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阮玲玉自杀遗书之谜

阮玲玉（1910——1935），中国早期影星，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香山(今中山)南朗左步关村人，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因为当工人的父亲早逝，孩童时代就随母为人帮佣。母亲节衣缩食，让她上学读书，就读于上海崇德女子中学。1926年，为自立谋生，奉养母亲，考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处女作《挂名夫妻》，从此踏入影坛。

揭露阮玲玉自杀遗书之谜

提起影星阮玲玉，人们便马上会想起“人言可畏”这4个字。因为鲁迅先生当年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杂文《论人言可畏》，指出“‘人言可畏’是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之后，发见于她的遗书中的话。”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对阮玲玉的深入研究，却发现这封遗书是假的！而真正的遗书中并没有“人言可畏”的字眼。这是怎么一回事？围绕真假遗书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

深入追寻就会觉得，正是这种曲折离奇，造就了阮玲玉悲惨的命运，也成就了她的美丽与辉煌。

上海滩升起的新星

要想破解阮玲玉自杀及遗书之谜，不能不追溯到一代影星升起的轨迹。

阮玲玉，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原籍广东中山县南朗左步头村。她的父亲阮用荣与妻子何阿英结婚4年后，才生下这个宝贝女儿，视若掌上明珠。父亲在亚细亚油栈做苦力，每天早出晚归经黄浦码头过江。那天深夜，父亲回来时卧倒在屋前的积水中，手里拿着一个用彩珠串成的耳环——这是送给女儿最后的礼物，父亲当晚就去世了。这年小凤根6岁，跟随母亲做佣工当婢女，维持生计。少女时代贫穷而屈辱的经历，为她后来扮演银幕上的角色奠定了生活基础。1918年在上海崇德女校读书时，她成绩优秀，并喜爱文娱活动和表演，1926年因生活困难而辍学，开始谋求职业。

当她看到《新闻报》上登载的一则招聘电影《挂名夫妻》女演员的广告，兴奋异常，便决定报考拍摄该电影的上海明星公司。她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阮玲玉。那天，16岁的阮玲玉从两旁盛开着桃花的过道上，姗姗走向导演室时，所有的人都眼前一亮。助理导演要她作欢乐表情，她就嫣然一笑，眼睛弯弯的，唇角边还出现一个浅浅的酒窝。让她悲伤时，流丽的眸光顿时蒙上一层泪花，露出无限的哀怨。卜万苍导演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声：“你考取了。”事后卜对在场的人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阮玲玉待人接物极有涵养，对提携她的卜万苍导演极为敬重，以致后来公司为她加薪也被她婉拒，理由是“如果薪水高于卜导演心中有愧”。

阮玲玉第一次走上银幕便担任了《挂名夫妻》的女主角，并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在她短短的9年演艺生涯中主演了29部电影，以平均每年拍3部电影的骄人成就在上海滩大红大紫。她创下的辉煌纪录迄今无人能够企及。为了演好戏，她每接到一个角色时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专心揣摩人物的心理、语言、动作和眼神，时而嬉笑，时而哭泣，宛若疯了一样。当别人看到后她便解释说：“我就是疯子！”她在闲暇里阅读了千余部中外小说，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1928年阮玲玉脱离“明星”，加入“大中华百合”，以后又并入联华影业公司。她主演了“联华”的第一部影片《故都春梦》，成功地饰演了妓女燕燕一角。同年她又担任了《野草闲花》的女主角，这部影片使阮玲玉一举成名。从此，凭着她的美貌和演技红遍整个中国，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在影片中她饰演过各类不同角色，塑造了旧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妇女形象。封建礼教虐杀的寡妇、弱女，豪强阔少玩弄的风尘女子，天真纯洁的小家碧玉，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的年轻姑娘，为民族利益奋斗的先进女性。还塑造了丫头、尼姑、乞丐、女工、女学生、女作家、卖茶女，以至歌女、舞女、交际花等一系列银幕形象。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或被逼成疯，或病死街头。她们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无限同情和共鸣。

阮玲玉在表演中形成了自己的真挚、朴素、自然、清新的独特风格，她把女性在逆境中的抗争、绝望中的挣扎表现得入木三分，催人泪下。她那饱满的激情，娴熟的技巧，独特的手法，使她达到了默片时代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深深地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有评论曾把阮玲玉称为“中国默片时代的灵魂”，“如果没有她，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也许面目全非。”国外的一些评论家称誉她为“中国的英丽特·褒曼”。1930年5月，《影戏杂志》举办“电影明星选举”，公众投票，阮玲玉以6170票当选第一名，胡蝶仅得3784票。1934年，阮玲玉主演了《人生》，塑造的了一个从少女到老年的“路柳墙花”角色，该片当年被评为“最佳国产无声片”。阮玲玉自己也说：“在我主演的所有影片中，《人生》是我最满意的一部。”

随着阮玲玉的大红大紫，追求者也与日俱增。她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求爱信，她既不加以嘲笑，也不忍心将这些信撕毁，就把它们锁在这只藤箱里，并贴上一张纸条，上写“小孩子的信”。

没有受过表演艺术专门训练的阮玲玉，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心理，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悲剧人物和她自己的情感历程有着某种暗合，所以表演起来真实细腻，得心应手。阮玲玉的事业如日中天，荣誉纷至沓来，然而她的个人生活却如同她扮演的悲剧角色一样，充满着不幸和辛酸。

牢笼里沉落的花容

1925年初，阮玲玉的母亲被帮佣的张家女主人怀疑偷了东西，赶出来流落街头。是少爷张达民向他们伸出了援手，说服母亲继续收留了她们。此时，15岁的阮玲玉已出落得楚楚动人，也出于寄人篱下知恩图报的善良，她与少爷张达民的关系也成了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故事。张达民的母亲很快就知道了儿子对阮玲玉的痴情，并想娶她为妻；张母认为门不当户不对，劝他们断绝来往，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就把何阿英赶出了张家。在张达民的苦苦追求下，1926年1月，阮玲玉从崇德女校退学，在北四川路鸿庆坊一所民宅里，开始了她与张达民的同居生活。

逐渐成熟起来的阮玲玉发现，这个张少爷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嗜赌成癖，她无法忍受这种恶习，便时常吵架。后来张达民得到其父的一份遗产，但很快挥霍于赌场，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供养阮玲玉母女。此间阮玲玉因主演《挂名夫妻》名气越来越大，而张达民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开始一次次向阮玲玉伸手要钱，用于赌博、玩女人，不给就跑到摄影棚去闹。阮玲玉觉得是张当初收留了她们母女，况且张也曾给予自己甜蜜的爱情，就苦口婆心地劝说和感化张，希望张能像《故都春梦》里的男主角那样浪子回头，并表示与张结婚。但张达民毫不留情地掐断了她的希望，说是只是看中了阮玲玉漂亮的脸蛋，仅仅想把她当做姨太太使唤，根本没打算结婚。这使阮玲玉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她曾服毒未遂。张达民后来到香港工作，因贪污公款被公司开除，阮玲玉还托人在福建福清县找到一个税务所长的空缺，张便去了福建。

不久，上海的茶叶商人唐季珊听说了阮玲玉的感情变故。唐对这个漂亮的电影明星垂涎已久，便趁机疯狂地追求她，经常跑到片场送一束鲜花。这个唐季珊是个典型的上海“白相人”，当年，唐曾把号称中国第一“影后”的张织云金屋藏娇，厌烦之后又一脚踢开。在唐季珊的甜言蜜语进攻下，阮玲玉开始迷惘了。1933年3月，她带着母亲何阿英和养女小玉，开始了与唐季珊的同居生活。这段时间里，唐确实对阿婆和囡囡及阮玲玉不错。唐已有妻室，但阮玲玉却不计较，她对一位好友说：“我太软弱了，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的爱他！”田汉听说后很感诧异，不理解阮玲玉“为何嫁给这种西门庆似的人物”。

这年4月9日，张达民从福建到南京出差经过上海，回到家里发现人去楼空，一打听才知道了“妻子”竟然和唐季珊搞到了一起。张发誓要进行报复。阮玲玉通过律师协议解除与张达民的同居关系，经过讨价还价，签订了一份《阮玲玉与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第二款规定：“每月至多一百元为限，以二年为期。”以阮玲玉答应每月支付给张达民生活费为代价，张才极不情愿地签了字。这样，阮玲玉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走进了唐季珊的大宅院。她哪里想到，自己是从一个牢笼走入另一个牢笼，而且这后一个便是她的死牢。

同居后的唐季珊不久便原形毕露，当初持重儒雅的风度、甜言蜜语的表白荡然无存。随着阮玲玉名气的提升，唐季珊更加喜怒无常，不可捉摸。唐不准阮玲玉参加应酬等社会活动，总是说：“玲玉，今晚我不想你离开我，你留下来陪我好吗？”如果阮玲玉外出了，唐会阴沉着脸一句话都不说。有一次她拍《香雪海》回来晚了，被关在门外，她在门外哀求啼哭了两个小时，唐季珊就是不开门，还是邻居梁赛珍姐妹从舞场回来才让她在梁家住了一夜。这件事伤透了她的心。唐浪荡浮夸，与年轻貌美的舞女鬼混；唐面目狰狞，甚至在街上当众殴打她。阮玲玉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一次“也是吃亏上当了”！她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

天堂上托举的芳魂

偏偏在这时，更大的难堪接踵而至。

1934年12月27日，唐季珊收到张达民委托律师写来的信，声称阮玲玉“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三千余元，并私刻张氏之图章”。阮玲玉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唐季珊非要请律师控告张“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不可。

1935年1月10日，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并开庭审理。在之前的报界已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阮玲玉更是成为被渲染的对象，人们都巴望着开庭时看到一出“好戏”。她没有勇气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所以称病没有出庭。

但在法庭上，张达民偷梁换柱，说阮玲玉是自己的“妻子”，而将唐季珊诉其“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一笔带过，唐准备不足，没有进行有力地辩驳。于是唐败诉。阮玲玉没有料到，更大的袭击向她涌来。

2月27日，阮玲玉接到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发来的传票，原来是张达民在刑事初级厅起诉她侵占和伪造文书罪，在刑事地方厅起诉她和唐季珊妨害家庭和通奸罪。而且刑事诉讼中规定被告必须到庭，还要被告站进审判台右角一个高及胸口的方形木桶内，并要“庭谕交保”，即被告必须找一个店铺担保下次传讯准时到案。这天，还没到开庭时间，法院门前就人山人海，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阮玲玉就是这样站在一个大木桶里被围观着、议论着，她简直无地自容了。

虽然这次开庭没有什么结果，但舆论已经形成。各报连篇累牍地报道阮玲玉和两个男人的“风流”故事，什么《张达民将控阮玲玉通奸》、《阮玲玉通奸案发》、《背张嫁唐都是为了财产》、《三角恋爱纠纷未了，继以通奸罪起诉》等等，真假掺杂，绘声绘色，诬蔑、攻击、谩骂……一盆盆脏水泼向阮玲玉。那么，舆论界为什么会如此不留情面呢？原因是案发时正好上映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片中有无耻记者利用舆论杀死女主角的情节，影片对黄色小报记者的下流心态和以造谣为能事的特征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从而引起某些记者的强烈不满，所以他们就乘机对阮玲玉落井下石。

对阮玲玉来说，生命的意义首先是名誉、事业和爱情。对爱情不再有幻想，不再有奢求的阮玲玉，面临的是名誉扫地，事业毁灭。她绝望了。

3月5日，阮玲玉一如既往地走进摄影棚，拍完影片《国风》的最后几组镜头。

3月7日，《国风》的内外景戏又补拍完毕。晚上，阮玲玉参加了联华公司总经理黎民伟招待美国音响师史坚纳的家宴。她频频举杯，谈笑风生。散席后，阮玲玉深情地吻别黎民伟的两个小孩黎铿和黎锡，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阮玲玉当晚离开黎宅之后，又到扬子饭店与唐季珊等人一起去跳舞。

他们回到新闸路沁园村9号家里，已是3月8日凌晨一点。他们是一路争吵着回到家的。她吩咐女佣给她准备一些点心，一边上楼进了卧室。她对唐季珊说：“很晚了，你先睡，我记好零用账就来睡。”

谁也不知道一个行将远去的苦命女子心里到底想些什么，但表面上她还是镇定而从容的。后来在现场看到，有她吃剩的点心和3个装安眠药的瓶子。

唐季珊发现她服药后，即刻叫来阮母，两人一同将她送往医院抢救；但医院却没有值班医生，等医生赶到已是清晨5点。由于耽搁时间过长，失去救治最佳时机。当日下午6时38分，一代影星阮玲玉溘然长逝，离开这个令她心力交瘁的世界。

阮玲玉在她短暂的25年生命中，主演了29部电影，其中《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之作，阮玲玉以她朴实、细腻和传神的表演，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灵。她与角色同悲同哭，从一个纯粹本色的演员逐渐成为一名演技高超的悲剧明星。其实正是她生命之花的创造与烛照，从而确立了她在电影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阮玲玉逝世的消息传出，整个上海乃至全国为之震惊。海内外急电交驰，所致哀悼之辞不可胜数。

著名编剧、导演孙瑜在《联华画报》上发表文章说：“一点毫不夸张地说，阮玲玉的卓绝演技是霸占了中国影坛十几年以来的第一位。她的一生是一页挣扎向上的史实。”“阮玲玉的天才演技，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的骄傲。”联华公司总经理黎民伟在追悼会上说：“阮女士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她从最低微的地位，挣扎到今天的地位。阮女士上演了多少感人肺腑的影片，她伟大的天才，精深的艺术，永远留在人们的纪念中……”鲁迅先生在病中也写下《论人言可畏》，激愤地指出：“……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的画上了一脸花，没法洗刷。”

3月14日，阮玲玉的葬礼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行。灵堂里摆满了花圈和挽联，阮玲玉身穿蜜色绣花旗袍，躺在百花丛中，脸上似乎还留有泪痕。从殡仪馆到联义山庄墓地10公里，灵车所经之处，万人空巷，长长的马路被挤得水泄不通，租界派出大批警察来维持秩序。有的影迷专程从南京、杭州赶来致祭。下午1时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蔡楚生等12位电影界明星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他们“含泪将一个美丽的灵魂托举到天堂之上，空中的白云宛如天使的翅膀，远远地踏着春风来迎接她”，报纸上这样描写。美国纽约的报纸称，“这是世界最伟大的哀礼”。洛杉矶的报纸也报道说：“仰慕阮女士才华而专程前往瞻谒遗容者逾十万，悲壮热烈之情形，在中国当属空前。”

就在阮玲玉香消玉殒后，有不少喜爱她的影迷竟“以身殉爱”，追随她而去。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旋即吞下鸦片，绍兴的夏陈氏当天吞下毒药。单是3月8日这一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与阮玲玉结伴西行。她们留下遗言说：“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扑朔迷离的遗书

阮玲玉去世后留有遗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向唐季珊要，但唐没有拿出来。直到第三天，即1935年3月11日，那天在万国殡仪馆为阮玲玉举行入殓仪式，在人们的追问下，唐季珊拿出一份阮玲玉写的《告社会书》，说是写给张达民的，提到“人言可畏”。一些熟知阮玲玉的电影界同仁认定她另有遗书，一再追问下，唐季珊说是“阮玲玉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我很好，这一天我不愿意拿出来，我不想标榜自己”。

后来人们从1935年4月1日联华公司出版的《联华画报》上，读到这两份遗书的全文。画报在封面上标明“阮玲玉纪念专号”，登有阮玲玉114幅图片、20多篇纪念文章、年表及报纸评论等。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阮玲玉两封字迹潦草的遗书影印件了。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阮玲玉纪念画册和见诸文字的纪录。这两封遗书的内容是：

告社会书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民国）廿四、三月七日

午夜致唐季珊

季珊：

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请代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的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代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那就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注：指《告社会书》），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民国）廿四、三月七日午夜

遗书刊出后不久，就有人提出疑问。

疑问之一：内容不符合阮玲玉的一贯处境。众所周知，无论是从少女时代就霸占阮玲玉的张达民，还是在占有阮玲玉前后就玩弄过多位女影星的唐季珊，他们都是迫害她的元凶，唐根本不支持阮玲玉的事业，曾把舞女带回家让阮玲玉亲眼所见，还在街头当众殴打她，逼得她几次服毒，在死前怎么能说“我对不起你”、“令你为我受罪”、“如果你真的爱我”这样“深情依依”的话？太假了！

疑问之二：阮玲玉尽管是一位著名影星，但艺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她即使留遗书也只能说些家庭琐事和个人际遇，怎么能写“告社会书”？其实报纸上早就对阮玲玉的绯闻纷纭不断，她从来就没有畏惧过，怎么到最后“人言可畏”起来？

疑问之三：阮玲玉文化程度并不高，平时忙于拍戏，读的书也并不多，也很少写作，但遗书中逻辑缜密，文辞考究，滴水不漏，一个在悲愤交迫情况下的人，能从容写出这样通达流畅的文字？

等等。

这种疑惑延续了几十年。

几十年后，又发现了阮玲玉新的、人们从未见过的遗书！这套遗书经多方考证，被认为是真正出于阮玲玉的手笔。

先是暨南大学从事电影理论的教授连文光，编著的《中外电影史话》附有新发现的阮玲玉遗书，1993年3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又有上海老作家沈寂向媒体发布的文章《真实遗书揭开阮玲玉死亡真相》。他们共同的依据是来自1935年4月26日出版的《思明商学报》。这张报纸登载了阮玲玉的另外两封遗书：

其一

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误（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

季珊：没有你迷恋“”（按：指歌舞明星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吧！

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过去的织云（按：即张织云，唐季珊玩弄过的女影星），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0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唯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思明商学报》是30年代出版的一张内部发行的机关小报，仅发行1500份，外部公众不大看得到，所以它被淹没是很自然的。然而，就是这张不起眼的小报却揭开了有关阮玲玉遗书的惊天真相。1935年4月26日的这张报纸在发表阮玲玉遗书的同时，还登载了一篇题为《真相大白唐季珊伪造遗书》的文章，文中披露：“阮玲玉自杀当晚，确写遗书二封，但不是唐季珊拿出来的那两封。发表在《联华画报》上的两封遗书，是唐季珊指使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定的，梁赛珊后为良心所责，说出真情，并将原遗书交出。原遗书极短，文字不甚流畅，而且涂改多处……”

梁赛珍是广东人，1926年从影，主演《火烧红莲寺》出名。她和两个妹妹梁赛珊、梁赛瑚皆善舞，被称为“梁家三姐妹”。她们和唐季珊住邻居，梁赛珍是唐追逐和玩弄的对象。阮玲玉自尽后，唐季珊迫于社会压力，指使梁赛珊代笔，伪造了阮玲玉两封“遗书”，将死因归于“人言可畏”。梁赛珍后来声明，是她将“遗书”交给《联华画报》发表的。而梁赛珊也声明，是她参考了唐季珊交给她的阮玲玉真正的遗书，按唐的意思起草了两封假遗书，说出“人言可畏”等话，以减轻唐的责任。那潦草的字也是自己的模仿；但真遗书并没有交还唐季珊，而是交给了《思明商学报》的记者。阮玲玉死后，梁氏姐妹继续活跃在演艺界，假如《思明商学报》发表的遗书及指名道姓说明真相的文章也有假，那么她们必然作出反应，但事实上这种风波并没有出现。由此可见，这两封遗书才是真实的。

另外，研究者还从唐季珊与阮玲玉的关系上推断，最先发表的遗书是假的。联华电影公司总经理黎民伟1934年1月30日的日记可作印证，他写道：“这晚在杏花楼请客吃饭，唐季珊不知何故，竟当众殴打阮玲玉。”自杀前的晚上，黎为欢送一位美国友人，邀请一些导演、演员赴宴，人们鼓励阮玲玉要勇敢地与张达民斗争，使她增添了信心，散席后她愉快地和唐季珊去扬子舞厅跳舞。回家的路上，汽车司机听到两人议论诉讼的事情，唐季珊责骂阮玲玉“害人害己”，对不起他，并争吵起来。估计回家后他又打了阮玲玉，这就是遗书中说的“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不会这样吧！（指自杀）”。

可以说，唐季珊的动手和辱骂是导致阮玲玉走上绝路的直接动因，而这件事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黑暗势力对弱者的残酷挤压。阮玲玉的遭遇是旧中国广大艺人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缩影。这后来的遗书合情合理。

阮玲玉死后的两个男人

阮玲玉死的当晚，张达民还在舞场跳舞。一位朋友将阮玲玉的死讯告诉了他，开始他不敢相信，以为是开玩笑，当确信无疑后，他感到心中一阵发虚。

他来到万国殡仪馆，纵身伏在阮玲玉的尸体上号啕大哭，想起了与阮相处六七年的恩恩怨怨，对方毕竟是15岁便委身于他的纯情少女。同时又想到，报纸上将阮玲玉自杀的消息一登，自己也许成为万人唾骂之人。为了尽早开脱，他必须争取主动，让人们相信他还是爱着阮玲玉的，唐季珊才是罪魁祸首。

他马上找到几个相熟的记者，对他们说：“余刻下所受之刺激及精神之痛苦，实甚于死者百倍。方寸间，乱不堪言，实无精神，能与君作长谈，唯一言以蔽之，愧自己缺乏金钱，以及交友不慎，以致美满家庭，有如今日之结局。”他3月10日还告诉来访记者，他已三赴殡仪馆哀悼阮玲玉。他曾恳求他的兄长资助，想以“张夫人”名义安葬。但张家兄辈们阻止他这样做。

阮玲玉的死讯和遗书发表后，张达民果然受到多方指责。他对记者说：“遗书已见报载，唯详细查其字迹，与阮之笔迹不对，但尚不能确定，但余对于此时，决心追究，绝不使犯法者逍遥法外。”但他还是没敢参加3月14日的葬礼，数日后才来到墓地献上了一束花。

唐季珊在阮玲玉死后，推脱罪责的想法超过“丧妻之痛”。除篡改遗书外，当他发现阮玲玉服毒后，却舍近求远，不将阮送到离家很近的广仁医院，却送往四川路日本人开设的福民医院，因夜间不留医生，又送到蒲石路中西疗养院，耽误了有效抢救时机。但他还是做了充分的表演，首先在各报纸上刊登告示，曰“唐季珊夫人（即阮玲玉女士），痛于国历三月八日戌时寿终沪寓，兹择三月十一日申时，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择日出丧，谨此讣闻。”在入殓仪式上，唐季珊大谈他与阮玲玉的“真正爱情”，大骂张达民的诉讼“害死阮玲玉”。似乎阮玲玉的死与他毫无关系。但舆论却对唐季珊多有谴责，他向记者表白道：“余为丈夫，不能预为防范，自然难辞其责。余对玲玉之死，可谓万念俱灰。今生今世，余再不娶妻，愿为鳏夫至死……”可是不久他还是娶了一位新夫人，之后又泡上一个酒吧女郎。

1935年3月17日，在阮玲玉逝世9天后，张达民控告阮玲玉和唐季珊一案仍按原计划开庭。张达民在法庭上继续说他和阮玲玉多么相爱，并拿出一张合影来证明他和阮的“夫妻关系”。唐季珊则胸有成竹，称他和阮玲玉同居之时，阮早已与张脱离了关系，并出示了他们签署的脱离同居关系的约据。3月22日法庭判决张达民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宣布唐季珊无罪。唐季珊后来在经营上遭到惨败，被迫卖掉了别墅，自己捧着茶叶沿街叫卖，最终潦倒而死。不过唐季珊还算有点人性，他遵循死者遗言，在困境中赡养了阮玲玉的母亲。阮母1962年病逝于上海。阮玲玉的养女囡囡后改名为唐珍丽，也由唐季珊抚养到中学毕业，后来随丈夫赴泰国定居。

阮玲玉之死在轰动一时后复归于沉寂。以她个人的力量，纵然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仍无法与残酷的现实抗衡。阮玲玉不是第一个也远不是最后一个黑暗势力的牺牲品。她以血肉之躯激活了银幕上巨大的悲剧力量。所以她的沉寂是暂时的，她的才华和艺术超越时空，人们永远在怀念这个美丽的灵魂。几十年来有关她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各种研讨会、纪念会连绵不断。遗书的发现和破解，更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亮点。她的挣扎与奋斗感动了几代人。她在中国电影史上创造的奇迹，像一座丰碑，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芒。

站长点评：阮玲玉生前名闻天下，死后的哀荣也是极一时之盛。1935年3月14日，她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阮玲玉生前的好友差不多都到齐了，将近300人。下午1时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十二位影界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这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灵车所经之处，万人空巷，沿途夹道挚爱者多达30万人。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见状极为惊奇，特意作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还有皇帝的话也会前来参加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