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李元昊与西夏佛教

西夏是宋代人对党项族所建立的大夏政权的称呼。党项族为羌族的一支，早在远古时期，就游牧生活于中国西北部地区。唐朝末年，党项首领拓拔赤辞降唐，被唐封为西戎州都督。后其首领拓拔思恭出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在收复长安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唐封其为定难军（今陕西靖边白城子）节度使，进爵夏国公，赐姓李。从此，觉项族便据有今陕北的广大地区。拓拔思恭的子孙相袭传到了宋代，其首领李继捧投附宋朝，其弟李继迁不愿归宋，率所部西迁灵州（今宁夏宁武）抗宋自立。公元1004年，继迁死，子德明立。继迁、德明父子以陕北和宁夏部分地区为基地，不断扩展势力，奠定了割据自立的基础。公元1031年，李德明死，子李元昊继位。其统治地域扩展到了东接黄河、西临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包括今陕西北部，宁夏、甘肃大部的广大地区。公元1038年，李元昊自立为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正式建立了西夏政权。西夏政权在中国北方存在至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所灭，共历十帝，一百九十年。

西夏王李元昊与西夏佛教

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人原本并不信奉佛教。据有关专家考证，西夏统治者崇奉佛教举行佛事活动约始于李德明统治时。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李德明母亲去世，下葬时德明曾要求到宋朝北方佛教中心五台山修供十座佛寺，并派致祭使者护送所供物品至五台山。这件事情说明当时佛教已成为党项王室主要的信仰。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李德明又遣人向宋朝乞请佛教大藏经，仁宗即以新刊之《开宝藏》相送。这又说明党项人对佛教信仰的不断加深，并且具备了初步的基础。

德明之子元昊，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在继位称帝前，在军事上不仅与北宋、契丹相抗衡，而且还西击回鹘（河西走廊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南攻吐蕃（青藏高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攻占兰州。这些地区均为佛教倡行之地。所以，西夏佛教又有了新的发展。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5年），李元昊献马五十匹，以向北宋求赠佛经，仁宗即赐给西夏佛经。次年，印度僧人善称等一行九人，来到西夏管辖的夏州（今陕西靖边），这些人是去北宋京师汴梁（今开封）向宋朝皇帝贡献梵经、佛骨、铜牙菩萨像而返回的。他们被李元昊强行留于驿舍，李元昊向他们索求佛经不得，便将他们关押起来。此事元昊虽显得有些不择手段，但也可以看出对佛教的迫切心情。公元1038年，李元昊于称帝前的几个月，曾上表北宋皇帝，欲派使者去五台山供献佛宝，请宋皇帝允许。据有关史料分析，他的根本目的是想窥探河东道路，为他称帝立国做准备。在这里，虔诚的礼佛盛事，又和政治斗争或间谍活动连在一起了。

李元昊于西夏立国前夕，不仅向宋朝乞请佛教大藏经，而且还令大臣野利仁荣等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民族文字。他立国称帝后，即开始组织翻译佛经，将汉文佛经转译为西夏文。这就使佛教在西夏境内的进一步流传有了坚实的基础。据有关文献记载，李元昊本人熟悉汉族文化并通晓佛学，他不但按北宋王朝的政治制度建立官制、分别服式、自建年号、增置郡州、整顿军旅、延揽人才，而且和中原王朝的帝王们一样，把佛教作为自己政治统治的补充手段。他立国称帝初年，为了发展佛教，曾使人广搜佛舍利，造龛立塔，以示供养。当时所建连云舍利塔，是西夏王朝所建最早的佛舍利塔。西夏名臣张涉奉元昊命，曾为该塔撰写了一篇塔铭，称赞李元昊敏辩迈唐尧，英雄超汉祖，钦崇佛教，悉心修饰，金乘宝界，合掌护持，等等。

除翻译佛经，供修佛舍利塔外，李元昊还延揽重用僧人，尤其是对回鹘僧人特别礼敬，并组织许多回鹘僧人翻译佛经。这些回鹘僧人对西夏佛教文化的建设和传播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李元昊不仅使僧人从事佛教事业，有时还任命僧人出使北宋或周围其它割据政权。天授礼法延祚八年（公元1045年），夏、宋议和，元昊即派西夏僧人吉外吉与法正二人到宋朝，以为答谢之使。以佛教僧人为友好往来使者，正说明李元昊广兴佛事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宗教本身。正因为这一点，李元昊特别注意北宋以来西夏汉僧的行迹。北宋有关官员曾两次分派僧人王光信与法淳到西夏行反间计，进行间谍活动，均被李元昊发现而未遂。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公元1047年），李元昊诏于兴庆府东十五里处建高台佛寺，役使民夫无数，在该寺周围又建诸佛塔，塔高数十丈以存佛教大藏经。李元昊还钦定每年四季之孟朔日为圣节，令西夏官民于该日礼佛，掀起了西夏全境信仰佛教的高潮。

李元昊广兴佛事，虽不如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帝王，但他在西夏历代帝王中，是推行佛教最为关键的人物，他的一系列与佛教有关的活动，如求藏、揽僧、修塔、建寺等，都为后来的西夏佛教提供了必要的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