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身体力行的儒学教育家

卜商，字子夏，南阳温邑人，因擅长《诗》、《书》、《礼》、《乐》，文学造诣深厚，而得到孔子的青睐。他是孔门十哲之一，又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门十哲都是孔子学生中最优秀的人，包括大家熟悉的颜回、子贡、冉有、子路等等。他们品格高尚，各有所长。其中，颜回以德行居于首位，而子夏则以长于文学居于十哲之末。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学最重德行。所以“三月不违仁”的颜回，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那么，对于文学见长的子夏，孔子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师是指子张，其为人清流不媚俗，非常重视德行修养。他曾经把孔子说的“言忠信、行笃敬”恭敬地记在衣带上，以便随时提醒自己。因其修行方式有点与众不同，所以孔子认为子张的修行没有掌握好“度”，是偏离了中庸之道的，便是过犹不及。

而子夏则相反，孔子认为他在悟道和修行上还欠火候，即是不及。虽是回答子贡的提问，可能也有鞭策的意味，但依据孔子对学生的了解，一针见血，也许是因材施教的必要手段。到底是什么地方，让孔子觉得子夏德行不足呢？

君子儒就是要有大格局，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小人儒”限于个人层次，孔子提醒子夏不要成为没有大格局、只顾自己修身养性的人。潜台词是，子夏有只顾埋头于眼前的修行的倾向，而欠高远的格局。

对于求道，孔子说的很少，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以这样理解：其一，明心见性，每个人对道的体悟是与修行功力息息相关的，所以不便说；其二，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果德行尚未达到一定高度，怎能异想天开，想要通达于道？所以不愿说。虽然道的高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子夏明白“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以借助学习渐渐接近君子儒的高度。

不过，孔子也曾毫不保留地对子夏的好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问：“洁白的纸上画的画真美啊，这是为什么？”孔子回答：“先有白纸，才有美画。”

子夏由诗经的诗句便领悟到“复礼”其实有相同的道理，仁德之心才是复礼的基础。他举一反三，由诗发散到学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儒家把礼、义的思想与诗、乐完美结合的教育理念。因此，孔子很满意子夏的勤思。

这归功于子夏从孔子继承到的修行养德之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在他研究文学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成了他以后能把儒家思想扩展、深耕的法门。

子夏：身体力行的儒学教育家

这是孔夫子对子夏的又一次“敲打”，因为子夏有功利心，急于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孔子担心他会偏离从政的根本之道，“居之无倦，行之为忠”，为官者心要始终公正无倦，才可能在政治上达道，而不会为蝇头小利所迷惑。

张居正评价道：“子之为政，必须志量广大，不可见些小利事功便以为得。何也？盖政以能通达为贵，然必须渐而后可以达也。若欲速，则求治太急而无次第，欲其通达，反不能达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若见小利，则其心已足而无远图。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见小利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以德行为重、无欲速、无见小利的儒家学者，想要在当时的官场上周旋，并有所建树，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孔子周游列国十几年，而无能用之者，可见一斑。或许当时的子夏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才会有意志动摇退而求小利的想法。

孔子过世后，子夏毅然决定放弃从政，重新规划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之所以踏上教育之路的原因，我能感同身受，与其为改变现有黑暗的官场，碰得头破血流，还不如专心把未来从政者的思想匡正，这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他转而投奔魏国，开始自己漫长的教授儒学的职业生涯，想不到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教育事业。那么，他对儒学教育是如何身体力行的呢？

那时正当魏文侯执政，这位有名的礼贤下士的一代名君，拜子夏为师，并任用了李悝、翟璜为相，内修外治，使魏国成为中原霸主。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这是子夏的主张，“信”为立身、立国之本，作为统治者，必先取得百姓的信任，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为其所用。作为官员，也是同样，必先取得统治者的信任，才能上通下达，陈述的意见才能被接受，而不会被误解为诽谤。这些理念对魏文侯治天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当时魏文侯与大臣之间互相信任，政治生态环境很自由，从一件小事我们可以窥之一二：

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我何如主？”群臣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资治通鉴·周纪》

由上述可见，任座毫不避讳，仗义执言，文侯却以为上客，君上最终听从了臣子翟璜的建议，可见彼此互相信任。能有这样的臣子，是文侯的幸运，反过来也正是因为君王有仁德之心所致。所以，像魏文侯这样的国君能得民心是可以想见的。

子夏在魏国，除了尽力做魏文侯的老师，还收受了三百多个学生，将自己一生所研究的诗、书、礼、乐的所思所感，尽心传授，并积极推行儒家的治国方法，创立了“西河”学派。在西河区域，人们甚至只知子夏，不知有孔子，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居于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嫠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

汉代的徐防说：“经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孔子带领弟子们修订了诗、书、礼、乐，使儒家思想明确了框架和范围，而子夏则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深度挖掘，不仅令后代学者更易消化，而且使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落地生根。

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子夏是深得孔子真传的弟子之一。子夏不仅熟读儒学经典，而且像孔子一样仕途不顺后，选择了教育、讲学。他的学生中不乏杰出人才，李悝是战国法家重要代表人物，吴起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影响力就随着学生们的传承，不断放大，这一点是不是也很像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