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珍从国军少将如何成长为共和国军长

从民国将军到共和国军长的12位高级将领中，张世珍是唯一一位民国少将，而其他11位都是由民国中将转任共和国军长的。此外，张世珍还是绥远起义官兵中仅有的两位得到晋升的起义人员之一--他由师长升为军长。张世珍能获此殊荣，与他的处事原则坚持“信念”不动摇是密不可分。

抗日战争，张世珍的信念：一定能打败日寇

张世珍，原名张卓吾，1902年出生，山西闻喜人，1925年入伍，在国民党第二军第六混成旅当兵，1927年考入太原北方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一直在傅作义部任职。

1932年初，日军攻占锦州。翌年1月21日，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将第三十五军临时改为第五十九军，从绥远地区开至张家口待命。1933年4月11日，日军抵近长城喜峰口、董家口、潘家口、罗文峪和古北口等关口。时任四二○团一营营长的张世珍，奉命率部占领昌平县的高各庄至齐家庄一带构筑第一道防线，担任正面左翼阻击任务。

5月1日下午，傅作义到四二○团视察，团长李思温陪同傅作义来到张世珍的一营阵地。傅作义对阵地上的官兵们说：“要想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战胜武器优良的日寇，在诸多因素中，构筑坚固工事是重要的环节；要想抗击和打垮敌人，不仅要有锐利的矛，还要有坚固的盾。特别是阵地防御战，更是要七分用土石，三分用枪炮，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战时少流血。”

营长张世珍大声说：“请傅总、团长放心，我们一定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随时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我们一定能打败日寇！”

官兵们齐声呼喊道：“我们一定能打败日寇！”

5月10日，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八师团向蓟（运河）怀（柔）密（云）一线进攻推进。5月21日，日军第八师团在西义一中将指挥下，进至怀柔县境内。张世珍的一营率先与日军试探性进攻的先头小股部队接火，他指挥部队顽强阻击，将日军击退。

此后，战斗越打越激烈，越打越残酷。5月23日中午，团长李思温指挥的四二○团二营阵地防线被日军突破。张世珍奉命率一营一部兵力主动出击，协助二营将失去的阵地全部夺回。日军遭到很大损失，双方形成对峙。

怀柔战斗使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五十九军共击毙日军346人，击伤日军600余名，没让日军越过主阵地一步。五十九军自身也阵亡367人，负伤484人。

5月24日，何应钦派北平军分会上校参谋徐祖诒一行去密云，向日军求和。30日和31日，双方签署了《塘沽停战协定》，热河省和察北、冀东的大片国土被拱手让给了日本。

张世珍奉命撤出阵地时，对全营官兵说：“一个政府可能被征服，一个国家可能被征服，但中华民族是永远无法被征服的！我们的民族一定能打败日寇！”

撤出战场的第五十九军回到绥远地区，番号改回了三十五军，下辖二一一旅、二一八旅。张世珍任二一八旅四二○团一营营长，此时二一八旅旅长是董其武，张世珍也由此与董其武结下了深厚情谊。

1936年冬，张世珍指挥所部参加了红格尔图和百灵庙战斗，歼灭由田中隆吉指挥的日军和德穆楚克栋鲁普指挥的伪蒙军各一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世珍参加了抗日战争初期 “四大会战”之一的忻口会战。

1937年10月，日军在忻口云中河南岸的豆罗村附近发起进攻，并用飞机和大炮对云中河两岸进行轰炸。

10月15日晚，张世珍奉董其武之命，率部由豆罗村向云中河方向进发，16日拂晓到达王庄以南地区。

这时，按计划插入日军阵地的国民党第一六一旅受到日军攻击，伤亡非常大。于是，董其武改变作战计划，命令张世珍率四二○团一营从左翼日军侧后迂回，以突然勇猛的动作进行侧击，以解主阵地上的兄弟部队一六一旅之危。

张世珍指挥一营迂回到村北阵地上，狠狠打击日军，成功地把日军吸引了过来。一六一旅看准机会，用战防炮对日军进行了轰击，张世珍趁势指挥一营跨出堑壕，一边冲锋一边猛烈射击，向日军展开突击。官兵们在张世珍指挥下，在前沿与日军展开了拉锯战，激战一直持续到黄昏。这时，董其武和旅参谋长张征复来到村北一营阵地上。张世珍一看是旅长，忙说：“旅长，这里危险！”

话音刚落，突然飞来一块弹片击中了董其武的左臂。

张世珍连忙让营里的医生为董其武处理伤口。董其武一边忍住伤痛，一边与张征复商量，原作战计划可能无法实现了，但前沿阵地失守，对整个战役无疑是不利的，能不能让部队“歇马不歇人”，白天打防御，夜间搞偷袭。

张征复认为“歇马不歇人”的连续作战方案不错。于是，董其武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李思温率第四二○团先行出击弓家庄，李作栋率第四三六团予以策应；得手后，再行出击东泥河村。具体部署为：弓家庄战斗以第四二○团张世珍之第一营为主攻部队，冯梓之第三营于右翼尾随策应，成于念之第二营为团预备队；东泥河战斗以成于念之第二营为主攻部队，第一、第三营分别于左右两侧助攻。”

时值深秋季节，高粱、玉米等庄稼都已成熟，张世珍率领一营官兵趁着月光，穿越青纱帐，向日军驻地偷偷靠近。

狂妄骄横的日军，白天倚仗飞机大炮坦克肆意逞凶，以为夜间平安无事，几乎没有多少戒备。当张世珍的先头连进至弓家庄东南200米时，日军尚未发觉。

张世珍命令部队隐蔽在低洼处，派人去摸岗哨。几个士兵匍匐前进，接近日军哨兵时，突然一跃而起，挥动锋利的大刀将哨兵全部砍死。第一营和第三营按预定部署冲向村内，分别包围了日军的驻地。

战斗随即打响。日军从梦中惊醒，慌乱中四散奔逃，只有少数日军在仓皇中妄图负隅顽抗。经过猛烈冲杀，日军死伤惨重。天将破晓时，残余的日军逃出村外，被第二营截击消灭。这天晚上的战斗，四二○团歼灭日军300多人，其中有200多都是一营的战果。

忻口战役延续到10月26日，日军在东路突破了娘子关防线，形势变得严峻起来。10月30日，日军攻陷重镇阳泉，太原告急，阎锡山命令忻口守军退守太原。11月2日，张世珍率一营跟随大部队南撤太原。

部队刚撤到太原，日军即尾追而来。张世珍与孤守太原的兄弟部队一起，激烈鏖战七天七夜，但战局未能得到改观，不得已，张世珍率部队于11月8日撤出太原城。

12月初，三十五军开到离石县柳林镇一带整编。傅作义担任第二战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下辖第一○一师和第七十三师。董其武升任第一○一师师长，张世珍升任第一○一师参谋主任。第一○一师下辖第二一八旅和第二一三旅。1938年冬，张世珍调任第二一八旅参谋长。

1939年春，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五军军长。三十五军脱离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开赴河套地区进行整编和整顿，张世珍被任命为新编第三十二师九十五团团长。

张世珍一直抱着一定能打败日军的信念，指挥部队在绥西抗战，先后参加了奇袭包头、乌镇战斗、桂乡突围、二狼山伏击、五原战役等战斗和战役，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10月，三十五军扩编为3个军，即第三十五军、暂编第四军和骑兵第三军。张世珍升任第三十五军三十二师副师长，1947年初被任命为独立第七师少将师长。

绥远起义，张世珍的信念：一定能成功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很快发动了内战，在内战中失去人心的国民党政府迅速就走向覆灭。至1949年1月，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结束，蒋家王朝的末日就在眼前了。

北平和平解放后，董其武专程到北平与傅作义作了一次长谈，得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一个“绥远方式”：“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1月23日，董其武从北平返回绥远，分别找孙兰峰、刘万春、张世珍、赵晓峰等师以上军官谈话，通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并透露了“绥远方式”的内情。

1949年1月28日上午，张世珍的独立第七师杨镇田团在换防中，与解放军部队产生误会，双方在陶卜齐车站附近发生了一场遭遇战。战斗打了两个多小时，解放军顺势占领了归绥以东15公里。

此事惊动了双方高层，毛泽东、周恩来、傅作义、董其武立即采取了措施，缓和了双方矛盾，这对张世珍产生了很大的触动。2月11日，董其武召集孙兰峰、刘万春、张世珍、鄂友三、高理亭等20多位将领开会，征询他们对“绥远方式”的意见。许多人顾虑重重，董其武却严肃地对他们说：“绥远的前途只有3个：一是打，我们不会有比东北、华东和天津战场更好的结局。二是撤，南撤，我们不是蒋委员长的嫡系，即使撤到江南，也没有我们的好果子吃，这一点大家心里清楚；西撤，那是马家军的地盘，也是寄人篱下，如果中共大军西进，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三是和，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这是傅（作义）总所希望于我们的，也是中共决定的‘绥远方式’。”

张世珍听了董其武的分析后，站起来坚定地说：“我们都是在傅总和董主席提携下才有的今天，我完全听董主席的。我坚信，‘绥远方式’一定能成功！”事后，张世珍说：“我为什么坚信‘绥远方式’一定能成功，是陶卜齐车站误会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宽宏大量，让我觉得很得人心！”

2月底，蒋介石给董其武发来急电，令董其武率绥省军政机关及所属部队西撤后套地区，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互为犄角。

董其武与张世珍等人商量后，很快复电蒋介石：“一、绥远目前还算稳定，尚无共军大举进攻之迹象，暂时不必西撤；二、驻绥部队中下级军官多为本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部队难以稳定；三、即做必要的西撤准备，成立绥西行署，疏通思想，安置家属，确有必要时，可顺利成行。”

蒋介石一看董其武不服从调动，马上变换手法：一是派出特务破坏“绥远方式”的实施；二是停发董其武部队的补给；三是派中立人员去做拉拢工作。

董其武为了尽快得到补给，命令张世珍率独立第七师向西开到河套地区。出发前，董其武对张世珍说：“目前，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是西边。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住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的部队一律予以阻击解决。同时，在关键时刻，要防止西边二马的部队向我们进攻。”

“我明白了，请董主席放心！”张世珍知道董其武的做法是一箭双雕，立即率独立第七师进驻河套地区布防。

警卫傅作义，张世珍的信念：绝不含糊

在绥远起义的关键时刻，1949年8月下旬，毛泽东派傅作义到绥远再做做工作，并戳穿国民党散布的“傅作义已被共产党枪毙”的谬论。

傅作义要到绥远来，他在绥远的人身安全就显得非常重要。董其武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张世珍。

按照傅作义的行动路线，张世珍提前派人到归绥（今呼和浩特）预订了“万家春大旅店”贵宾房。归绥是北平到包头的必经之地，傅作义进入绥远省境在内要这里住一宿。

然而，令张世珍没有想到的是，绥远的国民党特务也已获悉傅作义的行踪，并在“万家春大旅店”进行了布置。国民党特务张庆恩、杨阿七等3人，早傅作义一天潜进“万家春大旅店”。一场暗杀与反暗杀的较量，就此激烈地展开了。

8月23日，傅作义偕同邓宝珊乘坐装甲专列徐徐驶入归绥车站。

傅作义、邓宝珊下火车后，登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两辆美制吉普车，在前后各三卡车荷枪实弹的士兵护卫下，驶到“万家春大旅店”。

“万家春大旅店”前院中间有一幢独立小楼，其二楼是旅店最好的两间贵宾房，傅作义和张世珍就住在这两间房内。

当晚10时许，张庆恩等3名特务开始行动，轻手轻脚地向独立小楼靠近。

哨兵听见有人走来，端枪喝问：“什么人？”

“哦！旅客！”

哨兵还想问什么，但已来不及，被特务的无声手枪射出的子弹击中胸部，晃了晃身子，一头倒下。

一名特务用万能钥匙快速打开独立小楼底楼的房门，将准备好的炸药放进房里，点燃导火线后，急忙退出：“快跑！着了！”

特务们拔腿跑往大街，背后传来了一声巨响，“万家春大旅店”的独立小楼瞬间被夷为平地，特务们认为大功告成，狂喜不已。

令特务们没想到的是，爆炸虽然成功了，但却没伤着傅作义一根毫毛。原来，归绥县长得知傅作义路过这里，便设宴招待。原本傅作义不想去，但又觉得这也是一个宣传我党政策的好机会。于是，傅作义和张世珍商量，决定前去赴宴。宴会结束时已近午夜，侥幸逃过一劫。

爆炸事件后的次日傍晚，傅作义抵达包头车站。董其武率刘万春、越晓峰等前往车站迎接。

当晚，董其武在省政府宴会厅举行宴会，为傅作义接风洗尘。

张世珍和傅作义的贴身警卫李远贞在宴会厅旁边的休息室密谈。

张世珍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李参谋，我不知道你们共产党那边怎么样，我们这里可绝不含糊，如果傅长官发生什么意外，只怕董主席要我这个了。”

李远贞说：“如果傅将军真的发生意外，我恐怕也不好交差。”

“依李参谋判断，这危险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张世珍指挥打仗在行，对保卫工作却是外行。

李远贞说：“恐怕不能掉以轻心。我估计刺客已尾随我们到包头了，为防万一，我们等一会儿，恐怕要耍个点子。”

李远贞便把如何安排傅作义住宿和如何抓刺客的计划，一一告诉了张世珍，请张世珍协助做好防范措施。

张世珍听完跷起了大拇指，连声说：“有道理！有道理！”随后，他去向董其武作了报告。

宴会结束时，董其武对傅作义说：“傅长官今晚委屈一下，去我官邸住一宿吧！”

张世珍按李远贞的安排，高声说：“傅长官的保卫参谋刚才已经和警备司令部联系好了，住警司去。”

李远贞的判断是准确的。张庆恩等特务见爆炸未成功，便又抢在傅作义前赶到包头。张庆恩奉命行刺，是受包头警备司令部特训处处长赵思武调派的。赵思武身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军统演变而来）特务，他接到重庆枣子岚垭三十六号保密局电讯处的命令，在绥远组织暗杀傅作义行动。这次，赵思武以警备司令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董其武主持的欢迎宴会，意外获得了傅作义在警司过夜的消息，便马上告诉张庆恩。

张庆恩等3人接到傅作义住所的确切消息后，立即开始行动。

张世珍等人将傅作义护送到警备司令部后，又让傅作义坐上另外一辆车，悄悄地从后门离开，驶往董其武官邸。

接着，张世珍按计布下几道警戒哨，吩咐说：“傅长官旅途劳累，这会儿已安歇了，为了安全起见，不许任何人靠近招待楼。”

午夜过后，天空飘起了小雨。张世珍接受李远贞的建议，把警戒哨撤进招待楼。

凌晨3时许，张庆恩等特务身穿便衣，怀揣手枪，匆匆忙忙奔至警备司令部大门口，向哨兵出示了赵思武办好的出入证，顺利到了招待楼前。

张世珍正等得心急如焚，果真见刺客深夜潜来，大喝一声：“拿下！”众警卫一拥而上，将张庆恩等全部当场生擒。

张世珍、李远贞连夜审讯，张庆恩等供出了全部情况。赵思武见事情暴露，当晚潜逃，不久被抓获。

第二天，傅作义从董其武官邸出发，到驻绥部队慰问官兵。

为了起义前的绝对安全，张世珍奉董其武之命，将独立第七师全部兵力调入包头，彻底掌控包头局势。同时，通过广播不断发布“傅作义、邓宝珊脱险”的消息，戳穿包头特务组织连日散布的“傅作义已炸死”的谣言。

傅作义的人身安全得到切实的保障，确实加快了绥远起义的进程。一些原本左右摇摆的人，经过傅作义的劝说，最终都同意起义了。9月18日，张世珍等驻绥远的国民党18名上将、中将和160名少将在董其武带领下，举行了《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按编排顺序，张世珍是继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俞方泉、胡景通、张副元之后，第7个在起义通电上提笔签字的。

9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回电：“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起义电），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之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部队起义后，张世珍积极响应毛泽东和朱德的号召，投身“改革旧制度”，努力使起义部队改造达到“解放军化”。在整训中，张世珍对部队官兵说：“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是实现解放军化的政治保证；全国胜利已成定局，这是实现解放军化的有利形势；士兵、干部绝大多数出身工农，这是实现解放军化的可靠基础；大部分高级干部有进步的愿望和决心，这是实现解放军化的重要条件。”

1950年2月，绥远起义部队改造结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下辖第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兵第四师，归华北军区建制。张世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七军军长。

按照“绥远起义”改编国民党军“干部不升不降，原职使用，允许干部超编”的原则，起义干部基本都是按原职安排的，在整个绥远起义部队中只有两个人得到升职，一个是由师长提升军长的张世珍，另一个是由旅长提升师长的鄂友三。张世珍的提升，是对他在起义工作中所做出成绩的充分肯定。

抗美援朝，张世珍的信念：一定建立功勋

1950年11月初，毛泽东批准董其武和傅作义的建议，由周恩来宣布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入朝作战。

命令下达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三十七军军长张世珍表示：“我一定带领这支部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功勋！”

12月12日，张世珍率三十七军一部，移师河北省衡水地区进行入朝前的临战训练。

1951年2月中旬，张世珍率三十七军师以上干部参加二十三兵团召开的紧急会议，听取传达中央军委要求二十三兵团部队在半年内做好入朝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拟列为第二、第三批部队赴朝参战的指示。

9月3日至8日，三十七军在张世珍率领下，奉命从河北省衡水出发，车运甸口，然后过鸭绿江，经朔州、龟城镇进入泰川郡，担任朝鲜泰川郡南市地区机场的修建任务。

修建机场被美军发现后，经常有美军飞机前来袭扰。张世珍主持修建委员会第二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付美军轰炸的措施。

两三天后的上午，南市机场和泰川机场工地几乎同时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董其武和张世珍听说连长陈栓柱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立即赶到南市机场工地，和大家一起蹲下来寻找英雄连长陈栓柱的断骨和碎肉。

指战员们每挖到一块断骨碎肉，就双手捧过来，呈到董其武手上的小铁桶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小铁桶只装了半桶尸骨。董其武站起来，悲痛地说：“同志们，不用找了！”然后，低下头，抱着铁桶，悲愤地说：“这就是你们的连长，你们的突击队长--陈栓柱同志的遗体！”整个机场上万人潸然泪下。

张世珍一边忍住眼泪，一边和几个干部上前想接下董其武手中的铁桶，可是董其武却死死抱着铁桶不放。张世珍便和董其武一起托着铁桶，缓慢地一步一步向机场外走去。指战员们自动让开一条路，形成一条夹道，与司令员和军长一起为烈士送行。然后，大家跟着董其武和张世珍向烈士墓地走去。

董其武和张世珍亲自为陈栓柱下葬后，张世珍噙着泪水，带领指战员们高声呼喊：“为陈栓柱同志报仇！”“陈栓柱同志永垂不朽！”

血的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做好防空工作对修建机场的重要性，张世珍对三十七军官兵作了5条规定：“一、两打：认清敌机在我高射武器有效射程内侦察、盘旋时，打；敌机突然向我工地俯冲射击、投弹时，打。二、三不打：夜间不打，认不清不打，规定射程之外不打。三、防空空射距离规定：高射炮8000米以下，高射机枪2000米以下，重机枪1000米以下，轻机枪500米以下。四、不同射击单位的射击顺序：在同一工地防空体系内，高射炮营未射击时，高射机枪连不得射击；高射机枪连未射击时，重机枪连不得射击；重机枪连未射击时，营、连射击小组不得射击。五、对空射击阵地要疏散、隐蔽，工事要坚固、适用，加强伪装，平时不得对空暴露目标。”

在张世珍指挥下，三十七军经过20多天的奋战，共拆除定时炸弹915枚，加上在现场引爆的定时炸弹，南市机场的定时炸弹全部排除，有效地减少了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保证了工程如期完成。

11月20日，南市机场修建完工，南市机场和二十三兵团修建的其他两个机场投入使用后，大大缩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东北和山东半岛入朝参战的距离，增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快速反应能力，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12月1日，张世珍奉命率三十七军从泰川、龟城出发，经新义州、清城过鸭绿江回国。12月10日，集结在河北保定地区待命。

1952年3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下辖3个步兵师；二十三兵团所辖的三十六军军部和三十七军军部撤销；三十七军一○九师改为建筑工程第一、第二师，归政务院财政部建制。12月15日，二十三兵团番号正式撤销，董其武改任六十九军军长（享受正兵团级待遇），裴周玉任军政委，马卫华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张世珍任副军长（享受正军级待遇），曾威任副政委。

1955年10月，张世珍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当张世珍手捧着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军衔任命状时，激动万分，一字不漏地连看了几遍：“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授予张世珍同志为少将军衔。这是国家和人民所给予的崇高荣誉和政治责任。凡荣获军官军衔的军官，必须兢兢业业、戒骄戒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提高军事素养和政治素养，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团结、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张世珍牢记授衔命令的每一个字，总想为祖国再做些事，但因长年征战得重病而不得不入院治疗。一年后的1956年12月26日下午7时许，张世珍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

张世珍的一生告诉人们，信念比黄金贵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