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军记者记录真实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国的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而日本学者则众说纷纭，但有部分人却试图抹杀事实。

随军记者记录真实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在1937年7月7日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一直特别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数日，7月11日，首相近卫文麿召集日本各新闻通讯社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日本对华战争。7月13日，近卫文麿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杂志社的代表，进行“恳谈”，向他们提出同样的要求。

遵照日本当局的指示，在1937年12月日军进攻中国南京时，日本各大新闻传媒单位，包括各大小报社与各重要杂志社，组织、派遣大量记者、摄影师、作家、评论家，随军到南京前线进行采访与报道。当时参与南京战事报道的日本主要新闻传媒单位，有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社，有日本当时的三大报纸，即《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读卖新闻》，以及《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多家报社；杂志社有《中央公论》、《文艺春秋》、《主妇之友》、《日本评论》、《改造》等。仅东京朝日新闻社派往南京战地的各种人员就有80多人，大阪每日新闻社有70多人。

这些随军到南京前线进行采访与报道的日本记者、作家，因长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灌输与教育，绝大多数人早就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成为日本侵华与屠杀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与宣传鼓动者。他们在日本当局的诱导与鼓舞下，争先恐后投入到南京战事的采访与报道工作中去，其中有一些人甚至直接参加战斗，充当杀人“勇士”，结果被打死，成了炮灰。

目睹南京大屠杀

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大规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城里，开始几天还有滞留南京的5位西方记者。而当这5位西方记者在1937年12月15日、16日先后离开南京后，南京城里除了日本随军采访的新闻记者、作家外，就没有其他新闻传媒界人士了。因此，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随军新闻记者、作家就成为世界新闻传媒界关于南京现状的唯一目击者。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十数万日军野兽般地冲进南京，对已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实施血腥大屠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但在当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他们看到的日军大屠杀暴行如实地加以记录与报道。直到战后，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当年日本随军记者、作家仍然对其亲见的南京大屠杀暴行闭口不言甚至矢口否认，只有少数随军记者将他们当年亲见亲闻的南京大屠杀真实历史向世人公开。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当时随军在南京采访。1937年12月13日，他在日军占领南京当天，最早随日军进了城。当时，刚攻入南京城的日军首先对在中山门、光华门、通济门、雨花门、水西门一线内廓与城垣阵地上作战负伤、未及撤退而被俘的的中国军队负伤官兵进行了集体屠杀。铃木二郎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城东的中山门残酷屠杀中国被俘官兵的恐怖情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膛和腰间刺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惨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在日军占领南京第二天，12月14日，日本陆军特约摄影记者河野公辉也进入南京。他看到“死尸到处堆积如山，其中很多是睁着眼睛还没有死的，日本兵正用刺刀挨着个捅。下关尤其厉害，简直成了一片血海。”

《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守山义雄亲眼看到了日军对中国战俘集体屠杀的场景。他后来向正在德国研究哲学的留学生蓧原正瑛作了叙述:“日本军占领南京后，曾一次把三万数千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赶入市区的城墙内，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扔手榴弹和用机枪猛烈扫射，将他们全部枪杀。当时在南京城墙内，的确尸山高筑，血流成河，长靴几乎浸没在血水之中。”

应该指出，亲眼目睹日军对南京市民实施大屠杀暴行的日本记者，绝不止这几个人。而这几个随军日本记者所见到的日军暴行，也只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冰山一角。他们只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被允许看到了部分日军暴行。日军在南京历时长达40多天的的烧杀淫掠的暴行，是不可能让几个随军的日本记者完全了解的。但仅就这几个随军记者的所见所闻所记，已是非常触目惊心与骇人听闻了。

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与“辩护士”

面对日军在南京长达40多天、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日本各新闻传媒的数百名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有不同的态度与反映。

如前所述，日本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因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灌输与教育，大多数人早就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具备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切思想特征与行为特征。当日军发动对南京的疯狂进攻时，他们抢先报道日军的武功与胜利捷报；而当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血腥大屠杀时，他们又自觉充当 “辩护士”与“粉饰工”。他们对亲见的日军大屠杀的暴行，或认为是征服者应享有的“成果”，理所当然；或认为是战争中必然要出现的事情，在所难免。

1937年12月20日，在日军大屠杀的疯狂日子里，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兼总稽查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将日军大肆强奸中国妇女的暴行告诉《朝日新闻》的一位日本记者。那位记者竟回答说:“这是不可避免的。”马吉就此事感叹道:“如何去评说日本人的性格呢！但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说这些话时是如此的自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事给我留下更强烈的印象。”

《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在战后回忆与忏悔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态时说:“南京大屠杀后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震惊。当时处于硝烟、尸体和血河中的我，由于一时的‘责任感’，对战争这种行为的错觉，以及对国际战争法的无知，尽管是件耻辱的事，却仍没有感觉到。目睹南京大屠杀以前，也就是在上海、南京之间随军的一个月期间，也屡屡目睹过屠杀。因常常在残酷的战斗与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了。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便会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理，就会闪出嗜虐心理。”

这正是绝大部分日本随军记者、作家、诗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理状态。作家杉山平助于1937年12月27日来到南京，12月31日离开，前后在南京采访了5天。当时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仍在进行中。这位亲临现场的日本作家看到了日军大屠杀造成中国难民尸体塞道的悲惨场面。他在所写的一篇题为《南京》的随笔文章中这样写道:“一到夜里，年轻的记者不知不觉地在灯光下就战争与人道问题专心致志地议论起来。他们议论得十分起劲。我说，虽然战争已将开始，为取得胜利，并为确保战果，怎么干都行，这时，一切道德规范都无能为力。”

更为恶劣的是，这些随军记者、作家中的一些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自己也加入到抢劫财物的行列中去。《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曾连续写出所谓“百人斩比赛”多篇报道的浅海一男说:“在战场上，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官兵。这种变化的发展趋向稍有不同，但他也可以从少数随军记者身上看到。” 浅海一男就两个在南京采访的日本记者的行为发表感慨，其中一人以报社临时嘱托的资格从军，后来成了记者；另一个是与他同去采访消息的当地记者。浅海一男说:“他们早晨出去，似乎去采访消息。但夜里回到帐篷里来时，两人双手捧着各种各样中国传统的美术品，我们十分吃惊，感到愤慨。” 许多报社的联络员更是十分活跃。“所谓联络员，是在战线上投送稿件、给记者和摄影师运送粮食的人。哪个报社的分社都有几个联络员。”他们做起了套购日军手中大量抢劫来的法币的生意。“一旦从军报道部领到联络员臂章，就可在战线上自由走动。不少人利用这种方便，从前线的士兵手中套购法币，或拼命搜集古董。战场居然也是一个挣钱的地方！”

担任南京警备司令官的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也对日本新闻记者参与抢劫与贩卖货币作了记载，他写道:“最恶劣的是抢劫货币。部队中有以中央银行纸币为目标，专门抢各地银行金库的行家。而且相对于美元来说，中央银行纸币要比日本钱值钱，因此要送到上海兑换成日本纸币。新闻记者和汽车驾驶员中有不少这类中介人，上海又有靠牟取暴利为生的掮客。”

当然，这些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的主要工作与作用，还是在新闻传媒上。

他们大肆报道日军在战争中的“武勇”与疯狂屠杀中国民众的“勇士”，又是刊文章，又是登照片，把这些杀人恶魔吹捧为日本的“英雄”。《东京日日新闻》对日军第十六师团第十九旅团第九联队富山营中两名进行骇人听闻的杀人比赛的法西斯军人向井明敏与野田毅的疯狂行径，在短短10余天时间中，连续4 次进行跟踪报道。到1937年12月10日，向井、野田已随第十六师团进军至紫金山麓，这时向井已杀106人，野田已杀105人，虽然向井比野田多杀一人，但因为分不清谁先杀满100人，难决胜负，于是又重新开始以杀满150人为目标的竞赛。《东京日日新闻》也于12月13日早刊刊登该报特派记者浅海一男、铃木二郎12月12日从南京紫金山发回的电讯，第四次报道此两人“百人斩竞赛”的消息，标题是:《百人斩超纪录——向井106对野田105，两少尉要延长赛程》。报道如下:

[浅海、铃木两特派员紫金山麓12日电]在进入南京之前首创“百人斩”这一史无前例的竞赛的片桐部队的两位勇士——向井明敏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10日攻打紫金山的混战中，创下了106对105的记录。10日中午，两位少尉高举缺刃的刀相遇了。

野田毅:“我杀了105人。你呢？”

向井明敏:“我杀了106人。”

……两人都哈哈大笑了。谁在何时率先砍杀100人的问题，被搁到了一边。“这场比赛成了平局，我们改为砍杀150人的竞赛吧。”两人的意见马上取得一致。从11日起，砍杀150人的竞赛开始了。11日中午，在将中山陵尽收眼底的紫金山上，忙着追杀残敌的向井明敏少尉，向记者讲述了“百人斩竞赛”成为平局的详情。

在这些血淋淋的报道文字的旁边，还配发了一张两人用双手支撑杀人战刀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是浅海一男在常州请《东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振寿拍摄的。

当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遭到国际舆论揭露与谴责时，这些日本记者、作家又睁眼说瞎话，将血海尸山的南京城描绘成一派祥和、温馨的景象，将大肆烧杀淫掠的日军打扮成南京人民的“解放者”与“救世主”。1938年1月8日，日本特务机关控制的《新申报》刊登了一则从南京发出的新闻通讯，题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造谣说: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城市西北角的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备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

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在日本大使馆的西首，难民数千人放弃了以前无聊的反日态度，因为生活有保障，群相额手称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迎皇军，表示忠忱。在难民区内，日兵向难民分散面包、饼干及香烟，难民莫不感激逾恒。日兵并在营房附近，馈赠礼物。

这些随军日本记者、作家的南京报道因符合并迎合日本当局的政策与需要，备受青睐，在日本各大小报刊上大登特登，成为当时日本新闻传媒的主流舆论。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当时所指出的:“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很少记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

少数人的“难以言语的苦痛心情”

面对日军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杀，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也确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感到震惊，甚至感到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情。

1937年12月16日，在日军烧杀淫掠下的南京，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在日记中写道:“一名日本记者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过，有些日本兵很坏。”12月20日，有两名日本记者到马吉的礼拜堂来采访他。马吉写道:“我同《朝日新闻》的记者谈话，他会英语。我告诉他发生在南京的可怕的事——抓走我们14个人，不是我开始认为的12个人，刚才布道的牧师的儿子可能已被杀害，和过街寺庙和尚请求我收留尼姑及其他许多事情。他说:‘你不能认为所有日本人都像这些士兵一样。’”

也有少数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很想把这些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记录下来，写到报道或通讯中。但他们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没有写，或不敢写，或不能写，还有些人因为写了不能发表而不愿意写。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先后到上海、南京采访的《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说:“在战场上听到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暴行，但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写的。只让写些什么在战场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后方的佳话等，这类军中的所谓美谈。”《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目睹日军在南京下关江边对中国军民用机枪扫射、大量“处刑”的残暴恐怖情景时，想写却又不能写。他后来记述了他当时与另一位记者中村正吾的对话及“难以言语的苦痛心情”:“我真是很想写出来啊！”“那是以后的事，嗨，眼下可不能写。不过我们真是看到了呀！”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采访并亲眼看到日军对中国战俘集体屠杀场景的《朝日新闻》随军记者足立和雄与守山义雄，感情更为激烈，“悲愤交织，震颤不已”，感到“像这样的日本已将失去战胜的资格了”。守山义雄回到日本后，指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朝日新闻社恐怕他会受到军部的迫害，调他到德国担任驻柏林分局局长。他仍然十分愁苦烦恼，说:“对于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们记者还得要作虚伪的报道，鼓吹‘皇军’、‘圣战’，使我对新闻记者的职业感到绝望，每天都陷入苦恼中，想要摔掉笔杆子，回日本去算了。”

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感叹道:在日本当局制造的这样严酷的情景与氛围内，“向这一禁忌挑战的记者一个也没有，不免让人感到寂寞。”

但有一位日本随军作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到南京采访，由于各种原因，他写出一本反映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真相的著作。这就是石川达三及其写作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

石川达三是日本著名作家。1937年12月29日，他作为日本《中央公论》特派记者从东京出发，到南京采访，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以日军攻克南京为题材的纪实小说。石川达三于1938年1月8日到达南京。当时日军大屠杀的暴行虽有收敛，但还在继续。日军在南京留守担任警备的部队是第十六师团，又称京都师团。这是一支最凶悍、杀害中国军民最多的部队。石川达三在该师团部队中采访了7天，直到1月15日离开。其间，石川达三深入日军士兵中，采访调查该师团从华北奉调华中，在常熟白卯登陆，经常州、句容，到南京紫金山、中山门的杀伐历史及种种“故事”，并到南京城内外发生重要战事与大屠杀暴行的实地考察，身临其境，加深认识，加强感受。他说:“我去南京时决心不见军官和军队首脑。我和下士官、士兵在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谈话，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军官对外人总是说谎话，装饰门面。我想看到战争的真实情况，便深入到士兵中去。”石川达三耳闻目睹了大量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实况与大屠杀的暴行，深为震动。他回到日本后，于1938年2月1日至10日，用10天的时间，写出了反映南京战事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品以日军第十六师团为模特儿，虚构了一个高岛师团，以该师团西泽联队仓田小队的几个下层官兵作为主角，描述了他们参加进攻南京与占领南京后对中国军民大屠杀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剖析了他们的心态。尽管作者是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写作，但却生动地展现了日军在南京残忍野蛮的烧杀淫掠的历史真实。

对日军屠杀暴行，作品一开头就展现了一幅骇人听闻的情景:日军下士笠原伍长抓住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青年，不加询问，让此青年坐在河岸上，然后挥刀砍下其脑袋，将其尸身扔进河中。作品写道:“对于笠原下士来说，杀死一个敌人，如同听用手捻死一只蚂蚁。”其他官兵都羡慕与效法笠原下士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争相加入杀人的行列:他们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武井上等兵仅仅因为被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一块用来做饭的白糖，就当场一刀把他刺死；平尾一等兵等人只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而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便一齐扑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小女孩活活捅死；随军僧片山玄澄一手拿着佛珠，一手用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力的中国战俘。

作品对日军在南京下关长江边大规模地集体屠杀中国军民这样写道:“挹江门到最后也没有受到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败残兵以此为溃退的唯一的门，逃往下关码头。前面是水，没有可渡的舟船，没有可逃的陆路。他们抱着桌子、圆木、门板，所有的浮物，横渡浩渺的长江，向着对岸的浦口游去。其人数凡五万，在已呈黑压压的江水中渡行。而正当对岸已可见时，等着的却是先已到达的日本兵！机枪鸣叫着开了火，水面像被雨水打得起了毛。回去的话，下关的码头等待的也已是日本军的机枪阵。——而对这些漂流的败残兵给以最后一击的，是驱逐舰的攻击。”

对日军奸淫妇女，作品写道:“他们迈开大步在街中走来走去，像猎犬追兔子那样到处寻女人。……他们每个人都像帝王或暴君那样恣意妄为。而且，如果在大街上达不到目的的话，也会到城外的民家去。……勿庸置疑，在这样的感情支配下，什么道德、法律、自省、人情，都不起作用了。”

对日军抢掠财物，作品写道:“战士们的心情很好。在（中国）这块大陆上有无限财富，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这一带居民们的所有权和私有权，就像野生的水果一样向着士兵们的所求开放……”

石川达三揭示的日军的种种暴行是如此真实而鲜活。事实证明，它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典型的真实的写照。石川达三后来说:“国内新闻报道都是假话。大本营发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么日本的战争是圣战啦，日本的军队是神兵啦，占领区是一片和平景象啦。但是，战争绝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痛烈的、悲惨的、无法无天的。”

石川达三还深刻地揭露，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日军士兵们逐渐失去人性，变成了暴虐的恶魔。作品中的几个主角人物，本来都是日本普通的甚至是善良的老百姓:笠原下士原是个农民，近藤一等兵原是个救死扶伤的医学士，仓田少尉原是个小学教师，平尾一等兵原是一家报社的校对员，随军僧片山玄澄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入伍后，在侵华战场上接受了日本当局灌输的法西斯思想，就都变成了残暴的野兽。仓田少尉“已觉悟杀人必须心肠冷酷，毫不手软。他开始磨练自己的性格，以便能参加无论多么残酷的屠杀。”近藤一等兵日益麻木，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就像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个小流氓一样，不仅不以这种堕落为耻反以这种堕落为荣。他沾沾自喜地向人夸耀:‘我也能搞到姑娘啦’，‘我也能从支那兵的尸体上踩过去啦’，‘我也会放火烧房子喽 ’。”每当他感到烦闷无聊的时候，就涌起杀人的冲动。随军僧片山玄澄本应是崇佛向善，但他在战场上大杀中国人时，“良心上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反而心花乱放，感到无比的愉快。”

但就是这样一部讲了一些真话的作品，一出版立即引起日本当局的震怒。此作品刊于《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虽已被编辑部删除了不少内容，带有很多“空铅”，但是在杂志出版后送审时，仍因“有反军的内容，不利于时局稳定”而被当局查禁。石川达三也以“违反新闻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1938年8月4日，石川达三与《中央公论》编辑、发行人都以“将虚构作为事实，紊乱安宁秩序”罪名，受到日本当局的起诉。1938年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监禁4个月、缓刑3年执行。判决书称他的作品“记述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掠夺以及军规废弛的状况，紊乱安宁秩序。”

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于写作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真实情况的报道。石川达三及其《活着的士兵》事件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第一起也是最后一起“以笔取祸”的事件。石川达三本人也在“忏悔”后，加入到为日本侵华战争唱赞歌的“合唱队”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