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评价义弟蒋介石欺软怕硬

1916年陈其美讨伐袁世凯失败、被袁所杀之后，蒋就把张静江作为有钱、有义、有实力的依靠，事事言听计从，对其尊重有加。但这种依靠，在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世纪婚姻以后便发生了变化。蒋攀上了孔、宋两家，能够从孔祥熙、宋子文手中得到足够的财力支持之后，他对张静江的那种“依靠”也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张静江在蒋心目中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而张却不以为然，仍以盟兄自居自行其是，不受蒋的节制，因而时有摩擦、顶撞之事发生。

张静江评价义弟蒋介石欺软怕硬

有经济头脑的张静江，一心想按孙中山遗愿搞经济建设，蒋却热衷剿共、消灭异己。正是这种政见差异和不同主张，导致了蒋、张之间的矛盾加剧。

1927年，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就在修建铁路一事问题上，他与蒋时常发生冲突。蒋出于剿共需要，主张先建杭州至南昌铁路，并以路权向德国人借款，一次建成重轨;张却从“发展地方经济”的角度考虑，主张建浙江境内及周边铁路，并由他亲自出面向国内银行借钱，只建轻轨。按他测算，建轻轨成本低，可在短时间内收回。于是，他置蒋的主张不顾，便下令开工修建，令蒋介石大为恼火。

1928年后，李济深与蒋发生矛盾，蒋邀李南京面谈。李济深恐遭蒋暗算，到上海面见张静江，问他怎么办?张说“蒋欺软怕硬，若胆怯不去，今后更难出头，还是应当去南京”，并邀吴稚晖权且充作保镖同往南京会蒋。到南京后，蒋就将李软禁于南京附近的汤山招待所。为防蒋对李下手，张与李济深形影不离，同居一室，若张有事离开，也要等吴稚晖来后才走开，如此两人交替陪同约有一年时间，使得蒋无法对李下手。蒋深恶李济深，本想借此机会下手，不料张静江来这一招，更加令蒋记恨，要找机会报复。

不久，浙江嵊县发生一起土匪劫富案件。蒋介石便以此为借口，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例会上，对身为浙江省主席的张静江大加批评，随后又将“训令”转给各报发表。张见报后说：“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随即张以出国就医为由提出辞职。秘书代辞呈时写成“请辞本兼各职”，张一看便对秘书正色道：“我只辞省政府主度的行政职务，建设委员会是做建设的，我坚决不辞，除非他撤我的职。”张要见蒋，蒋借口推延，让张等了很长时间。蒋开始疏远、冷淡张静江了。

接着，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一议案称：“建设委员会应将所属各部主管的事业，交由各部接管。铁路交铁道部管，电厂交电力部管。”这明显是针对张静江的，建设委员会的职权大大削减了。

1931年10月，又成立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实际已名存实亡了，以后干脆归并给资源委员会了。

1935年张静江郁郁寡欢之中遁入空门，以吃斋念佛打发时光。他的落寞，是他的经济思维与蒋政治主张发生的直接碰撞，或者说是他们之间那种彼此都不负于对方的强硬。

然而，与张静江不同，黄郛的落寞并不是与蒋的政见分歧，而是在湍急的对日外交漩涡中身败名裂造成的。

1927年8月，黄郛随蒋介石进退，但辞去上海特别市市长一职后，便在莫干山置购房产，过着脱掉乌纱高卧其间的隐居生活。

1928年1月，正值中日关系紧张之时，蒋介石复出重掌大权，又邀黄郛出山。黄郛经不住蒋的一再敦请出任外交部长。1928年5月2日驻济日军寻衅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恣意屠杀中国军民，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面对此种局势，蒋介石只想与日妥协，让黄郛与日谈判。但黄的背景、日本情结以及与蒋的特殊关系，都使黄对济案的处理无法强硬起来，结果受到公众强烈谴责。而蒋却在这时候说，“膺白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即于5月20日致电黄郛：“请兄暂行辞职。”蒋之态度完全出乎黄的预料，其中大有推卸、责怪之意。5月22日黄郛复电蒋，辞去本兼各职“谨避贤路”。蒋再致电黄郛向他解释，劝其要以大局为重，不可再辞兼职，并派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出面致电慰留，但无济于事。黄郛执意坚辞本兼各职，并多次流露出“事理人情，余勇两无可鼓”，最终惨淡下台，归隐莫干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