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著名的修身十二条功课

曾国藩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善恶兼具的本性。这从他的学习履历中就可以看出。曾国藩六岁开始发蒙，二十四岁中举，连着参加了三次会试才考中个赐同进士出身。在品行方面，曾国藩小时候心胸并不宽容豁达，睚眦之仇必报；亦非老练沉稳之人，稍有成功便沾沾自喜；心气浮躁，常与人争强好胜。这些不足，如若不加克制，日后很难有所作为。难得的是，在因殿试考试优秀被破格点为翰林之后，他能够听取名师唐鉴和倭仁的指导，躬身自省，严格要求自己，克制内心私欲，压抑人性中恶的一面。曾国藩年轻时颇有东方朔之风，喜热闹、私欲重、滑稽多智。他的老乡理学名师唐鉴告诫他：“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也就是说，要想做一名成功的领导者，你首先要注重形象，你的外在形象一定要“整齐严肃”——也就是俗话讲的要有官样，要让人觉得你可以委以重任；而要做到表里如一，你的内心一定要秉持“主一无适”的精神。按照朱熹的说法，主一无适便是敬，也就是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去做一件事。事实上，许多聪明人之所以建功寥寥，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心高气傲、四面出击，啥都干，最后啥也没干出多少名堂。正是因为秉持唐俭的八字真言，曾国藩才能够在只有中等资质的先天条件和身体素质不如一般人的后天条件下（曾国藩得过严重的肺病，大吐血，几于不治；35岁开始生牛皮癣，痛苦得“几无生人之乐”；他 50多岁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病，多次眩晕），成为青史留名的大家！

曾国藩著名的修身十二条功课

为了明确修身励志的理念，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所谓“涤”就是涤去过去不好的东西，“生”就是重新获得新生。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心态昭示他告别过去、追求崭新境界的决心。

为了修身，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著名的修身十二条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曾国藩自认不是圣人，“择善而固执之”便是曾国藩秉持的修身信念。曾国藩的精神核心可用一个“诚”字予以概括，不投机取巧，不做苟且之事。

所谓“敬”，就是要有恭敬之心。他在自己遗嘱中谆谆告诫后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人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曾国藩的遗言可谓发 自 肺 腑。“敬”常 与“畏”连用。如果说“敬”是修身向善的标准的话，“畏”就是做人的底线。在曾国藩看来，要畏道、畏法、畏舆情。畏道，就是畏人世间的大道理；畏法，就是要遵纪守法；畏舆情，就是要重视社会舆论、重视老百姓的口碑。

所谓“静”就是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一种安静放松的状态。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曾经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人到中年，见闻增多，阅历渐丰，人脉繁富，办事有方，这是好事。但同时人也变得思虑过重，欲望太多，精力分散，神志纷披，则又不是好事。如何让复杂变得简单，让纷披变得清澈，让分散变得集中？这需要静以修心，“静”是 去“躁”的 良方。

所谓“谨”就是指谨慎，就是要时时提醒自己做人要低调、收敛，不要得意忘形、贪得无厌。曾国藩常常讲，人是不可能全的，不要去求全。他说人生最好的状态应该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正因为他时时秉持这样的理念，在打下南京城、剿灭太平天国、手握三十万重兵、部下竭力劝说他面南背北时，他才能抵御诱惑、不为所动，从容写出“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样境界高远的诗句。

所谓“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曾国藩给自己规定，必须做到自订的十二条功课，即：敬、静坐、早起、读书不贰、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他把自己制定的一系列必须遵循的规矩严格施行，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人非圣贤，确立了坚定的修身信条，怎么才能保证一以贯之呢？曾国藩还有决绝的鞭策手段，那就是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时刻反省，促使自己取得心灵上的日新日日新的效果，监督自己在没有人督促的情况下的作为。曾国藩还让倭仁点评自己的日记。他读了倭仁给自己日记所写的眉批大受启发，“悚然汗下”！惊叹“叫我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安得此药石之言！”曾国藩所写日记的内容真正做到了“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从曾国藩的日记里看到他艳羡别人的娇妻美姬、眼红别人得到的大笔外快之类不可对人言的内心隐秘，他的日记确实起到了“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的功效。如果说曾国藩有什么过人之处，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坚持用蝇头小楷毫不客气地直面自己、鞭挞自己、砥砺自己应该算一出。

归根到底，曾国藩修为的根本体现在他卓越的文化格局上。文化格局决定见识，而见识对一个人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至关重要。曾国藩在自己的遗嘱中道出了“求仁则人悦”的见识。他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我想，岳麓书院的一副对联能够很好地表达曾国藩的救世情怀：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这幅对联也恰好准确地诠释了如曾国藩“完人”般修为的那种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