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

两千多年前，星汉灿烂的天际上，我们仰望不已。划过一道又一道醒目的亮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他们有如恒星一样，辉映着人类文明的苍穹。

后世的专家学者们把一个十分炫的词——“轴心”送给了他们，把他们所在的时代称为“轴心时代”。

何谓轴心？轴者，枢纽也。轴心即为中心。按照学术界的标准说法，“轴心时代”是指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按照东西方人类学专家们的划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大体算得上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标志在于，这一时期在北纬25度至北纬35度区间里——集中在今中国、印度、伊拉克、希腊等地区。世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可以说，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是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导师。

能够受到这样的评价，殊为不易。有如上苍保佑一样的神奇，那些影响后世的“超人们”，都不约而同列阵似的来到世间，影响世界，他们联手创造了裂变出巨大能量的人类精神原子弹。

是他们，奠定了人类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

我们主要看看东方的历史天空，那些“轴心时代”所铺陈的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人们。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几大门派的掌门人自不必说，他们的学生，还有他们学生的学生，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形成一个庞大的方阵。

传世经典《庄子》一书中有一篇叫《说剑》的雄文，不妨看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象征。何为先秦诸子？先秦诸子，就是从春秋晚期到秦汉之前三百年间，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后来又称九流十家，又叫诸子百家。

在那个黄金时代，他们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着各自的聪明与オ干，可谓“轴心时代”之轴。

不仅如此，他们还四处设坛，以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势力范围，以求桃李满天下。当时，儒家、道家、墨家等各大学派，往往是唇枪舌剑，针尖麦芒，你方唱罢我登台，上演一出出令学者士子们拍手叫好的思想大戏。

在春秋战国那个人才辈出、见贤思齐、求贤若渴的时代，君王们、将相们、诸候们都在四处网罗天下英オ，为我所用。此间，一个又一个特殊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此起彼伏，这些特殊的“讲座”有着极强的煽动力和诱惑力。所以，整个社会都充满一种浓郁的学习氛围，不仅文人子们如此，诸侯大臣们如此，连一些君王们，也都纷纷放下身段，加入到培训班中去虚心求教。轴心是各大门派的“思想掌门人”，他们都围绕着那些“轴”转。

其他的不必详说，姑且以梁惠王为例。梁王可谓一个不耻下问的“太学生”。孟子、荀子、韩非子，都当过他的老师。梁惠王是战国七雄中除楚以外第一个称王的，可见当时魏国实力之雄厚。然而他却先后败于齐国的孙膑、秦国的商鞅。马陵之战五年后，孟子到了魏国，开启了培训之旅。

之后梁惠王又拜荀子、韩非子为师，荀子讲王道，韩非子讲霸道。正是他的不耻下问，使魏国称霸天下长达五十年之久。

孟子算得上这些导师中名头最大的导师了。不仅梁惠王对他言听计从，就是不可一世的齐宣王，在他面前也是毕恭毕敬。有一次齐宣王想见孟子，但又实在不愿意放下“王”的架子，于是假称自己病了，不能吹风，就“托疾以召”，让孟子前去见他。

孟子当然知道齐宣王的“病因”，他也装病不见，并说出一大通道理来教育齐宣王：天底下最尊贵者有三，爵位、年龄和道德。他说，在朝廷，看爵位；在乡里，看年龄；要平治天下，首先看道德。哪怕贵为国君，也不能随便把有德之士呼来唤去。

诸子百家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

原来，孟子早已看透了那些表面威风凛凛的君王们的软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通俗地说，一个士人要想游说诸侯，就先得不把他放在眼里。也正因为此，在孟子看来，不是每一个君王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的，比如说梁惠王之子梁襄王，孟子就以“望之不似人君”而拒绝教之。理由也冠冕堂皇，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哪敢跟你交朋友？论道德，你是徒，我是师，怎么能够做朋友？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有傲气，则骄人；无傲骨，则媚人。不骄不傲，是为大丈夫。大丈夫者，须有浩然之气。

这便是孟子特有的傲骨。

老子、杨朱和庄子，是道家“三剑客”，他们分别代表道家的三个阶段。其中，杨朱是杨朱学派的开山鼻祖。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出自于杨朱的名言，可谓世间最早的人权宣言。要我牺牲自己来满足天下，我不干；要我尽取天下来满足自己，也不干。这便是杨朱思想的现代解读。

杨朱的名字我们很多人甚为陌生，历史忽视了杨朱，应该是一个错误。在杨朱看来，智慧之所以可贵，就因为保护自己；武力之所以可鄙，就因为侵犯别人，包括侵犯小动物和自然界。此所谓“智之所贵，存多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

杨朱与墨子，就像孟子与君权，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杨朱的“一毛不拔”，实际上真正的理想，在于“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这些思想和见解，往往是书本上所看不见的。与其说让帝王将相来讨教他们治国理政之高见，不如说通过耳濡目染，感受他们身上的气质与傲骨。

是他们的人格魅力，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君王们，唯他们“马首是瞻”。

行文至此，仔细梳理一下诸子的百家争鸣，不由得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轴心时代的那些巨子们纵横捭阖，指点江山，似乎无所不能，但所有的质疑和争辩，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这跟同为轴心时代的西方“民族思想家”颇有不同。

面对苦难，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超越了尘世；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思辨……他们都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

翻开一部煌煌中华传承史，都少见到“宗教与科学”的理念与论述，源头就在先秦诸子那里，他们或许不关心宗教和科学，或许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基础。即便是老子高深莫测的道，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性之后”，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历史学者易中天先生曾如是评论，“显然，我们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向度。”

易中天先生把三百年的轴心时代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与毕达哥拉斯，四大文明礼炮齐鸣；第二阶段：墨子与苏格拉底，《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孟子、庄子与亚里士多德，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行；第三阶段：希腊人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荀子与韩非子。

这样的划分，无疑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考量的。是他们通过特殊培训班，支撑着世界“轴心时代”的到来并走向辉煌。事实上，他们不仅仅影响着关乎人类文明走势的帝王将相，同样影响着芸芸众生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

人类的行为准则，道德操守，文明秩序……往往都是他们垫下的第一块“砖”。（来源|《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作者|章夫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