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与毛泽东的恩怨情仇

十七名倨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围坐在一座破败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纵谈，意气风发，四周点缀着诗稿、画卷、酒器、烟具，以及伶人伎乐、莺莺燕燕，这是公元一九○九年秋天苏州文化的一个精彩片断。地点是在虎丘山塘右侧以义烈著称的张公祠内。比起两百五十六年前吴中著名知识分子团体复社在这里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时的招摇，这次无论规模与影响显然都要逊色得多。如果不是与会者中一个名叫柳安如的吴江人后来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一番私人交往，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一包括历史学家与政治史研究者一一这次聚会所偶然推出的一个冠名南社的纯粹文学组织，会在本世纪的历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声望与影响。说起来还真让人不敢相信，甚至就在当天早晨一干人兴冲冲订雇画舫前往虎丘开会以前，作为他们领袖人物的柳安如一一或者叫柳慰高，后改名柳亚子—一尚一连四天泡在所下榻的惠中旅馆对面的戏院里风流自许，力捧一个名叫冯春航的当红男旦，于银筝凤管、彩幕红氍间俨然新一代的顾曲周郎。当然，这一切也许并不影响在后来的回忆录和各种传记里，其脸部浓重的传统文人脂粉逐渐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涂抹。在文学理想与政治抱负之间上下求索、始终无法辨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大约是柳亚子一生壮怀激烈而又牢骚满腹最致命的根源。

柳亚子与毛泽东的恩怨情仇

“柳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从未担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党的各种抗日主张，是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邓颖超《缅怀柳亚子先生》)“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致柳亚子信》)而一贯以激情与浪漫著称的郭沫若先生更是干脆以一顶“今屈原”的高帽相赠。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与评价，柳亚子的才华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颂扬。包括南社的历史地位，也从一个抵制新文化的同人文学社团，一跃而为“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象，生平对知识阶层一向不大感兴趣的毛以及党内同人对柳之所以如此推许，除了他艺术本身的天赋以外，恐怕还着眼于抗战胜利后尽一切可能争取党外进步力量支持的大局。事实上，那时的柳不仅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被朝野视为民主斗士，甚至因过于同情中共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也已有数年。一位拥有不可忽视的舆情力量与声望的文化名人——这就是也许为柳自身所茫然不知的价值与筹码。而四年后北京解放，当他应邀前往共筹建国大计，因所受礼遇和倚重程度与想象中相去甚远，从而大发脾气时，毛泽东却明确告诉他：牢骚太盛防肠断！接下来到辞世的近十年中尽管他被委以中央政府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但与他心目中辅君王治天下或那首和毛《沁园春》词中“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难免已有几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当然，作为一名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传统文人的代表，柳的自负、简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里也一向大大有名。这一点甚至当他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最初亮相时，就让人有幸好好领教了一番。如果我们现在回到苏州张公祠初创南社的那个深秋的下午，就会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诗兴逸飞之际，仅仅因为诗歌写作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当选为书记的柳突然就和社刊编辑、词学专家庞树柏与好友蔡哲夫大吵了起来。由于柳的观点既偏激又霸道，加上他一向闻名的严重口吃，于激烈的争论中处于劣势也就在所难免。但柳随后采用倒地大哭这样一种极端方式确实令他的革命同志都大吃了一惊，并一时不知所措。在二十年后写的《南社纪略》一书里，柳还在试图为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荒唐角色进行辩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檗子(庞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喜欢以极端手段处置个人情感上的任何压抑与窒碍，从行为学的意义上说，属于精神人格的某种隐疾。从他后来挂冠孙中山总统府、想担任南社惟一领导的主观意图受阻时断然宣布退社、受蒋介石冷遇就向蒋宣战、共产党给的待遇不到位就上诗毛泽东乞隐等事件来看，无论手法与作派几乎都同出一辙。因此，尽管生活为他提供的舞台与时代背景全然有别，投射在他深度近视镜片上的二十世纪的光线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脸部却习惯于深埋在挟策求售，致君舜尧的古典政治梦想中，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怨气冲天。至少其人生格局与思想特征与他仰慕的前辈文人如吴梅村、龚定庵等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即庙堂与江湖间一个自负异才，言行放诞的所谓名士。认识这一点也许相当残酷，但对那些与柳有着大致相同的毛病，热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当代文人们不啻一帖猛药。

古镇黎里与北面一个同样古朴的市镇同里相映成趣地坐落在三一八国道的两侧。即使以汽车时代的速度而论，它们之间的距离也需车主以一百码的车速开上约三十来分钟方可抵达。而另一座海滨小城金山则相距更遥。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史或政治史上，这三处地方之所以往往被视作一个整体，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出于地理学之外的某些因素。事实上如果不是一百年前南社的三位领袖人物——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分别出生于上述地点，确实很难让人相信还能找出什么别的理由将它们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样让人纳闷与意外的恐怕还有柳的突然成名，因为在南社成立以前，这位后来历官三朝，名倾朝野的政治人物不过是一个普通乡村教书匠的的儿子，身材矮胖，双目近视，而且还患有相当严重的口吃症。惟一值得他骄傲的也许只有十六岁当年所侥幸考取的那名秀才，这使他有机会在县城松陵结识了同样前来应试的陈去病与金天翮，并从此眼界始开。次年由陈介绍加入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并与蔡元培、邹容等民初风云人物有幸相识，不妨视作是文学家柳亚子向政治家柳亚子所迈出的第一步。当时年方十七、自称维新人士的柳表面上似乎有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位革命狂人，口袋里藏着拟上清帝光绪的万言书和用肥皂自制炸弹的秘方，言词激烈；行为乖张，私下里的打算却因对包办婚姻深恶痛绝，伺机在沪上的时新女校里找一位才貌双全的新潮女性做老婆，而且鞋子尺寸必须三十七码以上。虽说当年秋天他最终还是迫于母命与同乡郑佩宜女士订婚，但据南社旧人郑逸梅先生晚年回忆，那几年柳在上海确实跟一个叫史冰鉴的松江女子有过一番情感上的经历。细心阅读他的全集，在年轻时写给某位要好朋友的信中，也曾有“我生命史中最热烈的一段，就是在闸北的情形”这样的表述，可见对这一点他自己其实也并不想否认。这里提到的闸北为当时全国著名的上海爱国女校所在地，柳的表姐兼生平知己、后来在南京殉难的才女张秋石曾求学其中，而史为张的同学兼密友。“张娘妩媚史娘憨，复壁摇赐永夜谈。白练青溪厄阳九，朱栏红药护春三”，保存在《磨剑室诗集》内这惟一的艳体，依稀可辨认出几分当时的旖旎风光。当然，在正式出版的柳身后的各种传记里，这样的情史你肯定是读不到的。同时，这一事件似乎也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尽管柳的倔强与倨傲一向为世称道，但在外力的强大作用下，有时似乎也会委曲求全，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与让步。如果我们将这次婚事上的屈服与多年后与毛泽东在北京的冲突结合起来观察，虽然性质全然有别，但其中某些性格特征与情感上的相似之处相信还是不难找到。

从上海回来到南社成立前热血耿耿的五年间，刚投身政治、以双料革命家自命的青年柳亚子，却是以新婚丈夫和业余作者的身份在家乡黎里的沉闷空气里度过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参与撰稿的《苏报》因言论过激被突然查封，以及他的师长章太炎、邹容等因此事先后被捕入狱。加上其时中国教育会与柳就学的爱国学社又不甘寂寞地闹起了内讧。暂回家中避避风头，静观事态变化，于是也就成为当时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其间数度往返苏、沪之间，广交同志朋友，撰写报刊专栏，搜罗乡邦文献，参加各类名目新奇的组织，甚至兴致勃勃拜职业革命家陶成章为师学习催眠术。头脑狂热，兴趣广泛，作为这方面的高潮是一个初秋的下午，在黄浦江边的一条豪华外轮上，他由人领着去拜见了秘密回国的流亡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尽管事后找不到柳个人方面的任何纪录，比如感想、细节、印象、交谈内容等，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这次会见肯定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今天参观黎里柳亚子纪念馆的心思缜密的游客，想必仍然可以在磨剑室的案头发现那尊小小的孙的半身铜像。如果你向讲解员打听它的历史，我想她也许很乐意告诉你，自一九○六年秋天柳初次拜谒孙回来以后，这尊铜像就一直被置放在他的案头。

孙当然不是柳惟一崇拜的政治偶像。这个长期闭塞乡间的少年秀才当时犹如一个扑在万花筒的圆孔内留恋忘返的孩子。新时代的画卷在他视线里神奇地展开，挟带着风雷与漫天飞舞的霞光。从卢梭、王尔德、保罗，到马克思和列宁，还有国人中的梁启超和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以及后来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似乎都在柳个人的政治星空先后闪耀并焕发出浪漫的持久的光芒。他对古代的卓越人物如严子陵、王粲、贾谊等也一直怀有由衷的敬意。尽管如此，如果谁为柳的虔诚与虚心感动、进而认为这是一个谦逊的青年，那他显然将被证明过于天真。从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实来看，一生自命不凡、心雄万夫的柳当时差不多是以一种引为同类、惺惺相惜的态度来接受这些非凡人物的。全国柳亚子研究会的印学专家们或许还乐于从他们的专业角度举证：在柳身后遗下的满满两抽屉印石图章里，随手捡拾几枚就能找出像“亚洲卢梭”“列宁私淑弟子”“佯狂屈正则(原)”“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这样狂言无羁，自高自大的例子。正是后者的大言煌煌甚至在柳身后还为人衔恨以至风波陡起，并将一顶老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上他的精神躯体一一这就是一九六六年震惊中国政界的反动印章案。所幸其时长眠地下的柳亚子已看不到听不到这一切了，不然其间的风风雨雨，想来绝非牢骚二字可以了得。

分湖位于黎里镇的西面，在柳十二岁随父迁往镇上的周寿恩堂暂居以前，他们全家一直居住在湖边大胜村东头的那幢祖传老宅里。一棵高大茂盛的百年古槐亭亭如盖，作为这座景物秀美、民风淳朴的水乡小村最显著的标志。在柳亚子的个人词典里，也许门前后来曾被他比作严子陵富春江的分湖，无论从内涵与外延上来看都应该是相当复杂的概念。比如说，既是特定的地理名称，又是家乡文化的缩影与象征，在政治上又时常被用来形容某种与仕途腾达对立的人生状态。甚至还可干脆看作是文坛上大大有名的柳牌牢骚的别称和广告标识。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当我们素怀经国济世大志的诗人在遇到政治上的重大挫折时，扬言隐居分湖便作为某种精神要胁或向对方开出谈判条件出现在他笔下。民国元年他应邀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总理孙中山的私人秘书，因孙未能赏识他自矜的政治才具，上班未满三天便拂袖而去，所留下的纪事诗里就曾明确表示了“不如归去分湖好，烟水能容一钓舟”这样的意思。另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初春的北京，满心打算羽扇纶巾辅助共产党坐天下的柳因仅被授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闲职，当即上书毛泽东表示不满，并声称“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事后看来其政治目光同样也相当近视的柳当时俨然视毛为自己的学生兼密友，他似乎又将他一向得心应手的对付孙中山蒋介石的那套玩法拿了出来，结果却被证明犯下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还是在加入中国教育会，读书写作、在同辈间刚崭露头角的青年时期，柳后来言词激烈，思想极端的性格缺陷事实上早已暴露得相当充分，并多次在他人身上牛刀小试。当时他好像特别热衷与他的朋友们谈论暴力问题和各种舶来主义。结结巴巴的嗓音犹如乡镇节日的鞭炮声，炸响在分湖深秋或初春那些沉闷的夜晚。而短小、精干的躯体却像黎明和火焰的中心，给尚淫浸在漫漫长夜中的二十世纪初的江南小镇带来最初的曙色。是的，柳亚子的思想激情以及口没遮拦的言词风格，确实天生具有某种与火焰性质相同的内涵与外形，这一点不仅为他的朋友，甚至为他的敌人所乐于承认。然而，由于他的理智无法为他的身体在内部安装一个必要的控制枢纽，这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在给别人送去温暖与热情的同时，有时也时常会因火势过猛或温度太高，从而产生不必要的伤害。例如南社同人汪旭初就曾记有一段他与柳令人啼笑皆非的交往始末：“(柳)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初每以卧龙(诸葛亮)况余，及论事不合，则于报端著文诋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贼？”’。相比汪的先誉后毁，诗人、古文名家林庚白的遭遇似乎更为不幸。“林庚白参加南社，常到亚子寓所谈天。一日，论诗不合，争闹起来，亚子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庚白掷去，庚白逃，亚子追，环走室中。亚子高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郑佩宜听到了，阻挡了亚子，庚白才得溜走。”(郑逸梅《我所知道的柳亚子》)

成功地参与组织筹建南社、并出任首任书记，是柳亚子一生中都值得骄傲的事件。苏州虎丘效仿复社前辈风流的那次匆匆聚集，标志着这个志高才大的乡村秀才，从此开始正式在国人的文化和政治视线中亮相。尽管山塘的画舫笙歌与分湖的渔舟村笛景色殊异，但由于大部分准备工作始于此地，加上中国文人所独擅的成名后喜欢对家乡景物夸大其辞的惯用手法，因此后者在柳的笔下难免一直有着类似孔明的隆中，严光的富春江，毛泽东的井冈山那样的传奇色彩。包括它普普通通的水源，也不影响柳爱屋及乌地将它说成是“吴越间巨浸”。前不久当我在那里实地踏勘，怀古凭吊，对这一点的印象应该说尤为深刻。当然，同样让人感触良深的也许还有这座位于苏南经济开发区中枢的知名小镇、与周围城乡热浪朝天的富裕景象极不相谐的那种落后与清贫。当晚投宿柳故宅周寿恩堂隔壁那家据说是全镇惟一的旅馆，当我被告知最好的双人间每天只需二十五元一个铺位时，着实吃惊不小。就在那天晚上，在关掉必须用一根牙签才能转换频道的电视机，枕着远处分湖的水色帆影恬然入梦以前，我终于作出了柳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位传统文人而绝非政治家这样的武断结论。

南社对柳的脱颖而出所起的作用犹如舞台之于演员，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取得共识。一帮地方文人偶然兴会所至、诗酒风流，竟始料未及地让他们中间那位素怀大志、且有表演天才的年轻人迅速走红。与此同时，另一出争夺社内领导权的闹剧，台上台下也正紧锣密鼓地在加紧进行之中。有迹象表明，早在首次虎丘雅集前的筹划、准备阶段，柳对未来组织的人事安排似乎就已有了某种大胆的设想。而作为共同发起人的陈去病的谦让与高天梅的临时因故缺席，显得更像是天赐良机或西学概念上的“运命使然”。在推倒帝制前的中国，由于知识阶层一向恪于温良恭俭让的古训不敢逾雷池半步，那些不拘形骸，敢于自我炒作的人不仅因此沾了便宜，而且更有可能赢得公众的钦佩与推崇。尽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柳当年在权力领域里的一番作为还远称不上是此道高手，但至少有两件事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做得相当漂亮，一是借论诗观点不合突然表现出的那场嚎啕大哭，让同道中人初次领教了他死缠烂打的独门功夫。二是不失时机对自己社内的主要政治对手高天梅别有用心地攻击，会前会后均公开扬言“虎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天梅杜门避增檄不来了”。事实证明，这些有力措施对当时柳的被成功推上南社主要领导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这么做对曾经作为他政治老师的陈与高来说未免有欠厚道。以至几十年后出版的《南社史料》一书在谈到这一事件时，作者尚为之忿忿不平，并驳斥道：“亚子这句话，未免把天梅说得太胆怯了”。他所持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当时与会者中的诸贞壮、胡粟长两位均为江苏巡抚旗人瑞方幕中红人，如果说真的要有什么风险与政治压力的话，诸、胡二位又何以会毫无顾忌，欣然赴会？

不幸的是，在如愿以偿取得对南社的控制地位后，我们将看到柳并未就此敛手。相反，以一种更大的热情排斥异己，唯我独尊，成为最初几年他除写诗酗酒外最来劲的事情。由于当时社刊的文选编辑陈去病和诗选编辑高天梅在社内的威望均高于他，上任不久后柳就以校对马虎，编排杂乱等借口将上述两人双双炒了鱿鱼，应该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几年后自觉地位已经巩固，更是极力主张对社内原先颇具民主意味的章程制度进行彻底修改，由分工负责的“三头制改一头制”，并公然宣称：“我觉得南社的编辑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到相当的人来担当的”。“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这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半个世纪后中国地方政府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等陋习如果想要认一认家门祖宗的话，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寓园南社第七次雅集上傲慢自矜、口吐狂言的柳亚子先生，倒是个不错的人选。尤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大会进人表决程序时，由于柳的提案为到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所断然否认，勃然大怒之余，竟当场提出退社相威胁，并不顾党内诸多朋友同志的劝阻，于次日在上海的各大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正式声明。这一事件也许表明，在柳亚子的政治学与行为学中，个人意志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所谓的社会、团体、政党、宗派不过仅仅作为它的载体。如果彼此相谐，他的才具和热情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反之则水火不容，就算不与你兵戈相见，起码也会立刻成为他那著名的大牌牢骚发泄的对象。两年后当以大局为重的南社设法主动与柳妥协时，我们将看到得意非凡的柳开出的条件甚至较原先更为苛刻：社内设主任制，由他担任。编辑、书记、会计等职一律由选举制改为主任委派，必要时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士意外，这场斗争后来以党内同人屈服，柳踌躇满志重返盟主宝座而告结束。

那么，又何以如此？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呢？谁也无法论定。一种说法是当时南社高层大多身羁要务，余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著述不暇他顾。就拿我们熟悉的高天梅与陈巢南来说，一个是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一个在杭州身兼两家报纸《越铎日报》《平民日报》的主编，只有柳是空闲之身，有条件将时间精力集中用于社务。另外，以每年数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柳家厚实的家底应该可以从容应付其中的主要开销。这一点在当时情况下估计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总之，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柳的霸道与咄咄逼人，而在于我们怎样来正确对待和认识。那些熟悉他了解他的朋友可能会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柳一向就是这么个人，“善怒能狂”，“唯我独尊”。而我们后来的各类历史读物之所以乐于将他定位于著名民主斗士，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种短视——比如柳一生中与蒋介石的恩怨龃龉，以及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不满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北京，当他突然以自己的惯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骚——来向毛泽东叫板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很多同志都要为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了。

早在登上泊于黄浦江边那条外国轮船拜见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前，柳充满幻想与诗意的头脑，应该就已经不止一次为自己描绘过类似三顾茅庐或渭水垂钓那样令人神往的图景。不清楚两人初次会面的真实情况，从这以后柳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这一点来看，估计当时孙对出现自己面前这位锋芒毕露、期期艾艾的慕名来访者，并没留下多深的印象。包括多年后当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在南京国会礼堂看到经雷铁涯推荐前来担任自己古文秘书的柳亚子时，表示出的也只是礼节性的客套，看不出有格外借重之意，甚至连是否还记得当初有见面这回事也是个问题。这对后者一惯的傲慢、自负、以及肚子里的满腹经纶，显然是个不小的打击。要知道为了这次见面，事先曾费煞柳一番心思。无论在衣着、话题、用词、姿态，使用的语调上，均动了不少脑筋，包括身边的黑色大皮包里，说不定还有一部《隆中对》和《资治通鉴》藏着呢！你想想，“前发齐额，后发披肩，穿一领大红斗篷”这样的超酷打扮，能是普通人吗？没有韩信和诸葛亮的水平，谁敢这样干啊？而这姓孙居然对此视若未见，仅寒喧几句后就以有事处理为由端茶送客。这一切当然有理由让柳深感沮丧与忿怒——准确点说，是引得他的牢骚再度大大发作。仅仅不过三天时间，我们兴冲冲前来打算兼济天下的二十世纪的诸葛亮姜子牙，一怒之下就托病辞职，扬言要回他的分湖隐居读书，独善其身了。相比于三十七年后在北京上书毛泽东的那场闹剧，这次的勃然大怒非常显得像是一次预演。不仅剧情与演技雷同不说，连作为所谓自我尊严维护的那些所呈诗的诗题中，也都有“感事”“分湖”这样的字样。所不同的也许仅仅是：善持宽恕之道。

柳亚子在他三十岁到四十岁时的一个想法是：效法战国时期的著名贤者信陵君，辅佐君王治理天下，门下畜养食客三千，皆鸡鸣狗盗、身负异才之士。而一旦政治上遇到挫折，当然就有理由花天酒地、醉死梦死，将肚子里卖不出去的货色自己消费了。“谁使英雄无用武，翻投酒国作宾氓”，或者“疏狂便合称名士，慷慨何由老霸才”，仿佛只要是他想说的和做的，道理总归现成就有，谁让他是诗人呢？何况又有这么锋利的辨舌。那些年头有人时常看见他身穿一件年久色泛的旧花呢黄色长袍，眼镜手杖，礼帽布鞋，乘坐一辆他素所喜欢的黄包车，在被他擅自改名为梨花里的家乡黎里小镇上行色匆匆，不是赴宴观剧就是赶着去校他主编的《新黎里报》的社论大样，或搜胪寻访他嗜好的新发现的吴江文献。由于双目近视得实在厉害，他的诗友兼生平知己朱少屏先生每逢这种时候，不得已只好主动扮演了仆人的角色。作于那阶段的《吴根越角诗余》《迷楼集》《分湖归隐图》等，无不印有他当时生活和思想的真实痕迹。假如柳能终其一生维持着这样著书立学、诗酒风流的名士形象不变，倒也并非是件坏事，就算有违初衷，无缘匡扶社稷，至少他的艺术天赋和精神品格足以令后人仰慕。弄得好的话，说不定又是一个俞曲园或王壬秋将出现在文学史上。

然而正在这时，在酒精与丝竹中昏睡的另一个柳亚子突然又醒来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当后来与他关系密切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湖红船上召开成立大会时，颓唐疏狂的柳尚在距此不远的嘉善西塘乐国酒家与一帮新老酒友聚饮轰谈，狂歌酬唱。如果翻检汇集这次同人雅集的诗歌专集《乐国吟》，就会发现其中光柳的个人应景之作就有三百首之多。是什么使他在短期内又对政治与暴力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柳无忌在为其父所作的年表披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列宁著作在中国的大量传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布尔塞维克主张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新奇理论，与柳内心崇尚权力、习惯通过极端手段解决客观事物矛盾的思想几乎一拍即合。此后不久柳突然申请加入在苏俄指导下改组的新国民党，并从此热心党务，不妨看作他再次打算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显身手的一个明确信号。与此同时他振臂一呼组织发起新南社，争取到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等知名人物参加，走的依稀还是当年吴梅村出山前召开复社大会，隐隐以在野党领袖自居，谋取政治上更大资本与利益的路子。事实也证明他的策略相当成功。一年后的一九二五年他欣然出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次年更是在该党第二次党代会上被推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经过多年的挫折与困顿后，这位自命有宰辅之才，感慨时运不济的人物，现在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点感觉，在权力的阶梯上占有一个位置，并一步步逼近他梦想中的高度。也许，对于作为政治家的柳亚子来说，一九二六年五月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他个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如同当年孙中山的浑浑噩噩、有眼无珠一样，当时国民党内的第一号实权人物蒋介石对柳自觉惊人的政治才华，同样也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这不免使他的热情与信心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在以政事为由主动约见蒋、理论一番依然未果后，衔恨而去的柳当晚即神秘地出现在中共高层人士、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的恽代英家里，极力建议后者立即采用极端手段杀蒋举事。据首次披载此事的陈迩冬先生《一代风骚》一文介绍，柳献计除蒋一事系柳生前亲口对自己所说。可以想见，这样的荒谬计划理所当然为其时正打算与国民党全面合作的中共方面所拒绝。据说恽当时甚至还这样开玩笑地对柳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过激呢！(柳无忌《柳亚子年表》)从后来恽逝世时柳所作悼诗自注里“余在广州，曾建议非常骇人之事，君不能用”这样的语意来推测，这则传闻应该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也就是在这次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会议的某个间隙，两位相互慕名已久的诗人一一柳亚子与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在珠江边的一间茶楼上初次晤面，并畅叙平生。相同的个性、志向、政见、才情以及书生意气，这是他们此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友情的基础和养料。从柳抗战期间赠毛诗中“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以及毛柳唱和中著名的“饮茶粤海未能忘”等诗句来看，这次意外会晤在两人内心似乎均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印象。当时刚满四十的柳也许因为年龄上比毛大六岁，参加革命的资历也自觉较毛为早，言语之间不免时时以兄长自居。前述陈迩冬文也谈到会面中柳在毛同样拒绝了他主张杀蒋的建议后，曾扬言“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要上当的！”口气中不无斥责与教训之意。二十年后当两人在重庆再度相逢时，友情关系上大致还是如此定位，这方面前文所提出自著名篆刻家曹立庵之手、柳在不同场合都使用过的“兄事弟畜”“大儿小儿”两方口气狂妄的印章，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前在柳所作《怀人四截》一诗中，他甚至还运用战国毛遂的典故将毛比作自己的门生：“平原门下亦平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台旗鼓看毛郎”。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政治版图上尚处于弱势，这样的夸夸其谈倒也无人与他较真。等到一九四九年春季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北京依然狂态不改、咄咄逼人，恐怕就有些自不量力和有欠周详了。从事件后来的发展与结果来看，尽管柳对毛权威的冒犯表面上看并没受到任何惩罚，但一个扬言要回家归隐的人终其一生不得不老老实实呆在北京，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就已经宣告了柳的失败。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抗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柳亚子思想与精神的悲壮画面——在为援助东北义勇军创办的国难救护队的队伍中，在国民政府缉捕赤色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爱国人士，奔赴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柳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何香凝、蔡元培、茅盾、郭沫若、马寅初、廖承志等著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一支介乎于南京政府与延安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各方面势力都想争取和拉拢的对象。由于柳与蒋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西北的红色根据地，想来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九二二年以后柳“独拜弥天马克思”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柳毛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并不十分复杂。柳一生崇尚暴力革命的心志由毛手中的铁锤镰刀大声说出、并发扬光大。反过来，毛对柳的推崇既有后辈诗人对前辈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感慨几年后柳在北京所发的那场怒气冲冲的牢骚，是显得多么的迂腐与不合时宜。

当然，浑身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却一心想成为政治家的柳亚子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局限。在漫长的为期八年的异国统治下面，他先是效法明末清初家乡苏州一带的某些文学前辈，将自己在上海辣斐德路的寓所题名为“活埋庵”，闭门读书，蓄须明志，埋头撰写他的史学著作《南明史纲》。有一段时间还在著名的西南联大任过教员。一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亚洲皇后号离沪赴港的那些神色惊惶、逃离战难的旅客，当天晚上在甲板吸烟或船上豪华的西餐厅里用餐时，也许有机会遇见到这位衣衫简朴、眉目间有愤激色的矮胖的中年男子。在整个抗战期间，这也是柳的标准表情。此后五年他作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一直活跃于九龙、香港、桂林等后方城市，从事宣传、营救、筹款、结社、义演等各种救亡活动。其间发生的皖南事变是他与自己的政党彻底决裂的一条醒目分界线。由于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公开联名发表批评蒋的言论，竟被后者断然开除党籍一一简直就像是他当年对朱鸳雏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一个绝妙翻版。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当然，这样显然有损自尊的打击事实上并不能让柳屈服，反而促使他与延安的共产党人在感情上更为接近。此后火焰与炸弹已俨然成为描述柳亚子的关键词，倾天长啸、壮怀激烈、须眉贲张，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估计也是郭沫若为什么要以“今屈原”这一冠名慷慨相赠的原因。而如果用柳自己的话来说。也许应该叫做“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

山城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嘉陵江边，曾是三国英雄刘备栖身的地盘，抗战期间成为国民政府在中国最后的军政中枢。那里的政治景观向来与它迷雾茫茫的自然气候一样不可捉摸，并时常会出现某种戏剧性的转折。一九四五年秋天当中共主席毛泽东突然应邀前往那里与蒋共商国事，曾让这座日照稀疏的城市一度出现和平的熹微。尽管事后被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长达四年的残酷战事在双方唇齿间的预演，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其时正和郭沫若、田汉等人发起组织革命诗社，致力于统战工作的柳来说，这至少给了他与毛重晤的机会，并促成后者一首著名词作《沁园春？雪》的问世与广泛流传。正如柳在自己写的和词跋文里“展谈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的高度评价一样，原词以及柳的唱和之作先后公开发表后，不仅立即引起轰动，并成为当年中国文化界的首件大事。除了让人有幸领教了共产党人的文学天赋，在政治评判与个人魅力上，也始料未及地为毛挣来了漂亮的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