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江青在中南海的生活

1949年中共中央进入中南海，江青当时到苏联治病，回来后也到了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

回到中南海后，江青在菊香书屋院内另外择屋居住。她看不上那里的生活条件，以治病为名，经常外出到全国各地住宾馆，还几次以治病为名到莫斯科长住。就是回到家，她看不上毛泽东的饮食习惯，认为是“土包子”。

毛泽东与江青在中南海的生活

在中南海内，毛泽东还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朴素作风，江青却是更加追求吃喝享受，一不满意便训斥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尽职。

有一次毛泽东连续工作几十小时，徐涛提醒说：“主席，你已经两三天没吃一顿正经饭了。”

“是吗？”毛泽东喝着茶，眨一眨眼。“嗯，有些饿的感觉了。好吧，我吃一顿饭吧。”

当时卫士长李银桥向毛泽东进言：“徐医生早定好了食谱，就是没机会做……”

“我不要他的食谱，你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吧。”

“可是……”李银桥有些为难，因为徐涛定的食谱里，是不要胆固醇太高的肥肉。然而毛泽东将大手由里向外一拂，便低头抓笔说：“弄好了叫我。”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交待的事不能不办，便悄悄退下准备去伙房作交代。恰好江青从她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在院子里踱步，顺便就问：“主席要吃饭了吗？”

李银桥点头说：“想吃了，他要红烧肉。”

江青当时便不高兴了，马上说：“不要弄，吃什么东西不比红烧肉好？又不是没有。弄些鸡肉或者鱼都是可以的么，都比那个红烧肉强么。”当听说“小张说他给主席煮过一茶缸挂面”后，江青更是气恼地说：“你们就是不办事！看我什么时候把你们那个电炉子和茶缸扔到外边去！”接着，她要求：“你去厨房，要他们照医生定的食谱做。徐医生说了，他定一个礼拜的食谱你们连三次都不能保证。”

“主席说不要么，他点名要红烧肉。”

“不要罗嗦了，红烧肉不要弄。什么好东西？土包子呢。改不了的农民习气。”

由于卫士组归江青管，李银桥只能照她说的办。随后开了饭，毛泽东边看一张报纸边在椅子上坐下。江青从桌子对面夹起一块鱼放到毛泽东碗里，可是毛泽东忽然将报纸拿开些，伸头扫视桌面：“红烧肉呢？”

李银桥当时无法做声，希望江青能出来说明，可江青却不做声。

“为什么没搞？”毛泽东生气了，声音很大：“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

李银桥垂下头，无言以对。江青开始是沉默，接着便跑了。而毛泽东却发脾气说：“我只要求一碗红烧肉，过分了吗？”

见自己受了委屈，江青又不承担责任，李银桥便哭了起来。毛泽东随后追问了事情的经过，得知江青的话后，便沉下脸，用愠怒的声音断然说：“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毛泽东说话一向算数，不容更改，除非他自己改变。从那次以后，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饭。即使在一个饭桌上。也是各吃各的饭。毛泽东从来不动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仍时时尝几片毛泽东的菜。

刚进城之后，为了照顾江青的政治地位，中共中央给了她一个中宣部处长的职务，其实她也不去上班。1955年中央给她一个毛泽东秘书的名义（相当于副部级），也是为了便于照顾主席的生活。

江青得到了这么一个“秘书”衔，马上便神气了许多，对身边的人架子大了，对治病和照顾也更挑剔。江青还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噪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非但如此，她在外地的一些作威作福行为，在解放后的历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

例如60年代初江青住在广州时，由于怕声响，要求负责打扫的园工不能用扫帚扫落叶，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捡拾起来。她对周围的工作人员动辄斥骂，对老专家大夫颐指气使。这段时间里，江青声称自己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为此竟要广东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飞机掠过。结果她住广州的最后一个多月，城北的白云机场关闭，民航的客机不得不在军用机场起落。幸亏当年国内民航机航班还很少，对外未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过江青凌驾于地方政府和人民之上的心态这时却显露无遗。

江青回到中南海，虽处于毛泽东的眼光下，周围的卫士也了解她的为人且不惧怕，因此还不敢提太过分要求，却也是越来越难侍候，脾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坏。当时她虽然还不敢动手打人，对不满意的卫士却要罚站。有的医生解释说这是更年期，怕风、怕声音、爱急躁、爱发作。当时卫士们便纷纷私下议论：

“她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大秘书了，副部长级。”

“官越大病越难治呗。”

每逢江青回到菊香书屋，都会出现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的事，不是为了打扑克，或是有什么声音干扰了她。江青吵遍了周围的人，所以毛泽东跟每个卫士都说过这句话：“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

对江青的种种无理取闹，毛泽东也感觉厌烦，据李银桥回忆，他曾这样抱怨过：

“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我就不想见她。”

“随后，毛泽东明显地开始躲避江青。毛泽东到外地，不论住在哪个省市，只要听说江青就要到了，马上就走。他不愿见到江青。记得1959年在广州，听说江青要来，马上吩咐我们出发。说：‘她这个人来了就扫兴，我们还是走为上。’”

解放后的养尊处优，助长了江青的奢侈享受之风，不过仅仅如此，在政治上还不至于对党和国家造成多大的危害。严重的情况在于，生活上的奢华，又激起江青早年野心勃勃的习性，权力欲随之膨胀。而且她窥视着政治风向，终于越来越多地掌握了政治权力。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人说，自50年代以后，江青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很少，感情生活差不多结束了，一度很苦闷。然而过了不久，江青在政治上却活跃起来，并得到毛泽东的倚重。

据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便与毛泽东熟悉的女同志曾志在回忆录中说，60年代初毛泽东到广州时便对她和丈夫陶铸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

这个政治上的“帮助”，按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解释，便是从50年代后期起，她便成了在国内进行政治观察的一个“游动哨兵”，特别是观察宣传文艺界的动向。从1962年起，江青开始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公开露面，后来又频繁地在宣传文化界发表讲话，批评这个、指责那个，到了1965年又拉班子批判《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70年代毛泽东一再批评斥责江青时，还都肯定她在这些问题上“有功”。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毛泽东从来反对重用亲属，搞裙带关系，这在党内还是做出好的榜样。全国解放前后，毛泽东虽然在生活上容忍了江青的一些非份要求，政治上还是不给她什么权力。直至1962年以前，中国新闻界在对外宣传中，从不提毛泽东的夫人是谁。后来江青在政治上得到重用，正是由于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起，党内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对毛泽东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没有完全贯彻，甚至出现了分歧。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江青一些对其他人猜忌甚至是怀疑狂的心理才有了得逞的条件，一些话能入毛泽东之耳并认为是“政治上很敏锐”。这样，她才能利用特殊身份掌握党从来没有赋予她的权力，甚至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如果再从历史的深层次分析，江青擅权的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影响也有重大关系。社会上的许多人甚至包括党的不少领导干部，都从传统观念和古老的愚昧习惯出发，不是将她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是当成崇拜的神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江青能够长期横行，社会也有其责任。

进入60年代后，由于毛泽东对周围领导人的不信任日益加强，对国内政治形势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判断，江青迎合这一点大进馋言，才被毛泽东认为是“政治上很敏感”而听信，她的权力随之越来越大。

“文化大革命”初期，行政只有九级（这还是中央为照顾她而高定）、根本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于1966年5月一跃而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

所谓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组织，它建立后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上。

按照1966年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一个“小组”。如果用当时江青自己的话来说，那就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可是，就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成为了一个领导全党工作的前线指挥部。

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后，因其特殊身份，连组长陈伯达也要受其摆布。1966年8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竟然审议起中央常委的名单排序，党的政治生活之不正常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即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还自称为“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第二年便发展成为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三个党政军领导机构并驾齐驱的最高权力机构。当然，这也是中央和各级党的组织被“砸烂”的结果，才为江青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机会。

在这个几乎要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机构中，江青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的组长陈伯达，在1967年间因屡屡受江青羞辱，也感到承受不了。此前，陈伯达起劲地“树”江青，拍江青的马屁以讨好，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个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中排名第四位的交椅。可是康生一向瞧不起陈伯达，嘲笑他是“乌龙院”的“院长”，即只知喝茶清谈。由于江青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掌握了实权，也视陈伯达这“老夫子”是个“迂儒”，骂他是“刘盆子”。

历史上的刘盆子，是两汉之交的赤眉军所立的新帝，放牛出身，靠沾西汉远枝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为傀儡皇帝，没当多久便随赤眉军投降了刘秀。江青骂陈伯达为“刘盆子”，是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也如同傀儡一般。后来，江青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清末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时吓得趴在床底下，被革命军拖出来担任了军政府的大都督。如此比喻，是把陈伯达说成是一个傀儡。

由于不敢得罪江青，陈伯达只好忍气吞声。后来有一个中学生爬陈伯达在中南海住所的墙，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在当时社会上整天疑神疑鬼的形势下，陈的老婆刘叔晏找来公安人员拍照，引出了一个“脚印事件”。江青一听便发了脾气，骂道：

“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陈伯达当时住在钓鱼台，知道“脚印事件”之后，回到家中，跟刘叔晏吵了一架，已无济于事。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组长，只得忍气吞声，被他的那位“第一副组长”驱赶，离开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位“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家”陈伯达内外交困，在1967年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一度想要自杀。他还引经据典，找来列宁颂扬马克思女婿拉法格夫妇因病重自己结束生命一事，来论证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自杀。不过，这个一向愿意搞政治投机的老夫子毕竟还是爱惜生命的，也没有自杀的勇气。后来林彪、叶群乘机拉拢他，陈伯达便对江青敬鬼神而远之，秘密向林彪住所毛家湾跑，向另一个阴谋山头投靠。

当时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按规定负有保护之责，陈伯达一出车便要派警卫车跟随，结果被他发现便停车责问：“为什么跟我？”警卫人员开始不理解，直至林彪、陈伯达事发后才知道，陈伯达是因为经常要去毛家湾，又怕让钓鱼台的江青等人知道，才采取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

作为一个政治集团，需要有首领，也需要有班底。江青建立自己的班底，是从1965年下半年到上海组织写作批判《海瑞罢官》时开始，她网罗了张春桥、姚文元作为死党。

在江青的支持下，张春桥、姚文元于1967年1月在上海发动了“一月夺权风暴”，又发展了王洪文等一伙造反派作为爪牙。毛泽东最早把“四人帮”说成“上海帮”，恰恰是明白江青的班底在上海。

毛泽东对江青也有诸多不满，早就深知她知识浅薄、政治上有野心，但是在党内众多的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抵触和不满的情况下，还是看中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可靠，选择江青充当“旗手”。这件事，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大失误。

不过，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政治错误的性质，与江青一伙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毛泽东的错误，属于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认识偏差，其主观愿望还是要把党和国家搞好，为此明知江青等人品质不好也要利用这类人来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不过到临终还是坚持不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江青一伙则纯属政治野心家、阴谋家，是为了个人私利不惜祸国殃民的坏人。

由于毛泽东错误地重用了江青，使她的地位和权力不断上升。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所刊载的新闻稿中的人物排名顺序，便清楚地看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地位逐步上升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的新闻稿中，江青在中国政坛上的排序是第25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此时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江青仍然不是中央委员，排在第25位已经不正常。何况这还是名义上的排名，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她实际上已经干涉政治局成员的排名顺序，可见权力之大！

在一年多以后的1967年10月1日的国庆庆祝大会上，按照次日《人民日报》所载新闻报道中，江青的排名升至第17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半年之后的1968年5月1日，在《人民日报》的“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报道中，江青的排名迅速升至第9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

这个排名顺序表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新贵们由于“革命有功”，论功行赏，其公开场合的地位也已经超过了身经百战的老帅们。

同年10月1日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江青的地位升到了第6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此时，江青仍然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甚至连中央委员也榜上无名，却能在党内排名第6！

到了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取消，江青也摆脱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这个不伦不类的头衔，成为中共党的领导中枢中央政治局的成员。

据江青此时的秘书后来写的回忆录称，在九大前毛泽东原来决定不让江青进政治局，只当一个中央委员，使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沮丧了好久。临近九大召开，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主意，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平衡林彪集团的需要，又同意她进政治局，江青一下子兴奋起来。

不过为了照顾林彪，毛泽东同意林的老婆叶群同时进政治局。九大政治局出现的两名政治局女性委员竟然是主席、副主席的两个夫人，此事真叫一切珍视党的优良传统的人看后叹息不已！

江青政治地位的提高，加之追求自我享受，使她基本上脱离了中南海的生活。

自1966年夏天起，刚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设在原来属于国宾馆的钓鱼台，江青也随之迁入并自己单独居住了5号楼，然而毛泽东从丰泽园搬走后，春藕斋还为她保留了一套房子。

江青搬到钓鱼台10号楼，住了两年，因感到此楼条件不理想，又搬到11号楼一直住到1976年。在此期间，有次她患感冒，毛泽东去看望过一次，并对她周围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和霭地解释，大家看在他的面子上对江青多担待一点，多照顾一点。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知道她到哪里都会和身边的人积怨。

离开中南海后，江青因没有人能再监督，更胆大妄为。在日常生活中，她经常辱骂甚至殴打身边的工作人员，保姆和服务员都挨过她的耳光，还使用以剪刀扎等旧社会恶劣的手段，当年在上海滩看到和学到的女黑帮和恶太太的作派就此完全发作出来。

更可怕的是，这个终日想着整别人的江青，自己也总担心别人要报复和害自己，长期患有一种怀疑症。她在公开讲话中的口头禅便是：“我抗议！我控诉！”动不动就说什么某人在医疗上故意把她的身体搞坏，开始一再说刘少奇故意“迫害”她，接着讲林彪如何如何“迫害”她。当时经常住在钓鱼台的人大都知道，江青一出来散步，如果看见一个生面孔，便可能怀疑这人要害她，甚至还会下令当场把这人抓起来，结果许多人远远一见江青便吓得赶快躲避，惟恐碰面后倒大霉。

江青身边的人对她恐惧到这种程度，有如封建社会中的暴君出巡，这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江青对不满意的工作人员，还动辄扣上“特务”的政治帽子，送入监狱长期关押，表现出的完全是一种迫害狂的变态心理！

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都忘不了那样一件令他们心惊肉跳的事。

1972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当时值班人员发现他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护士长吴旭君赶紧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她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这一下把大家吓坏了。

在场的主治医生大夫胡旭东、吴洁立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马上投入抢救，立即采取急救措施，注射应用的药物。毛泽东的生命力也真是顽强，经紧张抢救后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到眼前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当知道自己刚才已经休克时，毛泽东神态安祥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大病一场，周恩来比谁都着急。警卫人员后来说，总理得知主席病重的消息后，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当时，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如果主席万一有个“闪失”，总理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及向世界去交代呢？

可恨的是，江青在事后才赶到时，竟胡说什么主席身体一向很好，出了这种事一定是有人搞阴谋。她模仿斯大林晚年那个“医生阴谋案”的例子，竟然也要追究毛泽东身边的医生中有一个“特务集团”。

在江青一愣之时，毛泽东又指着自己说：“就是我！”

就这样，一向如同恶狗乱咬人的江青才没有又把一批医护人员打成“反革命”和“特务”。

据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警卫团及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群情激奋的揭发便可看出，毛泽东早说过“积怨甚多”、“尽伤人”的江青，在中南海内已是结仇遍地。对中央警卫部门的领导，她也是差不多得罪遍了。

有一次，江青不知是发了什么神经，突然说负责警卫中央的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是坏人，要汪东兴把他抓起来。

汪东兴听后感到不好办，急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回答说：“我的部队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吗？”不过，他接着又说下放锻炼一下也好。于是杨德中便被派到下面部队当了师政委，用这种办法避开了江青。

当时从中南海派到钓鱼台江青身边工作的许多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几任护士都被说成是“特务”。江青说这些人给自己吃了几年“毒药”（其实就是每日必吃的安眠药），搞得她神经衰弱、头发像稻草一样，而且在许多大会上还都声泪俱下地“控诉”。派去给江青当秘书和负责警卫的人员，也先后一个个地被她扣上可怕的政治帽子下令抓起来。

对这类情况，毛泽东得知后曾说过：“帽子太大了嘛，这些孩子戴不动嘛！会压死人的！”对一些被抓被整的人，毛泽东也曾安慰说：“就看在我面上”。一些受难者也经毛泽东批准，从监狱中被放出并调到别处工作。可惜的是，江青整人的权力并没有被取消，主要原因恐怕只能从她这个“政治流动哨兵”还用得着来解释。

当时这些感情纯朴的人们往往热泪直流地表示，很感谢毛主席的保护，对这种不惩治咬人的恶狗、只让一些被咬者避开的特殊“保护”方式，也就不敢多想，更不敢埋怨。不过，在中南海内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中，对江青的怒火早已到处燃烧，与她接触的人都有伴之如虎、人人自危的感觉。

可叹、可悲又有些可笑的是，江青长期以来并不知道周围的人对她如此反感和仇恨，这一方面是由于马屁精们当着她的面极尽吹捧之能事，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明确批评她的那样，极其缺少“自知之明”。当时不要说是人们的气愤之语，即使是对江青的什么意见，都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提出来。这种可悲的体制，又造成她愈来愈自我膨胀，同周边的人（除了爪牙和想攀附她以谋私利者）都发生不可避免的尖锐矛盾，而且在没有排解机制的情况下必然又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待毛泽东去世后只有采取以武力将她抓起来的方式解决。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感到过去与之虽有勾结却在九大后出现了权力争夺的林彪集团垮台，毛泽东又已经病重，便急于掌握国家最高权力。1972年江青擅自找来美国女记者维特克，让她再当“斯诺”为自己写一部《西行漫记》式的自传以扬名世界。然而这个权欲极大、政治智商却并不高的江青，搞不清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利令智昏，竟讲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很不光彩的丑行，对毛泽东也有诸多不恭之语。维特克所写的书以及香港一位作者由此加工再抛出的《红都女皇》一书，恰恰宣告了她政治上的死刑。

“文化大革命”前期，毛泽东在一些时候倚重于被称为“旗手”的江青，对中央其他领导人多不信任时比较相信她。不过毛泽东也清楚，此人“积怨甚多”，政治水平也不高，不配掌握太大权力，因此始终没有安排她具体职务。1972年以后，毛泽东身患重病，对江青乘机要钱、要官的行为极为不满。他虽然很难接触外界，对江青在外面的许多丑行并不知道（一般也没有人敢向他说），却仍有些感觉。后来，在政治上已经“靠边站”的朱德又致信“润之兄”，将江青对美国女记者维特克的谈话内容和《红都女皇》一事相告，此事大大激怒了毛泽东，生气时曾表示要将江青赶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据“文化大革命”时期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在回忆录中说：

“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谢静宜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见，她还是听的。她那时甚至还能把这样一些话传达给我，说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有野心。”

由于人心丧尽，除了极少数心怀鬼胎的投机者之外，整天做“女皇”梦的江青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拥护者，注定了必然会一朝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