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后留守女人们的结局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仅有30位女性随军，其余女干部、女战士和家属则全部留在了苏区。对留下者而言，等待她们的无疑便是磨难、抗争、等待乃至牺牲。她们中，有的为了一句承诺，守望终生；有的未来得及留下姓名便战死沙场；有的不幸被捕，在狱中忍受严刑拷打乃至枪决；有的乞讨度日但坚守信念；有的千里迢迢寻找部队……本文讲述的，正是来自全国著名烈士县、将军县、苏区模范县——江西省兴国县有关她们的故事。

红军长征后留守女人们的结局

“守望七十年”的池煜华

2005年4月24日8时30分，在江西省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里，真诚守望丈夫七十余载的红军遗孀池煜华，带着对丈夫的深情眷恋走完了95岁的人生历程。

在此之前，池煜华坚定信念、痴情守望的感人事迹早已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江西日报》、江西电视台、《赣南日报》等媒体均作过专题报道。2003年，以她的故事为题材的纪录片《老镜子》还一举获得第2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2005年3月，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摄制组再次以《兴国记忆》为题，聚焦了这位老人。

池煜华的丈夫叫李才莲。李才莲于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兴国暴动。历任少共上犹中心县委书记、少共广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儿童局书记、少共江西省委书记、少共福建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少先队中央总队长等职。193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分局成立时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五位委员，后增补邓子恢、谭震林、毛泽覃、李才莲等七人为委员。李才莲时年仅20岁，还兼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是红军队伍中文武双全的干将，当时已与项英、陈毅等齐名。

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个故事将永远被尘封。

1983年3月，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并陆续采访杨尚昆、胡耀邦、聂荣臻、张爱萍、康克清、陈丕显、伍修权等党的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及遗孀，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书中写到：“1935年2月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和红24师等红军部队，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在于都南部这一狭小地区内。2月下旬，红军分九路突围。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刘伯坚……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都在突围中英勇牺牲，有的下落不明。”“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电就是说，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分局12名委员中，只有李才莲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怎样遇害的！后经中央、地方党政军部门多方派员、多年调查核实，在查清了李才莲牺牲经过的同时，也才知道：李才莲的妻子池煜华还健在。

1920年，9岁的池煜华嫁给6岁的李才莲当童养媳。李才莲随后进了村小读书。在老师的带领下，李才莲秘密参加了革命活动。1929年春节前夕，年仅15岁但已是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的李才莲在祖母操持下，与池煜华圆房。圆房后池煜华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的“大官”，但第三天即大年初二一早，李才莲便要告别蜜月中的妻子。池煜华心中虽有千个不愿，但为了丈夫的理想，只好含泪挥手。

丈夫走后，池煜华也参加了革命，并历任中共杨殷县委的巡视员、中共熬原区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长等职。

其间，李才莲有几次从千里之外转战到兴国县后，曾去信约池煜华赶到兴国县城相聚，可惜由于交通、通讯不便等原因，池煜华收信后，早已过了约会时间而未能如愿。

三年后，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池煜华终于打听到了丈夫的消息，她禁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思念，步行数百里，来到宁都县看望李才莲，并先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告诉池煜华：李才莲经常在《红星报》、《青年实话》等刊物发表文章，特别是《青年实话》几乎每期都有。我过去总觉得李才莲长得文质彬彬，读过书，有文化，能说会写，组织能力又强，办事果断有魄力，还有一定的经济头脑，不是出身地主，就是出身富农。直到看见你一身补了又补的衣服，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我才相信他确实是穷苦人家出身。第五天，李才莲出于工作需要，婉转地要求池煜华：“带着家属干革命不方便，你还是回老家干支前工作好。”刚见面又要分别，池煜华不禁眼泪汪汪。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获悉，为能使李才莲夫妻有更多的团聚机会，决定调池煜华到苏区政府土地局工作，并由蔡畅在一张中共江西省委的便笺上亲笔写下了调令。也许是有预感，待池煜华动身前往兴国办理调动手续时，李才莲对池煜华说：“战争时期，消息不很确定，如果有人说我死了，千万不要相信，记住，等着我！”池煜华坚定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这竟成了永别。

由于那时兴国县境内流行瘟疫，且缺医少药，回家办理调动手续的池煜华不幸染病，长时间卧床不起。到1934年，仅李才莲的弟妹便死了5人，整个家族也有12人得病，死去11人。池煜华虽大难不死，但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已经被迫长征。红军长征前夕，李才莲因布置撤退曾经回到兴国县城。虽然形势万分紧急，但李才莲念及夫妻之情，曾匆匆捎信要池煜华在一周内来兴国城，并明确告诫：“估计一周后白军将占领兴国县城，你就不要来兴国县城了。”只可惜又一次阴差阳错，这封信几经周转，到池煜华手中时早已过了一周，彼此失之交臂，这也成了李才莲写给池煜华的最后一封信，并被池煜华保存了一辈子。

事后，池煜华虽不敢去兴国县城，但她四处打听李才莲的下落。有人说李才莲随红军走了，也有人说李才莲已战死在瑞金铜钵山。“活着，我要见人；死了，我要见尸。”池煜华想起丈夫不要轻信流言的告诫，决定去瑞金寻找丈夫。她一路乞讨，来到铜钵山区，找了一天又一天，却没有任何结果。后池煜华只要得到相关消息，不管再远、再累也要去寻找丈夫。一次，她听说游击队在与敌军打仗，便冒着危险赶了过去。见到满地血肉模糊的尸体，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一具一具地翻看，直到没有看到李才莲才松了一口气。池煜华前后历时一年，历经万里，几乎寻遍了整个赣南山区。许多好心的失散红军、游击队员，见池煜华如此执着，如此痴情，只好骗她：“李才莲书记从铜钵山突围出来，追红军主力去了。”池煜华遂回到家中，重新翻盖好已被敌人烧毁的土坯房，开始了漫长的守候。

当时，赣南各县到处张贴着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悬赏布告：谁获得共匪首犯项英、陈毅、李才莲……其中一颗人头，即可持人头到县剿匪总部领取5000块银元的奖金。因此，不仅池煜华家经常有人窥视，企图抓获李才莲，甚至有人干脆打起了池煜华的主意，想把池煜华以45块银元卖了。池煜华一再反抗并声称：“你们敢卖我，我就当场死给你们看！才莲总有一天会回来找你们算账，为我报仇的！”

此后近70年里，池煜华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照着一面小方镜子——李才莲送给她的唯一礼物梳洗，因为她要给突然出现的丈夫一个干净整洁的形象。她也常常站在高高的门槛上倚门观望，希望能尽早看到丈夫回家的身影。然而，镜子被磨得斑驳、门槛被留下深深的豁口，也没有出现奇迹。

1949年8月，四野18军解放兴国。池煜华闻讯连夜跑到县城寻找丈夫，虽然结果令人失望，但她仍然坚信：“胜利了，才莲该回来了，他一定不会抛下我的！”

从此，池煜华又积极投身革命工作，长期担任茶园区教富乡妇女主任，1954年至1966年连续担任兴国县人大代表，并先后评为江西省“三八”红旗手、省“四化”建设先进个人、原赣州地区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以及县乡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当然也不忘四处打听丈夫李才莲的下落。

直到本世纪初，已30多年没有到过兴国县城的池煜华，在县城和老红军一起瞻仰烈士陵园时，才在重修的纪念碑牺牲红军名单中，意外发现：李才莲，红军高级将领，1935~2月下旬，苏区留守红军分九路突围后，在瑞金铜钵山区被敌人包围，被叛徒所害，壮烈牺牲，年方21岁。

面对七十年苦苦守望的结果，池煜华没有泪水，她的眼泪早已流干。

“马前托孤”的李美群

在江西省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及将军园里，有这样一座铜质塑像：一名骑在战马上、即将奔赴前线的年轻红军女战士，强忍着悲伤，双眼充满着深情和无奈，感谢着马下伫立的一位老大娘，老大娘双眼含泪，怀抱襁褓，襁褓里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雕像名叫《马前托孤》，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立志报国的红军女战士李美群，毅然将未满月的女儿托付他人，自己则跨上战马，奔赴前线。

李美群，兴国县潋江镇南郊李屋塘头人，1911年出生在一户贫苦农民家，排行老四，还未满月，就被送给了长冈乡的一户人家。养父母让她读了三年的私塾后，不得不辍学务农。

1928年12月20日，江西红军独立二团和十五纵队，共同在兴国发动武装暴动。17岁的李美群与本地缝衣工人钟延章恋爱、结婚，双双参加革命。钟延章被选为坝南乡雇农工会委员长兼赤卫队长，李美群则当选为坝南乡妇女赤卫队中队长。1929年初，李美群加入了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村少共书记。次年6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9年6月，国民党滇军十二师三十五旅占领兴国县城。李美群随机关撤至乡下，开展游击斗争。为了做好瓦解敌军士兵的工作，李美群成立了“敌军士兵运动委员会”，向敌军发动宣传攻势，涣散、瓦解其军心。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假装拔猪草、拾柴禾、走亲戚，前往敌军驻地贴标语、散传单。李美群还特意将革命道理编成兴国山歌，带领姐妹到兵营附近传唱：哎呀哩——敌军士兵哇你听，莫给豪绅来卖命。你们原也做工夫，天下工农一家人！哎呀哩——欢迎敌军当红军，红军纪律最严明。长官士兵一个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为解决红军枪支弹药的不足，李美群常与大家一道，以卖油炸果子、米粉鱼丸、米酒为名，借口弹药可治肚子痛等，让敌军士兵用弹药交换。敌军士兵彼此相传，大家纷纷知道此中“奥妙”，后来一听到叫卖声，便争相“交易”，从而使红军、游击队的弹药得到一定补充。

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后，李美群连续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她丈夫钟延章不幸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其间，李美群多次发动妇女筹集经费；率领乡妇女赤卫队组织妇女秘密交通员；冒着炮火，上前线送茶送水；担任运输队员，为红军运送弹药、物资和伤员；到医院驻地招呼伤员，缝补洗刷；带领队员化装侦察敌人的布防、兵力、武器配备情况；在煤油桶内燃放鞭炮骚扰敌人。

1931年6月，李美群调任中共兴国县委妇女部长。次年4月，又任共青团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并与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和省监委书记蔡畅保持密切交往。经蔡畅介绍，李美群与倪志善相爱、结婚。此时，中央号召扩大红军。李美群不仅代表新婚丈夫报了名，还回到家里，动员前夫的哥哥和自己唯一的弟弟参加红军。李美群不仅荣获省委“送夫当红军光荣”银质五角星奖章，还通过实际行动和大家一起努力，在兴国县掀起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热潮。虽全县只有23万人口，但有8万人参军参战，即80％的青壮年都当了红军，并先后组成了“兴国模范师”、“少共国际师”、“中央警卫师”。兴国因此被中央苏区评为“扩大红军模范县”，被江西省第一次女工农代表大会评为“妇女工作模范县”，被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授予“全省第一模范”，毛泽东还曾亲书“模范兴国”的牌匾，并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通电嘉奖，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又被授予“扩红模范”的光荣称号。

1934年1月15日，李美群生下一个女孩。这一天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著名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被敌人惨忍杀害的殉难日。也因列宁逝世于192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曾决定每年1月15日——21日为“列李卢”纪念周。加上1934年1月21日又值第二次全苏大会开幕，李美群遂给女儿取名为“中全列”，以示纪念。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央苏区危在旦夕，李美群参加第二次全苏大会回到兴国后，即接到去省委驻地宁都接受任务的命令，她当即毫不犹豫地将出生不到10天的女儿中全列马前托孤。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了长征。李美群被留下，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省苏主席刘启跃、省军区司令李锡凡等组成江西省游击队。

蒋介石一面动用大军“追剿”主力红军，一面调西路军和北路军对中央苏区继续实施“清剿”。“清剿”之敌为消灭红军，采取了移民并村、赶群众出山及长期搜山、围山、烧山、封坑、“兜剿”等手段，还组织“还乡团”、“铲共团”、“义勇队”、“暗杀团”；普遍建立保甲制度，老百姓被逼着一组一组住起来，编保甲。早晚要点名，搞连坐法，一个人留“坏人”，一家连坐，一家留“坏人”，几家连坐；甚至实行了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三光政策”。军阀余汉谋甚至疯狂地夸下海口：这一次不把共军打死，也要烧山把他们烧死，烧不死就把他们饿死。并扬言“三个月消灭红军游击队，活捉项英、陈毅”。据此，为保存实力，保存革命火种，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李美群带着百人小分队在宁都北部密林与敌第94师周旋。1935年1月，大雪封山，李美群率弹尽粮绝的战友与十倍的强敌激战后受伤被俘。

由于叛徒的出卖，李美群身份暴露，被敌人作为重要政治犯押送南昌的江西第一监狱。李美群与方志敏的爱人缪敏、受害女青年万根秀，被1935ff3月22日的《江西民国日报》并称为“三女匪俘”。其中说到：“李美群则为较有地位之女匪，年不过20岁，闻李不识字，但办事能力极强，自经共匪训练后，已能写若干通信件。”

在狱中，李美群不仅利用审讯的机会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大智大勇，正气凛然的斗争，还利用自己已公开的身份，劝勉缪敏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方志敏烈士遗志。鼓励并运用策略，让万根秀递交了“上诉书”，控告敌人诬害无辜，迫使敌人因拿不出证据而将她释放。

最后，李美群“因拒不认罪”被敌人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不久，李美群不幸染上了肺病。由于敌人此前的拷打、折磨，加之狱中环境恶劣，敌人故意不给医治等原因，李美群于1936年病逝狱中。1979年12月，有关部门在调查李美群烈士的事迹时，几经周折，才找到了顽强生活下来、已经定居外地的烈士遗孤，“中全列”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此后，她每次回到兴国，都会长跪于母亲塑像前……

“后勤部长”曾宪招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等每次来兴国视察，都会看望一位名叫曾宪招的老太太。

曾宪招1914年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一户贫困农民家里，稍懂事，就得上山砍柴卖钱。“那时的日子正如兴国山歌所唱‘一早起来做到日落西，风吹雨打无人知。书又没有读，字就不会写，拿起算盘，数也不会算’。”曾宪招曾这样回忆。

1929年冬的一天，15岁的曾宪招又一次挑柴去兴国县城卖时，突然发现县城与往日大不相同：到处红旗飘飘、锣鼓齐鸣，还有庆贺的鞭炮；一列列头戴红星、身穿灰色服装的军人精神抖擞、秋毫无犯；欢歌笑语的穷人们在分粮食、贴标语、呼口号；土豪劣绅们被戴着高帽游街示众，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好奇的曾宪招赶紧打听，得知是红军解放了兴国县城。几天后，长冈乡也成立了苏维埃人民政府，许多青年参了军。耳闻目睹这一切的曾宪招深受鼓舞，主动参加洗衣队，为红军伤病员洗衣服，并担任儿童团长，带领少年儿童站岗放哨查路条。1933年冬，曾宪招调任乡妇女委员部主任，主要负责慰问红军家属，扩红支前，帮助军烈属生产。

1934年秋，由于错误军事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9月上旬，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要求苏区有关部门、人员立即筹粮筹款支援前线。曾宪招为完成这一紧急任务，超负荷地日夜工作。

1934年10月14日，兴国县城失守。敌人设立了“清乡委员会”、“铲共委员会”等反动组织，强迫群众“联保”、“联坐”，规定：“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为不连累乡亲们，留在苏区后又与组织失散的曾宪招，被迫孤身一人前往广东与江西、福建交界的边境，女扮男装以挑夫做掩护，寻找党组织。一次挑货途中，曾宪招被“铲共团”的敌人抓住。敌人发现她一介女流却做挑夫，很可疑，立即对她施以酷刑，曾宪招坚不吐实，敌人见不能达到目的，加之没有证据，便强行以50块银元把她卖给了广东连平县九连山区的谢新元为妻。

1935年春，谢新元家突然来了13位不仅会唱《国际歌》，而且常常吟唱“我们大家来暴动，杀土豪分田地，建设苏维埃，工人来专政”这一苏区《暴动歌》的陌生人，有人说他们是失散的红军。正在为寻找党组织未果而苦恼的曾宪招虽充满激动，但却不敢立即相认。因为敌人常常化装成红军或游击队伤兵，半夜敲群众家门，说：“我是失散的游击队，弄点饭给吃吧！”要是群众答应，立即便会被抓起来乃至加害。

警惕的曾宪招暗中观察。此后三天，曾宪招发现他们上山摘野果、下地挖野菜充饥，不拿群众的任何东西。第四天中午，曾宪招又有意来到小河边洗衣服，并试探性地唱道：“五月当兵开木棉，真心革命不要钱，军衣伙食公家发，家中分了一份田”。一位男子竟然接声唱起：“三月当兵石榴红，天下穷人心要同。”这是一首出自中央苏区的革命山歌，不仅知道的人有限，且因属方言，听得懂尤其会唱的人更加有限，曾宪招终于与同志们相认，表明自己原是苏区干部。

这支队伍，是项英、陈毅领导的、经过九路突围后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同志，此时，正根据中央分局“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决定，化整为零，进山游击，昼伏夜出，保存实力。曾宪招立即把同志们接回家中，安排食宿。但限于条件，大家的生活相当艰苦，即使主要靠野果、野菜充饥，一天也只有两顿。不久，鉴于敌人搜索，游击队员被迫转入深山密林。

为接济游击队，曾宪招利用每月初一和十五日，敌人开禁允许群众进山砍柴的机会，常把粮食藏在挑柴的竹杠中，把食盐溶进棉袄里，然后丢在山上，使红军能够吃着“捡”来的粮食、穿上“捡”的衣服等。1936年初，赣粤边区出现罕见的大雪封山，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游击队的粮食断绝，更加饥寒交迫。一些游击队员实在饿疯了，听说一种“苦笋”可以充饥，便不管其苦涩吞食，结果吃得太多不消化，再也没醒来。后来曾宪招把家中仅有的两担谷子，加工成大米，冒着生命危险几经周折，终于全部送上了山。游击队员非常感动，亲切地称曾宪招为“后勤部长”。而曾宪招家则完全靠借粮和吃野菜度日。曾宪招还常常寻机上山采草药、熬姜汤，精心照顾患病、受伤的游击队员。

1936年秋，为了解决游击队的粮食供应，九连山工委决定在曾宪招家成立筹粮站，由曾宪招负责粮食加工。所谓加工，实际上就是完全靠手工将谷“砻”成米。曾宪招一天要“砻”两三担谷子，游击队没有经费时，还得完全靠曾宪招想方设法向村民借粮，甚至冒险向一些开明的地主借粮。这一千整整13年，直至解放。

1949年8月，赣南全境解放。35岁的曾宪招又积极参加欢迎解放军、分田分地等工作，并被任命为乡妇女主任，因工作突出，被赞为“妇女前锋”。

1951冬，曾宪招在广东连平参加围剿土匪“阿烈房长”的战斗中，因追赶土匪时不幸掉下山崖，受了重伤。1952年冬，由于丈夫病故，离开兴国19年的曾宪招经组织决定回乡治伤。不久，鉴于自己身体及母亲患病等原因，曾宪招无奈放弃工作并另组家庭，成为一名普通家庭妇女并定居兴国。

艰苦的经历，岁月的磨难，使曾宪招对粮食一直情有独钟。1994年夏，已经80高龄、生活无忧的曾宪招路过兴国城关粮管所时，见地上有许多散落的零星谷子，十分心疼，当即一粒一粒地捡了起来。在她看来，当年只要有一把米，就可能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也正是从那天起，曾宪招每天都要去兴国城关粮管所转转，为的只是捡上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