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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曾与我国第一位影后胡蝶有染

在少帅张学良整整100 年的漫长人生中,其感情生活起伏变化很大,青少年时代作为军阀的公子哥儿,在感情上是浪漫不羁的。张学良晚年曾坦诚对人说:“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并且赋诗:“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张学良曾与我国第一位影后胡蝶有染张学良曾与我国第一位影后胡蝶有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为执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东北三省,致使他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他不检点的私生活同样成为非议的话题之一。进步报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表《东北的漆黑一团》一文指出:“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次要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

其后,《生活周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在继续绯闻的同时,却把当时上海著名的影星胡蝶给卷将进来,由此引发了当时沸沸扬扬,若干年后依然沸沸扬扬的一段历史公案。

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被马君武扣上了红颜祸水的帽子

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小文章,作者以“确息”这样的给人感觉是准确的消息来源的口吻,叙述张学良与胡蝶女士在北平相见。因此,当时,一些小报纷纷转发这一消息,并作为谴责张学良不抵抗的理由。而谴责张学良最厉害的,莫过于国民党元老、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发表感时近作《哀沈阳》诗二首: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据马君武自称,此诗是仿李义山《北齐》体而作。原诗是这样的:

一笑相看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诗中所说的小怜是北齐皇后婢女,貌美,喜着戎衣,为后主高纬(565-576 年在位)所宠爱,被封为淑妃,与之坐则同席,骑则并马,两人常出外打猎消遣。有一次,遇到北周军入侵,丞相隐匿军情不报,致使晋阳失陷。高纬欲率军南下,小怜于此时恃宠撒娇,坚持再猎一围,致误反攻时机。后来,高纬反攻晋阳,城内北周军已渐感不支,城垣崩溃,在这个关键时刻,高纬却忽然下令停止攻击。他的用意是想炫耀武力,要让小怜看看他大军破城的景象,而小怜此时正在梳妆,良久未竟。北周军遂利用这段时间抢修城防。等小怜妆成后,双方继续会战。高纬带小怜并马在高地上观战。北齐军右翼稍后移,小怜误以为败退,遂在马上惊呼:“我军败了!”他俩急忙撤离战场,以致北齐军军心动摇,一败而不可收拾,导致北齐政权很快灭亡。从上述情况可知,马君武的《哀沈阳》是借古讽今,说张学良不重江山重美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犹与胡蝶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三省给断送了。

马君武的诗作发表后,各报广泛转载,并传诵一时。从此,张学良被国人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胡蝶则被视为“红颜祸水”,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

以马君武的名流地位以及这首本身就激荡着爱国主义义愤的诗,人们无暇来考察历史的真实如何,却很乐意把诗中所言的内容在张学良身上坐实。诗中的赵四,无须多说。所谓朱五,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五女儿朱湄筠。她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大姨子,即张学铭太太的五姐。她经常与张学良跳舞,后来嫁给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为妻。至于胡蝶,则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诗的意思主要是讲当时风传张学良思想摩登,已经腐化堕落,早把国难家仇置于脑后,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与胡蝶跳舞。对于马君武的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朱五均未置一词--这恐怕是当时最好的策略,因为假如要发表声明的话,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是越描越黑。

而对电影皇后胡蝶就不一样了。胡蝶本与张学良没有见过面,却无端地承受这样的冤枉,她当然不干了。于是,她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一则辟谣启事,郑重声明: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则,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毕回申,忽闻海上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之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谣,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辨乃曰。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胡蝶辟谣启事登出后,明星电影公司导演张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职员,也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启事说: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因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规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一面。今赴平之男女演职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做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

事实是,明星影片公司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四十余人在导演张石川率领下,于1931 年9 月中旬离开上海北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到达天津。胡蝶在回忆录中说道:“我们到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了。”所以,胡蝶到北平,当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所谓九一八事变之夜胡蝶与张学良翩翩起舞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纯属攻击者的想象。胡蝶在北平五十余日,始终未与张学良谋一面,后来张学良因事到上海,有人想介绍他与胡蝶相见,张学良婉言谢绝了。他说:“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遂一笑置之。张学良与胡蝶可说是“素昧平生”。胡蝶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指出,马君武的诗是一段“莫须有的公案”,这是可信的。另外,还有人说,朱湄筠在抗战期间曾在香港一家饭店中看到马君武,就走过去对他说:“马先生,你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朱五小姐。”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

马君武的两首诗诚然不免牵强附会,并沿袭了古代“红颜祸水”的偏见,但却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忧国忧民的心情,对于蒋介石、张学良推行“不抵抗政策”丧失祖国大片河山表达了强烈不满和痛心,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很快流传开来,成为脍炙人口的诗句。马君武后来对人自夸说,他的《哀沈阳》诗足以和明朝末年吴梅村祭酒谴责降清大将吴三桂的诗《圆圆曲》媲美,永垂史册。

但是,根据张学良当年的秘书惠德安的回忆,马君武写这两首诗,还有他和张学良个人之间的恩怨因素,并非完全出自爱国的公心。惠德安说:

马君武早年留学德国,取得工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北平创立一所民国大学,这所私立大学,资金很少,由大学的董事会筹措经费维持它。马君武听传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张伯苓办的南开大学捐助不少办学金。马几次求见张,请他拿出一笔款助学,由于东北情况紧张,又加张的身体不好,没能邀见他,他很不满意。事情凑巧,九一八事变后的这些天,北平学生去顺承王府请愿共赴国难。张接见了学生并讲了话,马君武认为既能接见学生,为什么不能会见他。他特往顺承王府承启处,要求无论如何也得见张,不见,他就不走,要在承启处坐以达旦。张学良只好会见他。据当时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说,张见马以后,张曾询问荆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荆说他那特派员公署,每月支付班禅北平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平机构、外交部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额外开支,数目就很可观。

现在东北出了问题,以后的军饷能否发出去,都成疑问。马校长在这时候,要那么多钱,岂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张听了以后,久久未作表示。几个月后,马君武从上海寄给张一封信,作最后的要求。张回信的大意是,现今的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且无力接济,对于“民大”,实已爱莫能助。

惠德安以当事人的身份说的这个事情也很难否定,不能排除马君武借机发泄对张学良的怨气的可能。如果是这样,马君武的《哀沈阳》诗就包含有公私兼顾的含义。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马君武的诗确实给张学良造成很坏的影响,使他和胡蝶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张学良对此备感痛苦,但他从未作公开或书面的辩解。他最气的是人家说他与朱五小姐有染,是天大的冤枉,后来连玩笑都不敢与部下的太太开了。对此,张学良始终耿耿于怀。他幽禁期间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特意对此提出辩证:

我利用此时机,一述多年来对我误传有关“九一八”的一段小插曲--胡蝶女士的故事也。其他我不必多说,我在该当时,适在病后,病体尚未复元,散步行走过久都不能成,又安能狂舞乎?幸此胡蝶女士尚在人间,如有好事者,可以向她质询。我同胡女士不但谈不到热恋,我同她从未有过一面之缘。我自己对于我自己,抱歉得很,徒空受艳福之名也!因之,我常推想到,历史上有些不合情理的记载,多恐有失真实。所谓望风捕影,我同胡蝶之流言,是连风影都说不到,会传得像真事一般,不论将来百年之后,就是当事人皆生在的今日,有些人确认为真实。“曾参杀人”,流言可畏也……我们不可认为流言无关,忽视之而不加以警惕也!

虽然由于马的诗而酿成了这一公案,但是,胡蝶把马君武当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未免冤枉了这位爱国志士。她无法了解的是,这谣言之所以流传甚广,责任主要还不是那首诗,而是谣言的炮制者。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故意造谣,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另一说法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蓄意借题发挥,目的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为蒋介石、同时也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可谓用心良苦。

关于张学良与胡蝶后来是否见过面,胡蝶女士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讲得很清楚:“我和张学良将军不仅那时未曾谋面,以后也未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1964 年6 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我还开玩笑地对朋友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现在相识,岂不又给人以题目吗?”

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这自然是以后的事实了,但在当时,由于马君武的诗流布很广,张学良也罢,胡蝶也罢,还要忍受这种冤屈而无处辩解。倒是诗作者本人在后来了解到了张学良不抵抗的真实情况后,才放过了张学良,把责骂的矛头指向了蒋介石。他在《致蒋介石、汪精卫电》中说:“国事败坏至此,论者异口同声皆曰:是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张,日本已占据东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

虽然这封电文也是公之于世的,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也并未就减轻张学良的罪名起多大作用。直到张学良宣布下野出国后,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还登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

赞助革命丢爸爸,

拥护统一失老家。

巴黎风光多和丽,

将军走马看茶花。

如同马君武的诗没有事实的影子一样,这首打油诗也是完全离谱了。

诗作者完全不知道在国外的张学良为抗日奔走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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