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是怎么成为奸相的

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十五，元军大举南下， 六十三岁的宰相贾似道受命于危难之时，向年仅四岁的宋恭宗呈上了一道《出师表》，情真意切不让于诸葛亮。

贾似道在《出师表》中写道：“臣以老病之身，遭时多艰，岂复能以驱驰自勉”, “与其坐待其来，于事无补，孰若使臣决于一行，以求必胜事理，较著有不难知者”，“孤忠自誓，终始以之。臣有三子三孙，留之京师，日依帝所，以示臣无复以家为意。否则苟免而已，宁不愧死于斯言哉！深切迫切，拜表即行。”

上表第二天，贾似道亲自率军十三万，战舰两千五百艘，沿江西上，迎战一路势如破竹的元军。帝国存亡，在此一战。

贾似道是怎么成为奸相的

二月十九，宋元两军在位于安徽铜陵一带的丁家洲展开大战，宋军大将孙虎臣开战伊始便弃阵先遁，引发了宋军的大面积溃败，亲率后军在鲁港押阵的贾似道在仓皇之中，与孙虎臣一起“以单舸奔扬州”，途中试图归拢溃兵未果，还遭到了败兵的谩骂。对于权倾朝野威望极高的贾相而言，这样的轻侮和狼狈在此前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就这样，南宋在丁家洲之战中丢掉了最后一支可以与元军对峙的主力军团，非但军心丧失殆尽，沿江州郡的“小大文武将吏，降走恐后”。立国三百余年的大宋朝由此进入了倒计时。

对于此战的耻辱溃败，身在前线督师的贾似道显然要负主要责任。战后，文天祥在诗中指斥贾似道今日之败时，似乎在情感上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临阵脱逃的丧师者就是当年那个运筹帷幄一战却敌的贾大帅，“己未鄂渚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哀也!”

而贾似道呢？当他与十三万大军一块仓皇溃逃之时，不知是否还能够想起，十六年前那个雄姿英发的自己，以及成就了他令名的鄂州解围。贾似道的所有光环与荣耀，都在丁家洲一败后轰然崩塌，以至于后世在正史中将他的鄂州抗元之功一笔抹煞，刻意不传，似乎不如此就无以塑造一个统一的奸相人设。

当时还曾有诗云：“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八婆”。

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为了配合大汗蒙哥在四川的进攻，东路蒙古大军在皇弟忽必烈率领下大举渡淮，临安震动，权相丁大全甚至主张迁都避战。宋理宗赵昀此时想到了他的小舅子贾似道，遂将抗蒙兵事交由他统一指挥，令其率十万禁军救援鄂州，后还在军中火线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贾似道能为宋理宗所看重，和他的姐姐贾贵妃关系并不大， 贾贵妃已去世了十三年之久，再是什么宠妃也人走茶凉了，更何况此事关系国之存亡，远非什么赚功劳的便宜事。贾似道的上位，主要还是因为他在作为抗蒙前线的扬州治军理政成绩斐然，在淮南局部战场上曾数挫蒙军兵锋，深得朝中知兵之人的青睐，就连南宋中后期最杰出的名将孟珙，生前也据说也曾举荐过贾似道。

尽管贾似道在战事中并未显现出多少在前线亲冒矢石的临阵指挥才能，但他调配军事资源的组织天赋却是显而易见的，胜过了绝大多数同时代的宋军高级将领，更何况，贾似道还是文臣背景。几乎是在最短时间内，贾似道便率军抵达鄂州前线，一时军心大振。

无怪乎文天祥日后的惊诧，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展现出的从容与胆略与丁家洲之战中的仓皇失措判若两人，其间甚至还有亲率七百士兵突出蒙军重围，移师至黄州的个人英雄主义桥段。若非后来的身败名裂，“七百壮士”又是一个可以被后世反复改编的军事神迹。

对贾似道最高且最客观的褒奖来自他的对手，当忽必烈听闻贾似道“作木栅环城，一夕而成”时，对身边近臣说出了一句不能更高的褒奖：“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另有一则记载是，蒙军久攻鄂州不下，军中将领推诿于士人，说就是因为士人劝忽必烈少杀人，造成了鄂州没有出于恐惧而开城投降。忽必烈以贾似道为标杆驳斥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从以上两则忽必烈的言行来看，大有对贾似道惺惺相惜的意思，真心钦佩敌军统帅的军事才能。

此后没多久，蒙古军就主动撤军北返。此次撤军的主要原因固然是忽必烈急欲带兵杀回漠北，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蒙哥去世后空悬的的汗位，但是，如果不是贾似道的及时救援和坚决抵抗，忽必烈很有可能也不会放弃他起初速战速决拿下鄂州的想法，而一旦鄂州被占，之后的历史发展将会充满更多变数。

《宋史》《元史》都曾记载说，忽必烈退兵前，贾似道曾主动遣使求和，签下屈辱的城下之盟，而南宋后来亡国，则是由贾似道蒙蔽朝廷事后违约所致。对此，近年来史学界很多学者都撰文“澄清”称，贾似道并未签订什么有约束力的“鄂州和议”，更何况什么传说中的割地称臣，这只是时过境迁之后，元人为了鄂州一役无功而返大力开脱，已经为后来再次侵宋找个“欲加之罪”罢了。

何忠礼先生在《南宋政治史》一书中就写道：“这次鄂州议和，既未达成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协议，更未形成书面文字，仅仅就是双方同意议和的意向和南宋方面作出愿意妥协并交纳岁币的承诺而已”。

在何忠礼看来，在这场为时一百余天的鄂州保卫战中，是“以南宋的胜利而暂告一段落”，“不管贾似道后来的表现如何，但他作为指挥此次战争的最高统帅，亲临前线，沉着应战，力挫敌人的战功却不能抹杀”。

鄂州解围的消息传来，南宋朝野上下对贾似道大有感激涕零之感，一时声望无两。用张春晓女史在《贾似道及其文学交游研究》一书中的说法就是，“此时举国对贾似道鄂渚蒙宋之战的活国之力都深信不疑，并无异辞”，对贾似道的攻击都是丁家洲之战的后话了。

诗人刘克庄将鄂州解围视作“不世之功”，“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宋理宗说的甚至更为夸张，直指贾似道之功“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自卿建此不世之殊勋，民赖之而保其居，朕赖之而保其国”。

读历史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你会发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在不同的时间情境之下，竟会得到两种截然相反，但却同样过激的评价。

贾似道诚然是鄂州解围的头号功臣，但像宋理宗和刘克庄这样定位为 “不世之功”则过分抬高了，毕竟，若拿贾似道与采石矶大捷的功臣虞允文相比，就真是太忘形了。

不可否认，贾似道在鄂州解围之后的巨大声誉乃至过头的荣誉，部分就是他自我炒作的。贾似道回朝时上表宋理宗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一方面夸大了自己的战功，一方面又刻意忽略忽必烈撤军的主因是为了回草原争大汗之位，而至于什么“议和”，则更是绝口不提了，多少也算操纵了舆论。

但鄂州解围终究是一场胜利，虽有贾似道主动参与的溢美之处，但和后世舆论中的“讳败如胜”却是有本质性不同。肖崇林和廖寅在《“福华编”：南宋末年贾似道执政时代述论》一文中曾写道，“贾似道的显赫事功虽有虚假的一面，但真实的一面更多，他以一定的实际事功加上巧妙的欺骗，赢得了个人威望的巅峰”。

1260年四月，挟“不世之功”的贾似道入朝拜相，从此独揽大权达十五年之久，跨越了理宗、度宗和恭宗三朝。贾似道的拜相绝对算是众望所归，天下士人寄望这位中兴名臣“早早归庙廓，天下尽欢娱”，似乎只要贾相坐镇，从此天下无事，西湖歌舞可以永远的跳下去。

如果说在鄂州之战前后的贾似道是宋室功臣的话，那么，作为权相的这十五年，则是充满争议，忠奸难分了。就贾似道时代最重要的几个争议性政治事件，我们不妨一一检视。

第一，弄权。

这个的确没得洗，贾似道的确是一个权力欲极强之人，掌权后党同伐异打击政敌的确无所不用其极，弄权擅权这些词安在他身上都不为过。但是，宰相擅权在南宋中后期本就是普遍现象，宋理宗在“端平入洛”失败后早已心灰意冷无心朝政，宋度宗更就是一个耽于酒色的甩手掌柜，这个权贾似道不来“擅”，也总要有一个人来“擅”，贾似道虽弄权，却毫无僭越之举，对赵宋王朝有着起码的忠诚。

更何况，贾似道在弄权中并未做过什么特别超出底线的伤天害理之举，远非是晚明那些血淋淋的政争，更未出现过民不聊生的现象。或者说，你可以用“权臣”等略带贬义的词来定义他，他本就不是什么光明俊伟的政治家或贤相名相，然而，用“奸相”来形容他的执政生涯，至少是证据不足吧。

小人书里的贾似道弄权故事

第二，声色犬马。

《宋史》中似乎特别喜欢塑造贾似道不学无术醉生梦死的形象，一上来就说他“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就是不去说人家明明是进士出身。在那个贾似道最有名的浪荡子段子中，宋理宗夜里登高望见西湖中灯火异常，就对左右侍臣说“此必似道也”，第二天问询后果然如此，还派京尹史岩之去劝诫贾似道。但我们日常说这个段子时，往往有意无意的遗漏了一个小细节，史岩之说：“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

贾似道当权后，特别是在宋度宗即位后，的确渐渐疏于国事，五日一朝，自号“半闲老人”，但史书中把这一段时间的他塑造为只知荒淫享乐则是过于捕风捉影了，更不必说给他安上了一个这个时代最为闻名的人设：“蟋蟀丞相”，“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大事耶？”写得和网络段子一样。

《南宋传奇之蟋蟀宰相》，何冰饰演贾似道

且不说文人趣味是两宋几乎所有的重臣宰相的另一个面相，就说“只知享乐”和“权臣”这两个人设难道没有一点逻辑冲突么？有很多资料显示，贾似道在执政后期的确曾有急流勇退的想法，多次向宋度宗请辞宰相，而且并不都是所谓的“弄权要挟”之举，可以说，贾似道真的是有点干不动了，或者说，最后阶段的“倦政”也显示了他对中兴大业的幻灭。

《“福华编”：南宋末年贾似道执政时代述论》一文中则从另一个角度为贾似道“辩护”称：“贾似道以或虚或实的事功以及与理宗的特殊关系得以主导南宋最后一段时间的政局，其初亦想富国强兵，缔造一个真实的‘福华’时代，但改革的失败使其彻底绝望，遂沉浸于虚幻的‘福华’世界和醉生梦死的生活之中。”

第三，乱改革。

贾似道当政时期，为了挽救南宋日衰的国势，曾想以自己的政治威望为赌注，全力推动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公田法”，以赎买私田来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从而被后人攻击为王莽第二。

何忠礼先生曾指出，虽然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弊病，但“这绝非贾似道的罪状，而是他的一个政绩”。他在《南宋政治史》中说，宋元战争虽然激烈进行，但军饷供应却始终获得满足，“这应该说是实行公田法的最大成果”。

在某种程度上，贾似道在公田法改革中赔上了自己的声誉。《南宋政治史》写道，“贾似道所以受到后人唾骂，固然由于他的腐朽统治，促使了南宋的灭亡，但也与他推行公田法，得罪了江南的地主、士大夫有一定关系”。

第四，逼反名将刘整。

作为南宋末期的名将，刘整在1261年的降元不仅让南宋元气大伤，更让元朝多了一个熟悉宋廷虚实和军事机密的骁将，对元军打赢襄阳战役，乃至加速灭宋进程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对于刘整之降，过去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归罪于贾似道的嫉贤妒能清除异己，但事实上，虽然不能说贾似道对此不负任何责任（至少也要负上失察之失），但主要责任者还是与刘整不睦的吕文德和俞兴，“整益危不自保”才最终决定降元。

退一步说，贾似道在军中培养亲信排除异己固然损耗了宋军的很多战力，但吕文德和李庭芝这两位名将却也都被贾似道委以重任，这难道不可以说是一种识人之明么？

最中肯的意见这次还是来自忽必烈。灭宋后，忽必烈曾经问南宋的降将：“你们为何说降就降呢？”这些人回答说：“贾似道专擅国柄，只优待文官，轻视我们武官。我们早就对他不满了，所以干脆投降算了。”忽必烈勃然变色：“就算贾似道轻视你们，这也是他个人的事，你们的皇帝又哪里对不起你们了？照你们所说的，贾似道轻视你们也是应该的！”

第五，羁押蒙古使臣郝经。

贾似道为了掩盖当年在鄂州的和谈真相，秘密扣留郝经于真州长达十七年，不仅成就了对方的“苏武”之名，还成为了之后忽必烈侵宋的口实。扣押对方使臣无论从外交礼仪还是政治伦理而言都是极其不恰当的，更何况还是秘密扣押，这也足以显示了贾似道为政远非光明磊落，喜行阴谋诡计。但是，如果将扣留郝经导致蒙古出兵作为宋亡的主因，也过于书生气了，蒙古侵宋本就是处心积虑已久之事，对宋用兵也从来并未休止，没有郝经这个借口也会找其他的，对此明人曾公允的点评称，“ 如罪其羁信使之类，皆欲加之罪之辞也。”

当然，无论扣押郝经与蒙古开战有无干系，贾似道此举都不是一个自命为礼仪之邦的宰相应该做的事，可以说是丢尽大宋国格了。

第六，救援襄阳不力。

这也是贾似道一个经典的黑点，大意就是：如果不是贾似道贪于享乐，以及出于私心的刻意阻拦，襄阳本可以无限期的守下去，然后南宋也就不会被灭了。

总之，南宋的灭亡就是贾似道一人的责任，你躲掉了这个锅，却避不开下一个锅。

但事实上，襄阳之战从1267年打到1273年，历时六年苦战，大小战事上百次，贾似道和南宋以倾国之力，基本打光了手中所有的牌。在主帅方面，一开始是吕文德担任京湖制置使，总理襄藩一带战事，吕文德在1269年去世后，贾似道又任命李庭芝为京湖一带的主帅；在军将方面，用《南宋政治史》的说法就是，“南宋几乎将所有能征善战的劲卒和骁将都调集到了京湖战场”，夏贵、张世杰、范文虎，后来竟一直调到了以张顺张贵为首的民兵，你说，贾似道还可以做什么？贾似道还有什么？

毕竟，当年鄂州之战的胜利有很多偶发因素造成，你指望贾似道和宋军面对硬实力高出自己一大截的蒙古精兵，还想再创奇迹，就真的是过于苛求了。能和蒙古大军在襄阳打上六年，放在当时蒙古人征服了半个欧亚大陆的情境之下，已经算是相当难得了。

况且，若不是当年贾似道的公田法改革，连年战争的南宋拿什么和元军在襄阳以举国之力鏖战六年？即使如此，南宋也还是基本耗光了国力，当时有人评论说，“今朝廷竭天下财力以援一州而不能”。可见，贾似道和朝廷都真的尽力了。

当丁家洲战败的消息传到临安之后，贾似道本以为还能控制局势，一度还想运作迁都，给亲信韩震写信中说，“但得赵家一点血，即有兴复之望”。但光环尽失的贾似道已经没有机会了，朝中的那些曾经无比忠诚的心腹大臣们，似乎在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贾似道的敌人，用宫崎市定先生在《贾似道：南宋末年的丞相》一文中的说法，“或嚣然问责，或弹劾往事，或上书言贾似道不臣之状，或论处以极刑”。而提出极刑论的人，就是贾似道曾经最为器重的大臣陈宜中。

宋末当权士大夫之无耻可见一斑，但也可以说，精于权术和政争的贾似道在中枢提拔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如此的士风官风，贾似道岂能不败，南宋焉能不亡？

树倒猢狲散也就罢了，散了还不忘反戈一击。反倒是当年曾和贾似道姐姐争夺过皇后之位的太皇太后谢氏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亡国前还不忘优厚士大夫的传统，也算是宋室的最后一点体面了。

太皇太后本想将贾似道罢官作为了结，谁料朝中群情汹汹，无奈之后谢氏只能下令将贾似道流放至福建漳州。

此时，一个“英雄人物”出现了。德祐元年（1275年）八月，在漳州木棉庵中，与贾似道有家仇的县尉郑虎臣在木棉庵中将其杀死，有种说法是，贾似道被逼服毒自杀，谁知一时没有死透，腹泻不止，心急的郑虎臣在厕所内干掉了贾似道。

《宋史》似乎想塑造一个为天下除奸的义士形象，给郑虎臣安排了一句气冲霄汉的台词，：“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

到了后世，随着贾似道形象的不断沦落，郑虎臣的形象则不断高大，到了冯梦龙的《喻世名言》中的《木棉庵郑虎臣报冤》那里，贾似道之死已经演化为奸臣误国的道德教化故事，而就是因为教化味过浓，这也成为了冯梦龙笔下比较乏味的故事之一。

但按照宫崎市定的说法，这个所谓的为国除奸，很可能就是一个低俗的政治斗争故事，最忌惮贾似道东山再起的陈宜中指使郑虎臣杀掉了贾似道。

陈尚君先生在为《贾似道及其文学交游研究》一书作序时曾写道，“直到鲁港兵败，所有希望曾集于他一身，所有罪责也都集矢于他一人，这是贾似道的悲剧”。

贾似道依靠鄂州之战所获得的那些或真或假的荣耀，都被精于权谋的他转化为了十五年的滔天权势，但丁家洲一败，又将贾似道这些半是鞠躬尽瘁老成谋国而来，半是阴谋权斗党同伐异而来的权势，一朝之间丧失殆尽，到最后，这样一个功过互现的复杂政治人物，被脸谱化为《宋史·奸臣传》中的最后一人。

明人在笔记中也曾有言曰：“宋至度宗有必亡之势，虽得贤相亦能何为？未可专责似道也？”

关于贾似道政治形象的逆转，宫崎市定曾说：“那些曾为贾似道所笼络、重用，而最终抛弃了他的南宋大官，大多都在仕元之后埋首著述，此辈往往对贾似道进行肆意谩骂，并将南宋的灭亡归结于其一人身上”。

但又能如何去责备这些士人呢？南宋之亡，不怪贾似道和一众前辈奸臣，难道能去怪那些平庸且贪图享乐的赵家皇帝们？毕竟，他们也都算不上什么昏君暴君；或者，让这些同为士人的写史者去整体批判南宋的士大夫阶层，去批判他们“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麻木不仁？去批判他们既无理论资源也无实操能力去应对元兵来袭的巨变？这不仅是求全责备，更是整体否定了士大夫治国的合法性，这可能么？

说到底，面对横扫欧亚的无敌元军，又有谁，又有哪种万全政纲可以保得南宋江山？道德不足以亡国，但道德也不足以救国吧。

思来想去，让贾似道一人背上亡国的所有罪责，是最为便捷、最易于阐释、最顾及君臣大义的“顾全大局”之举了。

贾似道必须是一个亡国奸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