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萍：戴笠身边的美女特工

1938年10月张露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把同志们从军统机关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张露萍：戴笠身边的美女特工

暖还寒的早春二月，一位漂亮小姐蓦然出现在红都延安。

延安是陕北黄土高原中部的一个偏僻小城。在抗战时期却成了全国人民注目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向这块圣地。

过着富家小姐生活的张露萍就是在这股大潮中，脱掉小姐闺装，告别繁华都市来到红都延安。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成都读书时叫余硕卿，延安时叫黎琳，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叫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时叫余慧琳。多变的名字，变换着的地点，仿佛展示着张露萍坎坷不平凡的人生。

1921年7月，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余家英出生在四川崇庆。在姐妹三人中，她位居“老幺”，自然受到父母的疼爱。余家英8岁时，进了县城的小学。父亲给她起了个学名，叫余硕卿。硕卿聪明过人，成绩优良，深得老师们的称赞。这时，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对她以后的人生之旅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姐余硕彦，在崇庆师范读书时，被地方军阀、眉山专员、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看中，强娶为三姨太，住在成都西门外罗家碾子的余家花园里。在大姐的关照下，硕芬、硕卿先后来到成都读书。

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余硕卿首先认识了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大女儿--车崇英。课余，她们常在一起谈论对人生的向往，谈论妇女的责任，国家、民族的危亡和个人的前途。她们常到车崇英家，从而认识了车耀先。

余硕卿以十分仰慕的心情对车崇英说：“你真幸福，有这么个好爸爸，读了你爸爸给我介绍的文章，心里好像有许多话要说一样，我就爱听他讲话。”余硕卿常提出一些不理解的问题，车耀先总是耐心解答，深入浅出分析时局，讲述革命道理，使余硕卿的身心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我守军英勇抗击日寇入侵战报，通过无线电波，迅速飞向全国各地。在车耀先的影响下，余硕卿等几个姑娘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群力社”、“星茫社”、“天明歌咏团”等抗日救亡团体。余硕卿除了参加演剧队外，还担任了“天明歌咏团”的指挥。当时学校还在上课，同学们都在温习功课，准备期考。她只能抽出课余时间写墙报，练唱救亡歌曲，排练节目，每天忙到很晚才回家，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嚼几块饼干充饥。

暑假到了，余硕卿又随歌咏团、演剧队到街头、工厂、农村去宣传、教唱和演出，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带给广大的劳苦大众。

然而，实行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压制抗日救亡运动，不许民众起来抗日，余硕卿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姑娘多么希望用自己的青春报效处于危难中的祖国。

位于大西北的延安，以中共坚定的抗日态度、一派朝气蓬勃的盎然生机，吸引着大后方的热血青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盏明灯。

余硕卿多么渴望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啊！

1937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成都已有了一些寒意，然而余硕卿等10名男女青年心里却热烘烘的。经过车耀先的多方奔波，他们终于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途。

踏上延安的路途是艰险的，途中要遇到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关卡。余硕卿一行10人历经磨难，一路上机智巧妙地应付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和监视，秘密到达了古城西安，住进了城里的世界旅馆。

一路上提心吊胆的余硕卿总算松了一口气。第二天她和同伴带着成都学联的介绍信来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当时因有一些国民党特务企图混进延安，还有的人是一时感情冲动，没有过艰苦生活的心理准备，故而办事处对后方青年的要求是既欢迎又谨慎。

望着余硕卿等稚气十足的青年学生，办事处出了十几道口试题。其中一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延安？那里艰苦，吃小米你行吗？”余硕卿答道：“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到延安是为追求真理，连死都不怕，还怕苦吗？”

为了甩掉敌人对这一批赴延青年的跟踪监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决定让女同学先走。几天后，余硕卿等一行四人到达安吴堡干部训练班，15天后，又辗转到了大金台，与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住在一起。这时‘她改名叫黎琳，意在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1938年2月3日，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掩护下，黎琳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

开始，黎琳被分配到陕北公学2期14队集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张闻天、成仿吾、邵式平等人曾在这里讲课，毛泽东还抽空作报告。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她又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编入三大队女队。她活泼开朗，待人热情，工作卖力，被选为小组长。每逢学校集会或上大课时，她穿着从家乡带来的红毛衣，指挥大家唱歌。她那潇洒泼辣的神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最爱指挥大家唱《拿起刀枪干一场》这首歌，唱了一遍又一遍，时间长了，同学们都亲热地叫她是“干一场”。

在中共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黎琳很快成长起来，也逐步适应了艰苦的生活。她写信告诉往日的同学：“我们每天都学习，大地是我们的课堂，膝盖头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

1938年3月27日，黎琳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陕北现在是前线了，但是我们同学两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怕的，因为大家都相信百战百胜的八路军。……希望你们不要担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十几里的山路了，你们高兴吗？”

原纺织工业部化纤学院党委副书记兰健同志，和张露萍是同一个班的同学，对张露萍很了解。她曾回忆说：

她（张露萍）在成都中学念书时，接受了进步思想，一心一意想到延安抗大学习，就偷偷地从家中出走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可是她父亲托在西安的朋友找到了她，劝她回家，她假装同意，第二天却在办事处同志的安排下去了延安。到了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就读，后编入抗大4期3大队12班，我当时就是这个班的班长。张露萍在抗大学习时改姓母亲的姓，取名黎琳。她学习用功，性格活泼，爱好唱歌。每次全校齐集操场时，各大队都要互相拉拉唱歌，她指挥3大队唱《干一场》这首歌，歌声整齐有力，博得全场掌声。从此她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干一场”。每逢其他大队拉3大队唱歌时，就此起彼伏地大喊：“干一场”再来一个！意思是要她指挥3大队再唱一支歌。オ1939年10月，经郑继斯、杨馨两人介绍，黎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抗大毕业后，黎琳被调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学习结束后，又调往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她学习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学习了国统区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等知识，不久调到“文协”做秘书工作。

1939年秋，黎琳经组织批准，与中央马列学院政治经济研究室的李清结婚。几天后，中央组织部找她谈话，让她利用大姐的社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尽管新婚燕尔，但为了革命工作，黎琳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随即，她毅然地离开了爱人和有着深厚感情的延安，告别了自己的战友，踏上了返回四川的路程。

黎琳改名张露萍，充当重庆周公馆与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中共特工人员的秘密联络人

从红都来到白都重庆，黎琳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娘家”——即设在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又称周公馆，顾名思义，它的总负责就是时为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

本来，中共党组织派她回川，是想利用她姐夫余安民的关系，来做川军统战工作的，但黎琳到达重庆后，情况却起了新的变化。

原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正面进攻，在华北，八路军成了抗日的主力。这时已迁往重庆刚刚喘上一口气的蒋介石，在日寇的诱降面前，又打起了共产党的主意。193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限制异党办法》，取消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经斗争得来的权利，并在一些地方制造了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湘潭的老家就在这时候被抄，弟弟和弟媳被惨杀。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更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胡宗南、阎锡山、石友三、朱怀冰纷纷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在陪都重庆，国共虽没有真刀真枪干起来，但也迷漫着一股浓厚的反共气氛。面对这样的形势，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事先刺探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就显得特别重要。黎琳刚到来，就被南方局军事组看中了。准备利用她刚来重庆，国民党特务不认识的优势，充当周公馆与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的两名中共特工张蔚林、冯传庆的秘密联络人。

这张蔚林、冯传庆本是国民党军统总台的人，何以又成了中共特工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出生于江南一个士绅家庭的张蔚林，中学时代思想就倾向进步，后来，他考进了上海的一个无线电见习所，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抗战前，他抱着投笔从戎的爱国雄心，考进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杭州无线电训练班。原以为能为抗日救国出把力，不料却当上了军统的电讯人员。1937年后，他被军统局情报处派到皖南敌占区，任潜伏电台的报务员。当时他们驻扎在偏僻的山区，由于国民党“法币”不断贬值，物价节节上涨，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他曾串联几个弟兄，联名电请军统局电讯处主管、潜伏台的科长，要求增加薪饷。结果，钞票没有加成，反而被科长告了一状。幸亏当时掌管电讯处大权的董益三，曾当过张蔚林的班主任，对这位学生还算器重。他不但未给张蔚林处分，反而下令把张蔚林调到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的电讯监管科。这样就使张蔚林有了接触国民党上层的机会。这个素有爱国之心的青年看到国民党在大后方的黑暗、腐败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各种黑幕，感到大失所望，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

比张蔚林大几岁的冯传庆，是江苏扬州人。他从上海南洋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所属的威海卫电台和无线电台工作。由于他听力强，技术高超，能在纷乱的电波中很快找到所需要的电台呼号，收听对方的电码，被军统特务看中，调到重庆军统特务的电讯总台工作，不久便升为报务主任。

冯传庆虽说是军统电讯总台仅次于台长倪耐冰的重要人物，手下管辖着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可说是大权在握，但他却为人谦和，一贯看不惯包括戴笠在内的那些高级特务飞扬跋扈的蛮横作风。他律己甚严，深得部下的尊敬和爱戴。而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青年，随着对国民党统治区黑暗和腐化不满的日益加深，心里的天平慢慢倾向了共产党。他常想摆脱军统特务生涯，到延安去参加抗日。

1939年8月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

当时重庆的敌情是复杂的，对来自国民党军统的两位青年求见，中共党组织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派曾希圣会见了他们，因对真实背景不清楚，曾希圣也只是安慰开导了他们几句，让其留在军统内继续为抗战效力。

第一次未完全取得中共党组织的信任，张蔚林、冯传庆并不灰心。不久，他们再次来到周公馆，要求脱离军统，加入共产党，曾希圣询问了许多有关军统局电讯总台的组织、编制等情况，他们以实相告，这与南方局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曾希圣就提出，要他们继续留在军统，随时向南方局提供情报和电台密码，他们都一一应允。从此，他俩冒着生命危险为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南方局军事组认为张蔚林、冯传庆对党忠实可靠，于是经叶剑英、曾希圣亲自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打入国民党军统的中共特工。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刚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共空气也弥漫山城，连曾家岩50号附近都布满了特务。显然，如果张蔚林、冯传庆经常出入周公馆的话，无疑会暴露目标。这时怎样保持与这两位置身军统的中共特工的联系，就成为南方局军事组考虑的重大问题。经过全面权衡，叶剑英和军事组的同志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刚从延安归来的黎琳。因为她年轻，又是个女同志，不易引起特务的怀疑和注意。经过商议，叶剑英等领导人决定，要黎琳改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出现，然后找一间房子，让张蔚林搬出特务机关，布置成一个家庭，以便进行联络。

南方局给张露萍布置了明确的任务：领导在军统局电讯处工作的张蔚林等地下党员，成立中共特别支部，与南方局军事组直接联系，负责传递情报，待机在军统特务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壮大组织。

11月底，张露萍与张蔚林以兄妹关系住进了牛角沱新居。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军统巨枭戴笠做梦也不会想到，天天出现在眼皮底下的张露萍，竟是中共女特工

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对张露萍来说，可是“新媳妇上轿——头一回”。她和张蔚林、冯传庆密切合作，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相会于牛角沱。于是，军统电讯总台机构人员配置表、通讯网分布情况，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相继转送到曾家岩50号，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全部掌握在中央手中。她在传递情报的同时，也积极地展开了发展组织和吸取新党员的工作。

一天晚上，张蔚林、冯传庆悄悄领着两个青年来到了牛角沱住处，其中一位个子细高、面目清秀的青年叫杨洗，另一位叫赵力耕，都是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员。他们两人均来自东北，1931年后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这对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青年，虽身在军统，但都不愿当特务，特别是当他们知道军统干的一些残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勾当后，更想寻机摆脱，然而在特务严密控制下，又毫无办法。就在他们陷入极度苦闷之时，在冯传庆、张蔚林的及时指点下，他们的思想感情逐渐靠近了共产党。这天，就是张露萍亲自和他们见面接触，做进一步考察工作，不久，赵力耕、杨洗被吸收到了中共党组织中，陈国柱和王席珍两人，也正在考察中。

经南方局批准，中共在军统电台内部的秘密支部建立起来了。张露萍任支部书记。这个新的战斗集体，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利用特殊手段，执行着特殊的任务。当时张露萍虽不满20岁，对特工工作也外行，但这位精明强干的姑娘却是一点就通，在冯传庆、张蔚林眼里，她是聪明机智的带头人。他们配合默契，工作出色。

当时张蔚林是军统局四处一科(管通讯业务)的科员，又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管科的报务员，负责监听重庆地区军用和民用无线电通讯有无可疑信号，这对收集情报十分有利。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由于掌握了总台的收发报业务，对军统在全国的300多个电台的呼号、波长分布情况都了如指掌，经过张露萍领导的电台小组源源不断地报告至周公馆。张露萍领导的这个党支部真正成了插进军统特务心脏的一把尖刀。

一天夜里，时钟已指向了午夜时分，牛角沱一带人影寥落，劳累了一整天的张露萍已准备就寝了。忽然，响起了“的嗒、嗒的的、嗒的嗒的”用ABC三个字的电码来敲门的声音，她知道是冯传庆来了。这是他们最近约定的暗号。冯传庆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了。张露萍、张蔚林猜想定有十分重要的事情。

果然，冯传庆一进来，就掏出一份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他高兴地说：

“我猜这里面有名堂，就赶紧抄录下来了。”他们三人赶紧在带有黑布灯罩的台灯下，开始译电。但他们翻看了一本又一本的密电译本，就是翻译不出它的原文来。

张蔚林说：“这一定是戴老板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否则是不会这样难译的。”

冯传庆是一位破译疑难电报的行家里手，他借助美国密码专家奥牧莱斯在军统密码破译训练班的那份讲义，一面仔细翻看，一面不断思索，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试验，终于把电文译出来了：原来是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三人，携带小型电台，要通过胡宗南的管区，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

无疑，这是一件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是军统特务反共的又一次阴谋。事关重大，一定要把这一情况尽快报告南方局。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的张露萍，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就匆忙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了南方局军事组。

对这一切，戴笠自然被蒙在鼓里。结果等他派遣的敌特小组刚在解放区露面就被抓了起来。作为一个特工头子，做了一件如此窝囊之事，这对戴笠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在办公室里，他暴跳如雷，疯也似的捶着桌子，破口大骂。盛怒之余，把潜伏小组组长召了进来。

“你这无用的东西！”正在气头上的戴笠抓住他的胸襟狠狠地说，“你们是怎么被抓住的？”

“我们一进匪区就被他们发现了，看样子他们好像事先是有防备的。”

“有防备？”

“是的，我们走的是一条偏僻的山路，胡长官的谍报员侦察过，说这里只有民兵放哨，只要有路条就行。可是没想到竟遇到了正规部队的盘查。”

戴笠一听说“事先有防备”，一股凉气从脚底冒了上来，但他弄不明白，这次行动是绝密的，连手下的处长们都不知道，共产党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信息了呢？难道自己身边有共产党的特工？为防患于未然，军统内部督察人员，像猎犬似的到处嗅起来。

一起意外事故，引发了震惊国民党朝野的“军统电台案”。戴笠坦承：“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1940年春节，张露萍回蓉探亲去了，当时在电台值班的张蔚林，不慎烧坏了一只真空管，该科科长萧茂如认为张是有经验的报务员，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故，判定他是不安心工作而故意破坏。于是命令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经验不足的张蔚林沉不住气，擅自从看守所逃跑，直奔周公馆，请示怎么办？曾希圣听后，认为这是工作事故，不会出什么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弃这一阵地，于是张蔚林又返回军统。正当张蔚林擅自跑到周公馆时，稽查处却在四处派人寻找，在牛角沱张蔚林的住所，人未找到，却无意中在他家抽屉里发现了一本电台密码、军统局分布在各地的秘密电台表格和几张记载着绝密情报的便条。把这些东西带回住室，是军统纪律所不允许的。稽查处认为这是桩严重的违纪行为，所以立即向戴笠汇报。

初听汇报，戴笠也以为是一般的违纪行为。但当他看到那张电台分布表格及几张字迹不一的便条后，便意识到：情况比违纪要严重得多。他立即派人再次搜查张蔚林的住所，同时下令立即逮捕张蔚林。当他怒不可遏地打电话通知电讯处时，却意外地得知，张蔚林正在电讯处向副处长董益三检讨真空管被烧之事。戴笠即令董益三把张蔚林抓起来。

当天下午，戴笠召集电讯处和稽查处的负责人研究此案，并让他们辨认便条上的字迹。几人仔细辨认后，一致认为，这些记载着绝密情报的便条，分别是军统局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报务员赵力耕、杨洗、王席珍、陈国柱几人抄写的，那情报内容，大都与陕甘宁边区的中共组织有关。于是，他们认定，张蔚林等人是暗藏在军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这一结论惊得戴笠浑身冒冷汗，半晌没说出话来，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共产党打入了军统局最核心、最机密的部门，而周围人却毫无察觉。这是戴笠和军统局的奇耻大辱啊！此事若被老蒋知道，自己的前途与事业很可能就会毁于此了！想到这些，戴笠坐立不安了。

当即，戴笠令稽查处的特务把电讯总台包围起来，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当时正在报房值班的总台领班冯传庆，发现了敌人的行为，迅速翻墙逃走。次日晨，冯传庆也来到周公馆，汇报了敌人在电台大搜捕的情况。叶剑英分析了形势，要他站稳立场，经受考验，并亲自安排他去延安，临行时还送了一件古铜色的皮袍子和两百块路费。当冯传庆等人出事后，张露萍当时还在成都，敌人假借张蔚林的名义，给她发了个“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

张露萍从成都匆忙赶回重庆，一到牛角沱，就被特务抓了起来。这样，军统局电台小组的七位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张蔚林等人被抓后，并未屈服敌人的淫威，敌人用尽了手法也未能从他们嘴里掏出一点东西。戴笠恼羞成怒，决定在张露萍身上大做文章。他得到张露萍被抓的消息后，又立即命令特务向张露萍道歉，说抓错了人，当即把她放了。

张露萍出来之后，径直朝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方向走去。不知是张露萍识破了特务的诡计，还是她有意识要向南方局报告自己的处境，只见她走过周公馆门前，连头也不回，又径直往朝天门码头走去。

就在她准备登船离去之时，跟踪的特务只好又一次逮捕了她。

军统电台发现七位中共特工，自然引起了戴笠的震惊和不安，蒋介石接到报告后也极为恼怒，大骂戴笠：“共产党插入了你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戴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特工头子戴笠判定：张蔚林、冯传庆等人是共产党打进来、拉出去的，而张露萍却是共产党派来做组织和联络工作的，于是，他亲自带人到看守所严刑逼供。

首先提审的是张露萍。他认为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是比较软弱、不堪一击的，只要先把她攻下来，其他几个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决定先审讯她。

来到审讯厅的张露萍，镇定从容，毫无惧色。一上来，窝着一肚子气的戴笠想给她一个下马威，他板起一副马脸厉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张露萍。”张露萍神情自如地答道。

“你曾去过延安，是不是！”

“是！”

“那共产党派你回来干什么？”

“不，是我自己回来的。”

“胡说，你还想赖！”

“我在延安受不了苦就退学回家了。”

“你为什么要和张蔚林住在一起？”“

“我们是在谈恋爱。”

“那你为什么要冒充是他的妹妹？”

“因为你们的纪律规定，军统局的年轻后生谈恋爱是要坐牢的，所以只好兄妹相称。”

“谈恋爱，这是瞎话。你还是老实坦白，是谁派你来偷情报的吧！”

“什么，偷情报？我不懂！”

“狡辩！你的一切，我们从你同伴的口供里都弄清楚了。你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派你来偷情报的，你再不老实招供，小心你的皮肉受苦！”

“我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懂你说的什么？”

戴笠什么都问不出来，气得捶桌吼道：“狡赖！狡赖！给我打？”

两个特务像饿狼一样扑向张露萍，狠命地拉住她的双手，成了一字形，使她无法挣扎。另一个特务手持钢丝橡皮鞭，从后面猛抽她的背部。被打得满身红肿的张露萍，只感到像一把钢刀在体内乱搅，疼痛难忍。但她紧咬嘴唇，不哼一声，不一会，她就被打得昏了过去。一瓢冷水向她头部猛泼，她清醒过来。

戴笠声嘶力竭地吼道： “快招供！是不是共产党派你来偷情报的。”“我不懂，我不懂……”

又是一连串的喝打声。

经过一阵审讯折磨，张露萍几度昏厥，又被几度淋醒过来。这时她的声音已越来越虚弱，灰白色的嘴唇淌着鲜血。

戴笠见此情景，又气又急，暴跳如雷。从张露萍嘴里没有得到一点线索，又把视线转移到了其他几个青年身上。结果，一阵毒刑之后仍是一无所获。在严刑拷打面前，七位虎穴英雄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眼看从张露萍、张蔚林等人身上都找不出任何攻击、搜捕中共的借口，戴笠气急败坏。蒋介石也恼火，他把戴笠臭骂了一顿，下令枪毙张露萍等人。戴笠想把他们作为人质，同时也幻想用时间来磨灭他们的锐气，因此迟迟没有执行。这样七位虎穴英雄被钉上死镣，囚禁于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