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到底算不算屈辱？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每有叛乱，常引契丹为援。公元936 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后唐末帝李从珂对抗时，向契丹主耶律德光（后称辽太宗）乞援，请求对方支持他夺取帝位。作为条件，石敬瑭答应将燕云十六州之地割让给契丹，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还进奉绢帛三十万匹。

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这十六州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所以中原王朝从后周柴荣起，就开始了与辽争夺幽云十六州的战争。

澶渊之盟到底算不算屈辱？

宋辽战争长达25年，其目的在于争夺燕云十六州。由于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重视，他们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改为东京，又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应的许多官职，视为腹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

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入寇，铁骑兵锋直指黄河边的澶州城，距离首都东京不过咫尺之遥。黑云压城城欲摧，汹汹而来的辽军将太平天子宋真宗吓坏了。而他的臣子们呢？自然也好不到哪去。在朝议中，他们甚至建议宋真宗出奔成都或者金陵，以免被辽军逮到。然而，宰相寇准坚决反对这种亡国的方案，他主张宋真宗御驾亲征，亲自坐镇澶州，与辽人决一死战。

在寇准的一直坚持下，宋真宗战战兢兢地率军到达了澶州城。天子降临，守城的宋军士气大振，不仅挫败了辽国骑兵的进攻，还幸运地用床弩一箭射杀了辽军主将。宋辽两国君主都认为此战是打不下去了，于是决定议和。

既然双方都有心和解，剩下的事情也就好办了，无非就是讨价还价上的问题了。赵恒贪图苟安，财大气粗，也不在乎钱，起先契丹派人说要宋朝归还被周世宗夺走的瓦桥关南之地，赵恒生怕失去合议机会，也怕割地求和，会遭后人唾骂，于是立即派曹利用去议和，并对他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契丹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曹利用就问底线到底是多少呢？赵恒不假思索地道：“如事不得已，百万亦可。”寇准听到之后，又暗中把曹利用叫了过去，说道：“皇上虽有百万之约，但要是超过三十万，我就砍了你的脑袋。”

曹利用领命去了辽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遂城及涿、瀛、莫三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此外，双方还就外交礼仪和彼此名分地位作了约定：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主为弟，并称萧太后为叔母。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称呼对方。这种虚构的亲属关系实际体现了双方的平等地位。

和议达成后，两军班师。宋真宗如释重负，不胜欣喜，便赋诗一首，以志其事：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

旌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

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并将这首诗镌刻于石，命名为“回銮碑”，又称“契丹出境碑”，立在宋真宗用过的御井旁。

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力量相对均衡条件下互相妥协的产物。

对辽朝来说，虽常以进取的姿态介入中原事务，每每以武力威胁南方，但似乎并未认真打算过要彻底地征服和统治整个中原地区。其期望值最多也止于索取失于后周世宗的关南之地，同时保有自辽太宗以来业已从中原攫取的好处。其武力南下的行动虽能渔利，但同样也会招致南方的打击报复。兵连祸结的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反视北宋王朝，虽自宋太宗北征屡败以来，“畏辽”心理日益弥漫，战略上渐居守势，且在地理形势、后勤补给、军事战术诸方面常陷于被动，但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庞大的军备仍令对方忌惮。具体到这次盟约的签订，如果不是宋军主力业已集结，并且在战争过程中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和打击力，那么仅凭宋朝单方面的退让求和，也是难以实现的。

尽管澶渊之盟常给人以“城下之盟”的印象，但基本内容还是平等的，北宋并没有丢太大的面子。从经济角度来看，每年三十万匹两的“岁币”对北宋并不构成沉重负担，且和平实现以后，北宋还能从双方贸易中获得大量盈余，辽朝亦可借此获得其必需物品，因而对双方都是划算的。

最重要的是，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