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共两党争夺数亿港元内幕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结束，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当局一面继续负隅顽抗，一面加紧将重要机构和物资撤退到台湾、香港等地。撤到香港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有29个，其中最重要的是垄断旧中国航空事业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和央航，统称两航)。两航共有飞机83架，员工2400余人。除两航外，较为重要的还有：旧中国最大的海运公司——招商局轮船公司的香港公司；负责矿产品出口的资源委员会贸易处及国外贸易事务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系统9行局。这29个单位的资产净值共约2．43亿港元。这一批机构和巨大资产的归属，对国共两党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两党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斗争。

1949年国共两党争夺数亿港元内幕

由于香港孤悬海外，处于英国统治下，加上中英尚未建交，接收国民党在港机构和资产的工作，不能不受到港英当局的种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首先发动这些机构的员工，保护住财产不被国民党撤往台湾或就地变卖，然后择机起义，使财产转归新中国所有。

早在1948年冬战略决战激烈进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华南分局就未雨绸缪，决定由统战部长兼香港工委书记饶彰风(化名张枫)负责策动国民党在港机构员工护产和起义。1949年，随着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覆灭，新中国的成立，进而广州解放，起义时机逐渐成熟。11月9日，酝酿已久的两航起义爆发了，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代表全体员工通电归附中央人民政府，并率领12架飞机成功飞返祖国。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致电祝贺，肯定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政府宣布：“两航空公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产，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15日，两航员工电复政府，将遵令坚守岗位，守护全部资产。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国民党在港贸易机构、交通运输机构、金融机构等纷纷宣布起义。其中影响较大的足以下几个系统的起义。

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作为专门办理钨、锑、锡等矿产品外销的机构，1948年底由上海迁到香港。资委会专门办理器材进口的材料供应事务所，也同时在香港设立。早在1949年初，这些机构的员工已与共产党取得联系。6月，资委会领导人孙越崎宣布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领导，随即组织员工同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夺权和盗卖财产的阴谋进行斗争，成功地保住了财产。11月14日，正式宣布起义，致电中央人民政府静候接收。

招商局的总公司没在上海。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已将总公司的船只转移台湾，并力图对香港招商局也照此办理。针对这一情况，香港工委着重做了汤传篪局长和陈天骏副局长的工作。汤、陈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一面以种种理由拒绝将轮船驶往台湾，一面努力争取在外航行的海轮返回香港。1950年1月14日，香港招商局正式宣告起义，办公楼、码头、仓库和13艘海轮上都升起了五星红旗。

当时在香港的金融系统各行局中，属于国有资本的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银行、广东省银行、广西省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保险公司共9个单位。福建省银行在港总经理许显时和香港分行经理陈竑，在福州解放后即上书省人民政府，主动要求接管。实力最雄厚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郑铁如，则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对如何保住多年积累的高达4000多万港元的巨额资产作了周密安排。1950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向国民党驻港各机构员正发出“保护财产，待命接收”的命令后，郑铁如立即带领员工起义。在他带动下，其他6行2局也于1月18日发表起义通电。至此，国民党政府在港的29个机构都已宣布起义。

台湾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要夺回在港资产，紧急关头，雷任民临危受命

国民党在港各机构的起义，使台湾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他们迅速运用种种手段，妄图夺回这批资产。两航起义两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和交通部长端木杰就急忙赶到香港，宣布“免去”刘敬宜、陈卓林的总经理职务，并公告解除全体员工工作，听候“登记甄别”。同时要求港英当局派警员协助“接收”两航。但因港英当局拒绝协助，加上两航员工坚决抵制，上述手段未能奏效。

11月23日，台湾国民党政府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两航和资委会部分员工“霸占财产”，取得“临时禁制令”，冻结了两机构资产。当日，中共香港工委即以两机构员工名义聘请陈丕士大律师反诉，也取得了限制国民党方面行动的“临时禁制令”。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宣告两航留港财产如被非法侵犯、移动或破坏，香港政府须负完全责任。鉴于两航资产难以到手，台湾当局竟以350万美元的价钱，将其“卖”给了美国人陈纳德和魏劳尔。12月19日，陈、魏即以“两航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向香港高等法院要求接收两航飞机和器材。由于我方据理力争，法院于12月31日驳回了陈、魏的要求。之后，他们又声称将两航资产“转卖”给了由他们一手策划、刚刚注册的“美商民航空运公司”(CATL，简称美航)，再由其出面向法院申请控制两航资产。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又采取注销起义各轮高级船员证书，通缉起义领导人，指使在港特务威胁利诱职员、海员，直至准备杀人炸船等办法，展开了对招商局的策反夺产活动。对金融机构起义的破坏，也在频繁进行。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9日，与周恩来总理向国民党在港机构员工发出护产命令的同时，为了加强对接收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组织“政务院接收港九中国伪政府机构工作团”，由冀朝鼎任团长，张铁生任副团长，1月底，工作团抵达广州，立即与原在港策动护产的同志联络、筹划正式入港接收的方案和步骤，吸收香港工委的罗哲明、吴荻舟等同志参加工作。3月底，冀朝鼎因筹备去联合国事宜调回北京。政务院于4月1日将工作团改为“政务院特派接收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简称专办处)，派龚饮冰为专员，雷任民、张铁生为副专员。(龚饮冰因另有任务未到任，实际由雷任民负责。)

4月初，雷任民赶到广州，接手专办处工作，一场接收在港机构和资产的斗争从此全面展开。

接收形势变化，接收难度增加，雷任民审时度势，迅速转变接收方针和策略

1950年1月底工作团初到广州时，形势比较乐观。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使港英当局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驳回了“美航”接收两航的申请，并解除了对两航资产的“临时禁制令”。这一重大胜利，使其他各机构员工情绪高涨，纷纷清点物资、赶做清册，等待接收。

但到4月初，即专办处成立时，由于中英建交谈判没有结果，形势逐渐发生变化。5月10日，英国枢密院对香港高等法院发出“枢密院令”，要求扣押两航飞机和器材。此后，港英当局更肆意与我方为难，从而为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提供了方便。一时间，接连7架中航飞机被炸，3只起义渔船被夺。台湾当局则继续将财产“转”给美国，或利用历史上的美援(如善保会五渔船是美国援助的)、美债(如招商局海玄轮是借美国的钱买的)，怂恿美国出面夺产。受时局变化影响，起义机构员工的思想也波动起来：一些原与国民党关系较深的人和台湾当局勾勾搭搭；中间分子愈益动摇、观望，并准备后路；一般人员也开始疑虑不安，对个人前途顾虑增多；积极分子则因为接收团迟迟不能入港接收而万分焦急。如不抓紧时机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已归新中国所有的财产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而对这一严重形势，在调查研究、深入思考的基础上，雷任民审时度势，决定把原定的正式入港接收变为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接收。对此方针，香港工委的一些同志一时想不通。雷任民向当时主持华南工作的叶剑英汇报后，由叶出面做通了工委同志的工作。思想统一后，即报告周恩来总理，请求批准。6月初，周恩来复电表示同意。

新方针的具体内容是：(一)条件好，能接收的，不声不响进行接收，将来补办手续。(二)重要物资器材抢运回国。(三)将来准备开展业务的，由国内上级机关派人协助开展业务，达到实际接收。(四)条件不好，不能立即接收的，亦加紧联系。这一新方针体现了积极主动的精神，打破了一度存在的僵持等待状态。同时，雷任民还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如统一领导，突出重点，区别对待，两手准备，等等，保证了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

专办处团结依靠广大员工，成功接收两亿港元资产，抢运大批物资器材回国，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初，在工作团的主持下，接收工作已开始进行。2月间两航资产解冻后，虽因港英当局阻挠，未能实现飞机北飞，但部分器材和物资已陆续内运。首批内运的是中航存于澳门的无线电器材，共有2477件。3月14日，中航5977件重要物资，包括飞机修理厂的主要设备，由“狄克帝国号”轮船运回天津。央航物资也于3月26日运到天津362件。专办处接手后，两航及其他系统的接收工作更加迅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一)抢运两航器材物资

鉴于“狄克帝国号”离港后曾遭到国民党军舰侵扰，以后采取了伪装和分散装运的办法。中航方面陆续于4月3日运出116件，5日运出3692件，8日运出飞机汽油3600桶。4月下旬，雷任民在广州约见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同志，听取了两航护产斗争情况的汇报，研究了下一步工作。随后，4月26日和5月6日，分别将央航物资316件和中航物资4件运到广州。5月12日，两航最大的一批3452件器材装上“海后”轮。但在开航前2小时被港英当局执行“英皇枢密院扣留令”阻止，两航物资内运被迫暂时中断。

(二)组织招商局13艘海轮归、航

招商局海轮起义后，因当时珠江口外岛屿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无法立即开回广州，被迫暂时停泊香港，成为台湾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的主要目标。特别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务活动更加嚣张，一面不断策划暗杀起义领导人，殴打船长、经理，劫持轮船，一面大搞政治策反，收买拉拢船员。港英当局的海事处也与国民党配合，于7月初通知起义各轮一律到港外锚碇。随着珠江口外万山群岛的解放，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派驻香港直接执行接收任务的董华民与吴荻舟、陈明、刘若明(陈刘二人是上海市军管会派到香港策动招商局起义的)商议，认为香港广州间已可通航，13艘起义船只应迅即开回广州。经请示专办处和华南局批准，自7月25日至10月20日，经过近三个月的艰苦斗争，13艘海轮终于胜利返回祖国。

(三)完成资委会在港机构等资产的接收

国民党政府在港贸易机构共有5家。除前述资委会国外贸易事务所和中国纺织公司香港办事处外，还有中央信托局易货处、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石油公司驻港代表处。其中纺织公司在1949年9月13日起义时，中信易货处和石油公司在1950年2、3月间，都已将财产移交有关部门，但接收中国植物油料厂的斗争十分激烈。

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当局派大批特务到香港进行破坏。他们首先选中护产斗争最薄弱的植物油料厂下手。他们持英国驻台湾淡水领事签证的伪授权书，骗取了中植的银行存款，还会同香港警察闯进中植办公室，妄图强行“接收”。香港地下党发动积极分子和员工同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通过律师向港英当局强烈抗议，才保住了财产，随即夜以继日地突击抢运，终于在10天之内，把轮船8艘、机器7000余件全部运回广州。

由于港英当局的阻挠留难，资委会在港资产被长期冻结。但1950年9月初，我方利用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呼声很高的有利时机，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解冻资产的要求，获得解决。从10月23日起，经过10天的突击，也完成了物资内运的任务。

(四)完成香港九龙海关、粤汉路办事处和交通部购运处的接收

广州解放不久，香港九龙海关原税务司(英国人)就表示愿意向新中国靠拢，并把管理权移交给原任副税务司(中国人)。因此，包括1950年6月内驶的35艘缉私舰在内的价值554．8万港元的财产，顺利回到人民手中。

粤汉路港九办事处是为广州到香港一段火车的服务需要而设立的，在九龙尖沙嘴拥有房地产。该办事处主任陆以铭率员工起义后，广州铁路局即派员赴港，接管了日常工作。

交通部购运处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内铁路和桥梁建设购买器材。由于起义已经酝酿成熟，我方已控制了全部交通器材，又鉴于两航和资委会公开起义引起了法律纠纷，所以采取了秘密起义的方式。1950年6月，完成了七千余吨铁道交通器材的内运。

(五)完成各金融机构的接收

1950年1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即派员参加政务院接管工作团，负责接管有关金融机构。但除福建省银行已为华东局有关部门掌握，中国、交通两行已与国内总行建立隶属关系外，其余行、局接收困难。6月8日，总行决定由项克方、闵一民、庄世平、张锡荣、孙文敏5人组成金融工作团核心小组，在专办处统一部署下，入港进行实际接收工作。工作团到港后，贯彻了中央的原机构、原人员、原封不动地接管海外机构的精神，很快争取了各行的主管人员。经过数月艰苦细致的工作，总计接收9行局资财约5240万港元。至此，最难接收的银行系统亦告解决，全部接收任务基本完成。

1950年12月31日，专办处结束工作，返回北京。应接收财产中尚未收回的，主要是两航被冻结在香港的71架飞机和部分器材。1950年底，军委民航局广州办事处派人到港，协助两航物资的内运工作。在近半年时间内，经过香港地下党、工会和两航留港职工的共同努力，又运回了器材约3000箱。1951年4月27日，香港政府再次颁布《禁运物资管理条例》，禁止两航物资移动至仓库或机场以外的任何地点。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的决议，两航物资的内运渐趋停顿。1952年7月28日，英国枢密院推翻以前香港各级法院的判决，将央航的40架飞机和零件判给美航。7月29日，香港警察强行接管两航资产，包括71架飞机和庇利船厂及新亚仓库。8月1日和8日，港英当局先后将央航和中航的全部飞机和器材移交给美航，美航随即将全部飞机用航空母舰强行运走。1955年4月22日和1956年3月12日，香港高等法院复将两航仓库的产权判给美国西伯勒公司和陈穗岐。对两航财产被劫夺，外交部曾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作为相应措施，上海、天津、广州军管会征用了英国在当地的全部财产。此后，索赔两航资产成为中英间长期的外交悬案之一。经过从1952年7月到1985年10月的长期交涉，1987年6月5日，终于签订了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并立即生效。英方向中方提供380万美元，作为对少数几个索赔项目的补偿。

接收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和资产的这一场重大斗争，对于建立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和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前后接收的飞机、轮船、机器、交通器材、矿品、银行资金、棉花和其他物资，总计达港币2亿元，在当时折合人民币约1万亿元(旧币，1万元兑1955年发行的新币1元)或小米10亿斤。其中许多物资都是新中国的交通和工业建设所急需的。两航起义的飞机和运回国内的大量设备、器材和油料，为中国民航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香港招商局起义归来的船舶共15艘，且多为40年代中期建造的设备较为先进的船舶，成为建国初期一支相当重要的水上运输力量，在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发展新中国的船运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香港的金融机构由人民政府接管后，香港就成为新中国海外金融工作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成为新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枢纽，成为吸收侨汇的一个重要桥梁，其业务量占当时全国总额的80－％。

据1950年底统计，起义机构的4855名员工中，80％以上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其中有3420人回内地工作，540人留港工作。他们大都是经验丰富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材，许多人成为新中国民航、交通、金融、外贸等各项事业的重要骨干。

在香港回归指日可待的今天，回顾这场异常艰巨复杂的接收斗争，想到当年英国以及港英当局的种种掣肘，我们愈益感到国家强大的重要，愈益体会到香港回归的伟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