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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被逼离开北大的原因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曾就读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

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莅任之初,便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到北大后,《新青年》也随之迁至北京。陈独秀呼唤民主与科学,倡导文学革命,已是闻名遐迩、家喻户晓的人物,赞颂他的人,将其奉为楷模,诋毁他的人,则将其视为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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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初长北大文科时,一些人便啧有烦言,只是因为蔡元培的维护和支持,他才得以在北大立根。七十年后,梁漱溟先生回忆当年在北大执教的经历时,还赞不绝口地说:

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

他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宣战,必然招来封建顽固派的非难和攻击。1919年2月17日,林纾的文言小说《荆生》在上海发表,小说塑造了一个叫荆生的“伟丈夫”,另有三位人物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田、金、狄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与“伟丈夫”荆生邂逅,荆生痛击田、金、狄三人,并借荆生之口,痛诋新文化运动。《每周评论》采取光明磊落的办法,将《荆生》全文转载。同时,也将李大钊发表于《晨报》的《新旧思想之激战》予以转载。

在北大,通过与顽固派的辩论,新文化运动得以深入人心。但是,旧的习惯势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又用造谣滋事的方式,无端地挤对陈独秀。北大学生兼《神州日报》记者张厚载发表两封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四人,因思想激进而受政府干涉,陈独秀消沉隐退,已去天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北大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及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张厚载谣言一出,立即引起众多守旧派的呼应,北大校园内沸沸扬扬,陈独秀似乎真的脱不了干系,只有一走了之了。

胡适最先在《北京大学日刊》辟谣,他说:这两星期以来,外面发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学长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陈独秀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他说,“他们因为反对《新青年》,”而又不便正常辩论,只得让张厚载“闭着眼睛说梦话”,以中伤异己。他们没有别的本领,只能“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蔡元培也专此辟谣,称“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并将传播谣言,损坏学校名誉的张厚载开除学籍。

风波并没因此而平息,不胫而走的谣言,越传越广,竟然产生了“三人成虎”的效应,陈独秀离开北大,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辟谣时,也说北大将于暑假后,“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无庸置疑,陈独秀将因此而失去学长职。蔡元培是个厚道人,只是想以一个变通的方法,让陈独秀体面地离开学长的职位。

这时,陈独秀“嫖妓”的马路新闻,又经汤尔和传播到蔡元培的耳中。蔡元培乃道德君子,当然容不得如此秽行。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不设学长,改由教务长统辖教务。这是一件亲痛仇快的事情,胡适对此愤愤不平,他致信汤尔和说: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而坠入奸人术中了。

多年后,胡适还在为蔡、汤等人“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而不无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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