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才子纪晓岚一生不得重用的真实内幕
之所以说纪晓岚“悲哀”,是因为乾隆对他的评价:“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真不知道纪晓岚当时听到这句话是何表情何心态?
大才子纪晓岚一生不得重用的真实内幕
乾隆对纪晓岚说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内阁学士尹壮图指陈弊政,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而晚年的乾隆早已陶醉在自我美化的怪圈里,再也听不进忠言,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奏议将尹壮图拟斩。纪晓岚与尹壮图之父尹松林为同年进士,因这层关系,纪晓岚为尹壮图求情,乾隆勃然大怒骂出他心中的真实想法,称纪晓岚“不过当作娼妓一般豢养罢了。”
在民间传说中,纪晓岚风流倜傥一表人材,他与乾隆这对君臣的关系是贤明的君主能干的臣子,相互间充满信任、调侃和幽默。纪晓岚正直、机智、英俊、洒脱,他与和珅针锋相对,时时伺机捉弄对手,出他洋相;自己又每每能够成功避开和珅的报复,整的假亦真时真亦假。
其实,历史上并非如此,这些故事情节都是人们想当然善意美化的,全属子虚乌有。据有关资料记载,纪晓岚真实的形象和民间传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历史中真实的纪晓岚“貌寝短视”。“貌寝”指相貌丑陋;“短视”就是近视眼。这位大学士不光有这些缺点还要加上口吃的毛病,朱珪曾有诗描述纪晓岚,“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但客观地说,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长相也绝对不是“对不住观众”,应该能“过得去”,但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在乾隆以貌取人的标准下,这些先天不足让纪晓岚吃了大亏。
因此,即便纪晓岚再才华横溢,他相貌一般般、近视眼、口吃这些“毛病”,是乾隆和纪晓岚一辈子貌合神离,得不到真正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纪晓岚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难以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只能做乾隆的词臣。
纪晓岚曾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判案不力,部议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
”一个堂堂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学士,在他的主子心中竟是个“凑数的腐儒”这般田地,怎能叫人不再说他一次悲哀。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这些都是一些无实权的官职,只是大清朝廷花瓶般的摆设而已,是他做词臣真实际遇的体现。
乾隆皇帝让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只是为了给自己多抹点脂粉,为自己的“文治武功”多弄些噱头。让纪晓岚当总纂,这是因为纪晓岚在这方面确实有他人无可比拟的才气,乾隆认为他只能做一些这类的工作,而并不是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总纂《四库全书》时纪晓岚五十岁,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学识、惊人的意志力,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纪晓岚在《四库全书》上经营十三年,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他一生的荣耀和辉煌在此达到了顶点。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纪晓岚和许多同僚都饱尝了文字所带来的窘迫、艰辛甚至家破身亡,后人很难从其中看到“爬格子”的那种愉悦。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都因差错而多次遭到乾隆的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
最后,总纂陆锡熊在前往盛京校书途中,连吓带冻一命呜呼;总校对陆费墀因无力负担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死后仍被抄没房产祖业。纪晓岚也多次受到训斥和处罚,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又发现许多讹误,乾隆又“令纪、陆两人一体分赔”。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带给纪晓岚更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纪晓岚腾达始于笔砚,以文字走上仕途,在他所生活的乾隆朝也正是“文字狱”达到顶峰的时期,这也一定使纪晓岚噩梦缠身。
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纪晓岚因给亲家卢见曾通风报信而卷入盐政亏空案。和珅抓住时机给了他最致命的打击,他被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大儿子病亡,爱妾郭彩符也撒手人寰,家破人亡。但纪晓岚依然坚定地从悲痛中走了出来,两年后他又回到朝堂。
但是这些并不能妨碍纪晓岚乐观的精神,纪晓岚在69岁那年自题一首挽联如下:“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把自己比作在官场中起落浮沉的鸥鸟;又说自己如生死书中的蠹鱼。这其中表达了他对自身命运的喟叹,也包含了对自己一生的认识,这也是他毕生经历的真实写照。
从这一自挽联中也可以看出纪晓岚对官场的厌倦之情,久在官场浮沉的纪晓岚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飞黄腾达的快感,他虽然修炼成了超然世外的态度,可称得上是看破红尘,但他的内心更多的时候是充满孤独、凄苦的感叹。
纪晓岚一生做过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事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诰受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兼文渊阁直阁事,赐紫禁城内骑马。
嘉庆十年(1805年),82岁的纪晓岚死于京城,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嘉庆皇帝御赐碑文有“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之句,故谥号“文达”,这是对他文学才能的最高认可。
另外还有“满清第一才子”、“风流才子”、“幽默大师”和“一代通儒”等称号,每个称号后面都为后世留下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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