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为何长期未获中共信任

1927年，蒋介石开始“清党”反共之时，杨虎城作为冯玉祥部队中的“小军阀”，其本人还是比较同情中共的，甚至在反共声势高涨的情况下也并没有跟随蒋介石“清党”。据1927 年冬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太和杨虎城军现状时说：“杨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都欢迎。”

杨虎城为何长期未获中共信任

然而，由于中共在“清党”中受到了严重打击，因而对所有的军阀都持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对杨也不例外。1927年11月22日，中共河南省委明确认定杨虎城“主观上认识革命的理论，坚决地实行加入工农的队伍而革命的成分是很少的。杨军官佐少数革命和反革命外，大多数都是浑浑噩噩。杨军系款项和民团凑合而成，内部非常复杂，各自成一系，每一小部分中地域观念很盛”。

192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给皖北特委的指示信更是明确称杨为“小军阀”，指出“皖北现在高（桂滋）、杨（虎城）、方（振武）、柏（文蔚）一班小军阀杂色军队统治之下，他们利益冲突，是明争暗斗的”。

基于这种判断，192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委：皖北“如果有款项领袖因偶然的投机而倾向我们，我们的工作应该一面通过他们的线索到群众中去宣传，一方面公开叫他们怎么干，如果有真无条件的执行我们吩咐的，经过了相当的时期亦可以介绍入党。杨虎城的问题便应照此一办法应付，暂时不要入党”。杨虎城入党的问题就此被搁置了。

至于考验杨虎城的问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河南省委派于基“赴太和调查实际状况，于可能时向杨提出如下条件：1.不附南京；2.赞成土地革命的武力；3. 淘汰一切犹疑和反动的分子，甚至铲除之……杨如能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即须坚决的执行：1.毫不客气的淘汰甚至杀死一切反派；……4.即开始土地革命的工作，杀豪绅官吏，没收土地分给贫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组织农协和农军，一切乡村政权归农协， 组织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可以说，从杨虎城当时的处境来看，这些条件无疑是极为苛刻的。

然而，即便是杨虎城做到了这些，也并不意味着中共就真的信任他了，因为河南省委还提出：“在杨军中做工作的同志，多没有按照党的政策去做，如没有发展下层组织和当地工农运动等等……我们要很正确地认识，杨军即使能担任上列的任务，也决不是土地革命的主力，只是一个助手，最重要的主力，是全体农民起来暴动。”

1928～1935年，中共认为在杨虎城军队中的“唯一责任”，“仍应是破坏他们的力量”

在对杨虎城的示好持不信任态度的同时，基于“军阀皆反动”的判断，加上认为“杨虎臣（即杨虎城）勾结蒋介石将要清党，非常明显”。

192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军委在处理杨虎城等部队的工作问题时，应该“在此军队中的唯一责任，仍应是破坏他们的力量……决不要因为师长、旅长、团长中有了我们几个同志或者某军长某师长等倾向我们，便梦想我们可掌握这些部队随意欲为。或更幻想为我们的力量来巩固这些部队，以便掩护工农运动甚至发动工农运动，这都是机会主义的见解”。现在的任务“是时时准备一连一连，一排一排或个人拿起武器，到工农群众中去，帮助工农暴动”。

这样，1928年4月8日，皖北特委策动刘集起义，但很快遭到失败。但中共并没有放弃努力，之后针对杨部的暴动、兵变不断，计有舞阳暴动、靖远兵变、两当兵变、蒿店兵变、耀县起义等，以至到1936 年杨与中共代表谈判时明确提出希望中共“不要煽动他的部队哗变”。这些兵变和暴动无疑加深了中共和杨虎城之间的矛盾。

杨虎城“对中共当时政策接受不了”，转投蒋介石，中共号召“推翻杨虎城军阀统治”

随着入党被拒和不断发生的兵变、暴动，杨虎城对中共的表现很是失望， 杨自己回忆说：“1927 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后，一个长时间我对共产党虽没有失望，但对中共当时的政策接受不了。”

因此，当1928年秋中共派人游说杨虎城反蒋并希望杨带领部队靠拢苏区时，杨虎城权衡利害得失，便决定与中共保持距离了。（转引自《杨虎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此后，杨虎城先后依附冯玉祥和蒋介石，充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重要职务，成为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大员。

这一阶段中共对杨虎城的基本判断始终没变，认为其在政治上是与中共对立的“小军阀”，在局部问题上与中共时有合作与妥协，带有很大的投机成分。

《陕西省军委报告》也指出，“杨虎臣对于革命本来是动摇不定的，当其困于太和无出路时，便想与我们接近，但土地革命的艰巨工作，他决然不能胜任，所以一经蒋介石派人拉拢、挑拨，感觉枪械没有出路，遂公开的向我们声明，要到南京去……（杨）普遍的在军中清党”。

《中共陕西省委为双十节告陕西民众书》（1931年10月10日）也曾宣传说：“去年国民党军阀杨虎城入关后，一切情形和冯玉祥时代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营业税、特种税、土地登记税、民团费、清乡费，各种压榨搜刮、摊派剥削、逮捕监禁，都是照旧。”

中共陕西省委视杨为反动军阀、刽子手，因此号召“暴动起来，推翻杨虎城军阀统治”，命令在杨虎城部队中工作的中共党员不断对杨部进行“瓦解兵变”，对于那些不愿意执行命令的党员就给他们扣上“叛徒”“托派”的帽子。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冲突，比如杨虎城入主陕西后决定兴修杨虎城戎装照。修水利，召回了陕西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另外还从德国重金聘请了两位水利专家，但是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杜衡却派人刺杀了两个德国专家，并且宣扬这是反帝行动。

1933年，杜衡还固执地放火烧掉了具有千年历史的香山寺，说这是反封建。这些举动造成了不好的舆论影响，也对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杨虎城虽与中共龃龉不断，但仍不愿与中共正面冲突，因此其在主政陕西时对中共仍是照顾有加。比如，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搞土地革命，杨通过杜斌丞资助刘部枪支和金钱。刘志丹在邻县被捕时，杨命南汉宸把刘接到西安秘密释放。由于杨的保护，中共在杨部的组织一直秘密存在并迅速发展。如张汉民任团长的警卫团，1934年全团有中共党员200多人。

1935年成立的绥署特务第二团有中共党员近300名。国民党特务宋志先曾说：“江西是共产党集中的地方，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 这也可以看出杨对中共的确不错。

西安事变前后，杨虎城也未获得延安的彻底信任

1935年，杨虎城对中共态度冷淡，毛判断“杨怕蒋特甚，一时当难建立积极关系”。1935年，随着中央红军长征北上陕西，中共殷切希望与坐镇陕西的杨虎城部改善关系，以便自己在陕西立足。

同时，毛泽东分析认为杨虎城所辖“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南京。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有反蒋抗日思想。这支非蒋嫡系部队，受蒋排斥。蒋把他们驱上反共战场，是想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他们与蒋的矛盾不可调和”。因而，联合杨虎城共同反蒋还是很可能的，为此中共采取了两大措施。

一是停止暴动。1935年2月，中共中央局派汪锋由上海回陕时指示说：在杨虎城部的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义，要留待将来红军进攻大城市时再行动。那时，搞里应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

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代表红军与十七路军谈判，指示说：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

1936年9月，周恩来指示汪锋：“抗日要联合多数。凡是同我党素有来往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就不在其中搞起义、搞兵变、搞分裂、搞瓦解，而要做好团结的工作……对杨虎城的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更不能拉出队伍合到阎（揆要）团来，我们绝不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队伍拉出来扩大红军。”而此时距离西安事变的发动仅剩三个月。

二是利用杨虎城与蒋介石、张学良的矛盾瓦解他们的关系。毛泽东、彭德怀于1935年12月5日致信杨虎城说：“张学良卖国成性……乃闻阁下之孙、冯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鄙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 张汉民之覆撤。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眈眈者究是何人？蒋介石四十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炎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靖绥主任、地方权力，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

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密友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诫杨虎城说，陕甘地方势力，如果不跟红军合作，则必然完全受蒋、张控制，以致尽失容身之所：“蒋、张势力布满陕甘，杨虎臣先生如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形不可言论。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臣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历史图存之根本之计。日本军力现已发动平津，控制之后，转瞬即及山陕。蒋虽让出陕甘地方政权于张学良，但蒋之四十余团兵力仍实际的控制陕甘。张学良主力入陕，一面固为对付红军，一面实欲对付虎臣先生。臣榻之侧，势浃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划， 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臣先生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宝珊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闻先生与之有旧，能为先容，曷胜祷企。”

然而，杨虎城此时对中共虽然多有照顾，但对中共的这些示好举动却并不感兴趣。1935年底，毛泽东派汪锋去见杨虎城，杨似乎有意不与中共中央发生任何关系，表现得非常冷淡。1936年4月中旬， 毛泽东又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杨虎城，杨竟推诿不见。这些都使中共领导人对杨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毛泽东断定：“杨虎城怕蒋特甚，一时当难与我们建立积极关系。”

据中共特使王世英后来回忆说：实际上，杨虎城封存有两大疑虑：一是“害怕暴露，因为他部下有一个师长叫冯钦哉，同蒋介石有勾结”。还“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怕蒋发觉而迟缓。杨胆子很小”。二是“因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与十七路军曾订有互不侵犯协议，红军片面毁约，杨恐共产党不能遵守信义”。杨虎城的态度与当时一批试图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的地方军阀相似，他们一方面到处给自己留下后路，愿意与中共保持接触，另一方面又不愿同中共明确合作反蒋的关系。

因此王世英评价说，这种人“凡事谨慎机警，鬼心眼儿特别多，深恐上当，于己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摊子搞光，地位弄丢”。

杨虎城对中共若即若离，毛泽东写信要求其明确表态“为友还是为敌”

杨虎城对中共的这种冷漠态度在1936年6月发生了改变，因为此时杨因发现部下几个团长被蒋收买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因而“表示极迫切与我方联合及求助”。但中共方面显然已经对杨虎城产生了怀疑，一直负责十七路军交通线，对十七路军情况十分了解的梁明德明确认为，“对杨不要估计过高”。即使是这次杨主动找红军，看上去也“还不是十分需要，不过作一种不要断的声势”。

果不其然，在之后几个月的接触中，杨虎城与中共都若即若离，双方几经接触，秘密协定也成就了几个，具体落实的其实只有停战与交通两项，而交通还不能运货，只能过人。正因为如此，中共内部对联合杨虎城的结果多不乐观。

1936年7月30日，谢华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第一次报告中说：“上海中央派我到西北来发动西北抗日工作。在这半年当中，与十七路军谈判很多，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讨论……他们态度还好，但缺乏勇气，不敢发动。……我们现在还是耐心地进行讨论的工作，我们认为不到绝望的时候决不放弃这种谈判。”

杨虎城这种犹疑不定的态度让毛泽东很恼火，因此他在1936年8月亲自写信给杨虎城，要求其表明态度：“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无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然而，杨虎城的态度并没有多少改变，直到1936年9月两广事变平息后，杨虎城担心蒋介石腾出手来对自己和十七路军不利， 害怕蒋调集大军夺取整个陕西的实际控制权，自己地盘全失，因而“甚觉形势急迫”。

蒋介石的压力终于促使杨决意与中共合作，他在9月上旬向中共代表提议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反蒋。中共代表叶剑英、刘鼎随后特别就杨虎城态度的突然激进电告中共中央说：“西安空气大有变动，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前此所谓落后分子已大有变动。”这里所说的“前此所谓落后分子”，指的就是杨虎城（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此后，双方终于开始积极合作。

　西安事变中，杨曾对地下党抱怨：“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然而，尽管双方开始全力合作反蒋，并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但中共对杨是“军阀”的固有印象很难轻易消除，并且杨在之前的犹豫反复也让中共难以完全信任他。在这种情况下，在西安事变中，尽管中共视张、杨为友军，但始终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比如在西安事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曾电令潘汉年转告蒋介石，“在一致对日立场上，他们决不会造成割据及妨碍国防政策的，假如他们不对，我们当同蒋一道干涉他们。”（《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

同时，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国际记者史沫特莱擅自公布了蒋介石与中共谈判时的秘密承诺，宋子文就此事质问同样为共产国际服务的宋庆龄，宋在写给王明的信中说：“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由此可知，在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心目中，杨虎城始终是个随时可以牺牲的“外人”。

对此杨也心知肚明，当中共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杨就对中共党员南汉宸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后来杨还向周恩来表示“愿意做你们政策牺牲品”。

此外，杨还对主战的孔从周、李振西说：“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大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402页。）由此可见，他对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也是有成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评价杨虎城：“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尽管中共和杨虎城都对对方颇有微词，但西安事变的确对后来中共在西北立足居功至伟，随着杨虎城出洋和1937年11月杨虎城回国后被蒋介石囚禁，此后中共与杨再无利益纠葛。

西安事变后中共在与国民党缠斗中屡屡提及释放张、杨的事情。比如1946年1月14日，周恩来明确提出：“放人（指张、杨）这件事立即可做。……西安事变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不念旧恶， 是中国人民的美德，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张、杨始终给予极高评价， 比如1956年11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道：“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

晚年毛泽东在读《唐书· 徐有功传》时还想到了杨虎城，他在批注中说：“岳飞、文天祥、曾靖、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可见其对杨氏评价之高。

来源：国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