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的时候蒋介石在哪里？

回首20世纪的中国，在这个时间段，至少发生过两件大事。

第一件：四十六年前的九月十三日，一架三叉戟飞机坠毁于外蒙古温度尔汗，消息传来，举国为之震惊；

第二件：八十六年前的今天，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炮击沈阳北大营，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使东三省迅速被日军占领，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老帅张作霖苦心经营的基业，竟一朝让与敌手。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的时候蒋介石在哪里？

到底是谁下了不抵抗命令？

多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每谈及此事，一般都说是 蒋介石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张学良本想抗日、报效祖国，无奈军令难违，只好忍痛撤军。 回想中学时代，历史老师讲到九一八，是不是义愤填膺、激动万分？他／她一边怒斥老蒋的卖国行径，一边讴歌民族英雄张学良．讲台下的你是不是深信不疑，也跟着痛骂老蒋，支持少帅？

有的说法甚至非常夸张，说九一八事变当晚， 张学良给蒋介石发了十几封电报，强烈要求抵抗，蒋介石也回了十几封电报，通通不准 ，这就好比岳飞大破金兵，要进兵开封，宋高宗连下十几道金牌要求其撤军。还有说章太炎曾北上面见张学良，质问其为何不抵抗，张学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人展示蒋介石不抵抗命令， 据说这些密令被于凤至藏在了伦敦汇丰银行。

六十年后，张学良本人澄清了事实。 1991年，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 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

张学良回答说:“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 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 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 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是我下的指令, 与蒋介石无关。”至于密令的问题，张学良也有解答：“我是封疆大吏, 中东路, 九一八事件, 对苏、日关系, 平时我有自主权, 不能说有了事, 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 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

张学良的自主权

蒋介石死于1975年4月5日，蒋经国去世于1988年1月13日，到90年代李登辉执政时期，台湾的蒋家王朝已经奔溃．张学良既然重获自由，谈及历史问题，也不会有什么顾忌了。 正如其所言，他是封疆大吏，是执掌一方大权的军阀首领，有相当大（绝对）的自主权。 他和蒋介石，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双方更接近一种 同盟关系 。

要做类比的话，可以将他们比做楚汉战争后期的刘邦与韩信。 当时刘邦和韩信等人约好，大家一同攻打项羽，来个致命一击。结果开战后，韩、彭军队连影子都没看到。于是张良对刘邦说，你不给人家好处，人家不来啊。这样吧，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陈以东到大海的土地，给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给彭越。刘邦没什么办法，批准了，该给的利益得给啊。韩、彭接到许诺，当即同意出兵，很快，项羽兵败垓下，身首异处。

中原大战时，张学良的行为简直是韩信的翻版，蒋介石请他出兵入关，攻打阎锡山、冯玉祥。 张学良按兵不动，隔岸观火，等蒋军攻下济南，胜负已明，好处费送到了，黄河以北的土地也承诺给东北军了，张学良这才决定：出兵，维护国家统一。所以蒋介石如果真下了什么不抵抗命令，张学良想抵抗，完全可以不理会，可他并没有这样做。蒋介石自己也说，东北相当于独立王国： “军权政权财权, 俨然独立, 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

张学良的不抵抗，在锦州之战体现的尤为明显。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介石下野后的国民政府，都在12月发过电报，要求张学良必须抵抗，之前九一八，有人说可能是蒋介石下了令，可锦州之战，张学良仍不抵抗。以下是蒋介石的电报原文：

《蒋主席致张学良副司令令锦州军队切勿撤退电》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八日

万急，北平副司令勋鉴，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近情如何？盼复。中正。齐未

这是国民政府二十五日的电报原文：

《国民政府令张学良主任对日军攻锦应积极抵抗电》

中国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电

张主任学良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本日决议，对日军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据此，应即电令该主任，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并将办理情形，按日呈报，毋稍懈怠，此令。国民政府有戍。

三十日也发了电报，重申之前的要求，重点如下：

…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咨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需预先防止。总之，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国民政府卅亥印。

话已经说的很直白了。你是军人，守卫领土是你的神圣职责，老百姓希望你抵抗，外交的形势也需要你抵抗。可结果呢？张学良仍然坚持不抵抗政策，无视蒋介石与中央政府的反复劝告，擅自把军队撤离。他宁愿背负“不抵抗将军”的千古恶名，也不愿意抗日。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愿意抵抗呢？

首先，实力的差距下，张学良有恐日情节，对关东军当天的行动也存在误判． 在张看来，如果和日本、苏联这类国家开战，弱小的东北军必败无疑。多年后，他在《杂忆随感录》中引述到：“在民国十九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是抵抗了吗？闹了个损兵折将，大为失败，内外责言”。

光绪末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主战场就在东北。日本人打败俄国人，这件事情令许多东北军老将印象深刻，等到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又被苏联打得满地找牙，他们自然就会联想，连俄国人都打不过，要是和日本人交手，岂不是更够呛了？ 九一八当晚，张学良以为日军是挑事，就像中东路事件的苏联一样，满足了要求就会撤兵，谁曾想对方的要求就是领土．

事变发生时，张学良说：“这次挑衅的举动, 来势很大, 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 守土有责, 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联队, 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 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

实际上张学良没有正确认识局势，对于要不要出兵中国，日本内部存在矛盾，当时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不过两万多人，而东三省的中国军队却有二十多万，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军的装备算好的了，纵使他们再弱、再烂，十倍于敌，也未必无法取胜。 可张学良畏敌如虎，令关东军轻易得逞，如此一来，日本国内的反对派也就无话可说了。只要付出微小的代价，就能获得巨大的回报，这种买卖，谁会拒绝呀！更何况当时日本受经济危机影响，日子并不好过．对外侵略，可以缓解危机，转移国内矛盾，在这方面，他们有迫切的需要。

其次是为了保存实力，张学良年纪轻轻，就能割据一方，当上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靠的是什么？就是父亲留给他的几十万东北军。换句话说，没有这支军队，张学良什么都不是。前面我们提到了，张少帅认为：和日本交战，东北军毫无胜算，既然知道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呢？保存实力更为要紧。于学忠曾劝张学良：虽然我们要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可好歹也牺牲几个旅，做做姿态，告诉老百姓，我们是要抗日的，但张学良不同意，几个旅也是部队呀，舍不得。他曾经告诉下属们：“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 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民族英雄”不过是虚名，活生生的部队才是能够倚仗的力量。东北丢了，还可以退保华北，继续当土皇帝；如果东北军覆灭了，他就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区别。

蒋介石身在何方？有何反应？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蒋介石在哪里？其实，他压根不在南京，更不知道沈阳发生了什么。 为了剿灭朱毛红军，蒋介石正在前往南昌的路上，此次行程，他选择的交通工具是军舰．计划沿长江逆流而上，经鄱阳湖、赣江，抵达南昌城。他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还是在次日抵达南昌的时候，而且消息源是上海，不是东北军。既然十八日都不知道发生了战争，自然也不可能下十几次命令，要求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了。通过他发给张学良的电报，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这点。以下是原文：

《蒋主席致张学良副司令指示力闭日军侵略借口电》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九日

限即可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戍。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蒋介石的内心是什么反应呢？用四个字概括： 痛心疾首 。十九号的日记，他这样写道：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突占我北大营营房。顷又闻，已占领我沈阳。又云已占领我长春，又云将占领我牛庄，盖“九一八”之莫大国耻起矣。

是倭寇果趁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

呜呼，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毁祸之意，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如此国家，殊不易存于今日之世界。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己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呜呼，痛哉！虽然，余所持者，惟有一片爱国丹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民族，报我先烈，毋忝我之所生而已。呜呼，痛哉，夫复何言！

蒋介石认为：日军在此时发动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趁人之危、歹毒至极。在日记中，他列举了三大国内问题。

第一是宁粤之争 ，1931年2月，由于政见不合，蒋介石把胡汉民囚禁在南京汤山．此举引发轩然大波，孙科、汪精卫、陈济棠等人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他们要求蒋介石自行引退。宁粤之争是国民党内部斗争激化的产物，一个公开分裂的政党，自然不利于集中力量对抗外敌。

第二是自然灾害 ，1931年，中国境内爆发罕见的特大水灾，珠江、长江、淮河、黄河等主要河流纷纷洪水泛滥，受灾人口至少数千万，死亡人口至少数十万，这场洪水被视为20世纪最具毁灭性的灾害之一。时人有云：“洪水横流，弥溢平原，化为巨浸，死亡流离之惨触目惊心。”灾情就是命令，如此大范围、高强度的自然灾害，需要投入的救灾物资是个天文数字，对于贫弱的中国来说，无疑增添了巨大压力，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发布《告全国同胞书》，首句便是：“日本乘我内乱未平，天灾突起，死亡流离，救恤不暇之际，突以暴力施行侵略”。

第三是朱毛红军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蒋介石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红色根据地正在扩大，红军人数也在增加，除了共军实力的增长，赣南、闽西南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南京，直接威胁江浙沪——蒋介石政权的统治腹地。本来老蒋已经焦头烂额了，孰料内部未平，外患又起，内外交困。如果你是蒋介石，内心肯定是奔溃的。

老蒋的应对措施

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下午八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召开第一百六十次常务会议，决定继续向日本抗议，并请求身在南昌的蒋介石迅速回京，商讨对策。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蒋介石回到南京，召开会议，做出以下决定：

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之最后行动。旋经会议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究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虑断。

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党部党员大会讲话，再次阐述了国民政府对日主张：

此次日本在我东三省，擅作军事行动，强占我沈阳、长春、安东、营口及其他辽省要地，情形之奇突，实为国际上从来所未有……但国家存亡，关系重大，此刻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而为有秩序有步骤之奋斗。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中正许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值此危急存亡之际，自当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必立在国民之最前线，为国民之先锋，共赴国难，以尽我之天职。尚望全体同志，知此意而普告之我国民。

张学良要求东北军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蒋介石要求国民忍耐，不要轻举妄动。 两人对日政策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结果上，避免冲突，避免冲突，实在避免不了，怎么办？张学良的方法是不抵抗，宁愿把领土、武器送给日军，反正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蒋介石的方法是自卫，实在忍不住，只好跟日军拼个你死我活。他不光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东北军是张学良控制的部队，远在东北，他铁了心不抵抗，老蒋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蒋介石集团的核心区域，日本若要侵略上海，蒋介石还是能自卫的。九月二十二日，熊式辉请示蒋介石，如果日军威胁、袭击上海的要塞、兵工厂，我方将如何应对：

《熊式辉参谋长自龙华呈蒋主席请示如日方对我施行威胁或袭击时我军究取何行动电》

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

……惟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泊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各机关施行威胁或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取何行动，乞迅示遵。

看到熊式辉的电报，蒋介石表示：如果日军有越轨行为，中国军队应该自卫还击。这样的态度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是完全不同的。

《蒋主席复熊式辉参谋长指示对日军越规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电》

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急南昌行营熊参谋长勋鉴。密。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规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中正，漾午。

次年，也就是1932年，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攻击，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再度复出，制定： “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原则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在两支军队的配合下，中国军队取得庙行大捷等胜利，给予日军一定打击。为了保卫上海，此后蒋介石还调集卫立煌第14军、第1师、第9师、第47师及陈诚第18军、独立第36旅等部队支援。最终在列强的调停下，中日双方罢兵言和。

如果蒋介石和张学良秉持同样的政策，就应该效仿一个多月前的锦州之战，命令十九路军撤退，把上海乖乖让给日本。还有一个事例也可以说明老蒋的态度：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军进犯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马占山顽强杀敌，史称“江桥抗战”，对于他的行为，蒋介石非但没有责备，还表示肯定，予以嘉奖：

《蒋主席致马占山代主席嘉勉我军奋勇摧敌电》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此次日本借口修理江桥，忽复进寇黑省，我方采取自卫，实属正当……

希望十年之内收复失地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军队当然要自卫，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东三省已陷敌手，诉诸国联，＂以公理对强权＂，又没有什么实际效果，那么失去的国土怎么夺回来呢？当时有很多“爱国志士”“热血青年”，强烈要求政府出兵，主动收复失地，和日军来一场全面战争。这样的想法，对于1931年的国民政府来说，明显是不切实际的。

中日双方差距很大，而且中国只是一个形式上统一的国家，面对日军的正面进攻，能守住领土就不错了，要说主动进攻，实在是力所未逮。放眼当时的中国，没有一支军队有这样的水平。唯一的方法是忍辱负重，争取时间壮大自己。中国地大物博、人口繁多，如果能有稳定的环境，想要发展起来并非难事，至少，可以多准备军用物资、多训练有战斗力的部队，比如德械师。日本虽是岛国，却吞并了东北，有如猛虎添翼；可是，如果中方稳健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吞并必然是困难重重。对此，日本心知肚明。六年后，卢沟桥事变，全面战争爆发，受战火影响，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被迫中止。

1932年一月，下野的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发表讲话，谈及对日宣战与双方实力差距，是这样说的：

徒逞快意之论者，不曰对日宣战，即曰对日绝交；不知中国若有适当之国防实力，则当朝鲜之惨杀华人，及万宝山之案发生，皆可为绝交宣战之理由，不必暴日铁蹄蹂躏沈阳之时也。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陆海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

多年后，陈诚回忆抗日战争，也说过类似的话：

抗战之前，中日两国的国力悬殊甚大，非到万不得已，中国实在没有轻言抗战的道理。 所以委员长在二十四年五全大会席中宣示“世界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两句话沉痛而悲壮，一方面站在人道立场，告诉我们的敌人，不要轻启战端；一方面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表示中国忍辱负重，自有其一定限度，是在迫不得已，中国也不惜牺牲一切。

蒋介石身为一国领导，对他而言，九一八事变是奇耻大辱。他也想有朝一日收复失地，夺回东北。九月二十八日，他的手书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1937年，日军再次进攻，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以下是手书原文：

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顾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於十年之内前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中华民国万岁，三民主义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蒋中正。九月二十八日。

在过去，大陆的历史教科书提及抗战，一般都淡化国民党抗日的史实，突出共产党如何中流砥柱，如何在平型关﹑百团大战痛击日军；讲到国民党，就是如何破坏抗战，蒋介石怎样坚持不抵抗政策。但最近几年，国民党抗日的史实逐渐被人们认可， ＂八年抗战＂也更正为＂十四年抗战＂。

不过，看到电视上夸张的抗日神剧，内心也不免有些波动：手撕鬼子、裤裆藏雷……中国军队装备一流，百战百胜；日军个个白痴，不堪一击，若真如此，抗战哪里需要八年之久？所以在督促日本右翼反省历史的同时，自己也要正视历史，不要把民族的苦难当成娱乐。

警钟长鸣，勿忘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