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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如何评价秦始皇

要论“知名度”,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同秦始皇相比。二千多年来,历朝历代,他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自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各不相同的。

在民间,秦始皇多半是以一个暴君的面目出现的,这可以从《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这类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中看出端倪。但是,在上层统治者中间,在历代的历史学家和文人墨客中间,对他的评价就不太一样,有人持否定态度,有人持肯定态度。一般地说,前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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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籍上看,最早对秦始皇进行评价的,是当时的沛公、后来称帝的汉高祖刘邦。他在率军进入咸阳以后,召集各县的父老豪杰开会。刘邦对大家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他对秦始皇的苛法采取了批评的态度。

第一个写文章评价秦始皇的,就是汉代的文学家贾谊。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过秦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可以说成《论秦的罪过》或《论秦的过失》。

文章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说道:秦始皇发扬了六代秦王的遗志,挥动他那长长的鞭子,驾驭了整个天下。他吞并了东周和西周,灭亡了诸侯,登上了最高的地位,统治着整个的国家。他拿着棍棒,鞭笞整个天下。他威振四海:在南方,取得了百越的地方,在那里设立了桂林郡和象郡。百越各国的君王都低着头,用绳子套着自己的脖子,甘心给秦始皇当手下的官吏。还派蒙恬在北疆修长城,以为国家的屏障,把匈奴向北赶出了七百多里。从此,胡人不敢南下牧马,他们的战士也不敢向中国射箭或者报怨。这时,秦始皇废除了先王的治国办法,焚烧了百家的书籍,实行愚民政策。又拆毁一些名城,以防止这些城市再度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还杀了很多豪杰之士。没收天下的兵器,集中到咸阳,把它们销毁,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用这个办法来削弱百姓的力量……

平定六国以后,秦始皇自以为首都所在的关中地区像铜墙铁壁一样坚固。他的子孙可以世世代代当皇帝,直到千世万世。

可是,秦始皇死后,陈胜这样一个穷人的孩子,下层的百姓,才能还不到中等水平,既不贤,也不富,他率领着几百名疲惫不堪的兵士,却发动起大家向秦国攻击。他们把树枝削成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可是,天下人却都听从他的话,云集而响应,自己担着粮食,紧跟着他。

贾谊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结论式的语言,只是一些叙述。但是,如果阅读原文的话,你会发现他用了几个贬意词,如“以愚黔首”,“以弱天下之民”,从中可以看出,贾谊是不大赞成秦始皇的这些做法的。并且,他也确实写出一句结论式的评价:“仁义不施”,说秦始皇不讲仁义。但是,贾谊的这些话,对秦始皇的一些功绩,如南取百越,北逐匈奴,等等,还是用了赞赏的语气。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基本上同意贾谊的看法,所以,他的《秦始皇本纪》的后面,全文引述了《过秦论》。他说:“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他说,秦始皇很自大,自以为功劳比五帝还高,土地比三王时期还要广大,因此,不愿意与三皇五帝齐名,而是要高于他们。

后世的文人,也时而在自己的诗文中批评秦始皇。有一次,汉高祖刘邦游张良庙,让跟随他的大臣和文人赋诗。有一个叫谢宣远的人写道: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殇。

“慝”字在这里读tè,邪恶的意思。“殇”,未成年就死了的意思。“三殇”实际上指的是“苛政猛于虎”这句成语。孔子路过泰山的时候,看见一位妇女在那里哭。问她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她说,我的舅舅死于虎,我的丈夫也死于虎,现在,我的儿子又死于虎。孔子问她: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那女人说,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苛政。孔子由此得出结论说:“苛政猛子虎。”因为这个故事中死了三个人,所以又说成“三殇”。

“吞九鼎”就是夺取政权的意思,有人说,秦始皇灭周的时候,得到了象征周朝王权的九个大鼎,所以这句话肯定是说秦始皇赢政,说他苛毒、邪恶、残暴。实际上,九鼎并没有落到秦始皇手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绝对的否定秦始皇的。也有很多人对他的功绩给以了适当的肯定。比如唐代的大散文家柳宗元,在他写的《封建论》中,就对秦始皇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给予充分的肯定。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意思是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过去的诸侯国的首都都变成了郡县的城邑,还废除了那些由天子分封的侯卫,而任命了新的郡守和县令。秦国占据着天下的险要之处,把首都设在天下的上游——成阳,牢牢地控制着全国,这是他做得好的地方。但是,柳宗元也绝对不是对秦始皇全盘肯定。对秦始皇的另一面,也是有所认识的。他接着还写道:

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咎在人怨,非郡县之制失也。

柳宗元指出,秦始皇死后不几年的时间,秦的天下就土崩瓦解,是有原因的。那就是秦国役使数以万计的人,使用残暴的刑罚,榨干了百姓的财产。毛病出在这些不得人心的做法上,这并不是郡县制有什么不对。

柳宗元不但是位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政治家,一位改革派。他对秦始皇的评价,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风度。他既没有全盘肯定,也没有全盘否定秦始皇,而是肯定他的正确之处,!而否定他的错误之处。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对废除分封设立郡县提出过很精辟的看法。他说:

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七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

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

他说,郡县的制度,实际上在秦朝以前就有了。被秦国灭亡的,不过是七国的国君而已,秦国并没有把夏、商、周三代所封的所有国家都消灭掉,只是把他们分为郡,分为县,这样,就可以使那些有能力领导百姓的人成为百姓的领导者,发挥他们的才干,掌握治理百姓的法纪。这其实就是实行天下为公。

在这里,王夫之也只是肯定了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秦朝(其实是指秦始皇)所以受到后世的谴责,为他把天下看做自己的私有财产。这一方面说明王夫之并不肯定秦始皇的暴虐之处,又说明他对秦始皇的认识更深入了一层。

对秦始皇肯定得比较多一点的,是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他在《秦政记》中说:

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资徐福;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悦百姓。其他无过。

秦始皇也有些小的瑕疵,只是在建阿房宫、派三千童男女给徐福(市)去讨仙药,以及因为术士们说话不算数而把他们活埋了,从而让百姓高兴这几点上,其他方面是没有毛病的。

不管怎样说,就是在那些肯定秦始皇的人中,也是承认他的缺点的。

(此处省略17行)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肯定秦始皇的人,还是否定秦始皇的人,有两点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第一,他对中国的统一,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第二,他对中国的文化,对那时的百姓,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大功大罪。这不是太矛盾了吗?

是的,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

笔者以为,正确认识秦始皇的关键,是要看到他的变化。秦始皇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而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对他的前期和后期,应有不同的评价。我们可以大致把这两个时期分别称为秦王时期和秦皇时期。

赢政为王之初,连能不能坐稳王位都不能说是完全确定的,有成娇和嫪毐的儿子之类的竞争对手。虽然从力量上讲,他们与赢政是不成比例的,但他们毕竟是存在的,也确实曾经对他的王位构成过威胁,嫪毐就有意让他与秦王母后生的孩子为王。在他解决了嫪毐和吕不韦之后,虽然在国内基本上没有了对手,但在各国间,还有着众多的,力量也并不太弱的对手,并且,如果六国联合的话,力量是远强于秦国的。如果他不去吃掉别的国家,就有被别的国家吃掉的可能。甚至他的生命都是没有保障的,针对他的暗杀活动,见诸史籍的,最少有三次(荆轲、高渐离、项梁叔侄)。

因此,这个时候的秦王,极富雄才大略。他善于任用人才,诸如李斯、蒙氏兄弟、王贲父子、弱顿、尉缭、姚贾等等,他都肯重用或采纳他们的意见,他甚至可以接见乃至任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为使,完成重大的使命。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集中众人的智慧,形成有效的策略,取得战争或斗争的胜利。比如,秦国多次对六国使用反奸计获得成功,都是集中众人智慧的的结果。

他还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包括批评他的意见,甚至是讥笑他谩骂他的意见,只要能证明是对的,他最后总是能够接受并且改正自己的错误决定的。最典型的就是茅焦之谏和李斯的《谏逐客书》。这两个人提的意见,都是很尖锐的,但他都接受了。历史证明,他这两次改正错误,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别是收回逐客令,是一次改变历史轨迹的行动。即使是对那些他一时认识不到因而不能接受的正确意见,一旦他认识到了它的正确性,他就会当机立断,改变初衷,采纳正确的意见。王翦关于集中六十万大军灭楚的建议,就是一例。

他还礼贤下士,愿意接触不同阶层的人士,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弱顿的“不拜而见”的要求,他答应了。作为一个地位低贱的商人,他招见了巴寡妇,还为她筑了女怀清台。

正因为有这些优点,他才能表现得睿智,有谋略,从大的方面讲,常胜不败。他的反奸计、远交近攻之计、集中兵力之计,都收到了极佳的效果,从而保证了他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破竹之势,扫平六国。

当然,不是说这时候的赢政身上就没有恶的方面。有的。他的极端残忍,这时也时有表现。他杀死自己的两个异父弟弟,他杀死异母弟弟成娇,他回到已经被他征服的赵国的时候,把儿时的仇人全部活埋了……只是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他的主要的方面。

随着中国的统一,他又做出了废封建,设郡县,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重大决策。纵观这时候的秦始皇,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国王,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但是,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基本上没有公开的敌人了。在朝中,没有人同他争夺帝位。在国内,六国刚刚被压服,看不出有谁还有反抗的力量。在国外,西方还没有出现较强大的力量,北方的胡人(匈奴)和南方的百越,也都被秦打败,或者远逃,或者臣服。

在他的耳边,不同的声音出现过几次,如王绾等人要求分封,但他们都是代表腐朽和没落,不堪一击,在李斯等人的反驳和他的权力面前,几乎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从此,他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再没有人要当二十八宿,再没有人要不拜而见,有的,只是一片恭维,一片颂扬。他巡游到哪里,以李斯为首的大臣们都立碑刻石,在所到的每座山的顶峰,都要刻上颂扬的语言的顶峰。他自己也晕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是天下古往今来最不得了的人,三皇五帝全不在话下,更不用说活着的人。至于百姓,那只是供他役使的奴隶。他确实还不懂得“载舟覆舟”的道理。他甚至认为人们的嘴是可以封得住的,把书烧掉人们就再不会知道书中的道理了。

因此他失去了任何节制。他听不得任何不同的意见了,哪怕这意见是由他最重视的儿子提出来的,也要受到他的惩罚。他指示什么,立即有人去做。只要他想要的,人们一定要满足他,哪怕是根本无法满足的。他的欲望愈来愈强烈,行为愈来愈荒唐,做的坏事也就愈来愈多。

于是,焚书坑儒,修阿房宫,修骊山陵……,接踵而至,几乎天下所有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残害。于是,他成了有史以来最残忍最暴虐、害人最多的一个君主。

伟大和暴虐,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却又是现实地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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