逃，高俅、童贯等扈从南下。行到中途，高俅“以疾为解，辞归京师”，五月即病重，“独死于牖下”，躲过了法律制裁。但他丝毫没有得意的理由，折腾了一辈子，聚敛无数家财，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按惯例，像他这么高级别的官员去世，“天子当挂服举哀”，但宋钦宗愣是不同意给予他这份哀荣，彻底否定了高大秘的一生。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