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宣王中兴

周代所说的“国人”，并不是全国人民，而是都城里的人，“国人暴动”就是国都老百姓的造反。有没有人组织这次行动呢？依我的看法是没有的，可能是由某个事件诱发的。

造反的发生一点也不奇怪，周朝统治者不给活路，你周王把山林川泽都圈了，叫小民如何活。不仅如此，还弄来个巫师，整天派人监督，大家都不敢吭一声，吭一声准倒霉。愤怒的火山终于喷发了，起初只是少数人的小行动，很快就演变成全民参加的大行动。大家抄起家伙，自发联合起来，向王宫进军。

起初周厉王还气定神闲，不就是一群百姓嘛，我派军队一弹压，杀他一批人，看看谁敢造反。西周的兵制，军队多是临时征集，要打仗的时候百姓就成了兵，没仗打了，卸下军装就是民。你想想。百姓都造反了，你往哪儿去征集军队啊？有一些识相的大臣，收拾细软跑了，当王宫的人跑了一大半时，周厉王这下子慌了。看这情形，寡人要是不跑，怕是要被分尸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得，寡人还是逃命要紧。

就这样，周厉王狼狈出逃，逃到了一个名彘（zhì）的地方（位于今山西霍县）。此时民众多年的怨气一股脑儿爆发了，大家奔进王宫里，洗劫一空，仍不解恨，因为罪魁祸首居然给跑了。不能这么便宜周厉王，他跑了，就让他儿子来顶罪。周厉王出逃时太匆忙，把太子姬靖留在了城里，姬靖被吓坏了，王宫肯定是不能待了，要往哪去呢？召公忠心耿耿，只能去投靠他了。

太子姬靖逃到召公家中，但很快就被查出来。造反的国人又抄着家伙，把召公家给围住，要求交出太子。召穆公姬虎是个忠臣，有自己的原则，他暗下决心，豁出命也要保护太子。但他自己豁出老命也没用，大家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太子的命，怎么办呢？最后他想出了一个绝望的办法：用自己的儿子顶替太子。召公把自己的儿子交了出去，小民们反正也不认得太子长什么模样，看上去年岁差不多，便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腿，竟然把召公的儿子给活活打死了。

“国人暴动”后，整个首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毫无秩序可言。过了些日子，老百姓们也感到不能这样下去了，没有国王，也得要有人出来主持政局才行。那么由谁来主持政局呢？史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由召公、周公（周公旦的后代）二人联合执政，号曰“共和”，故而这一年又称为“共和元年”。所谓“共和”，指的是“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因为这个时候国家处于没有君主的特殊时期。以这种说法，“共和”是一种执政方式，即公卿共同联合执政。后来我们把英文republic译为“共和”，即是此渊源。当然，周代的“共和”仅仅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第二种说法，由共伯和代行天子事。“共”指的是共国，“共伯”就是共国的君主，“和”是他的名字。按照这种说法，“共和”的意思就有别于第一种说法，指的是共伯和这个人。宋代学者王应麟是这样解释的：“古史，共伯和者，厉王时之贤诸侯也，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谓之共和。”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因为我们考察周之历史，周公、召公家族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共伯有那么高的威望代行天子事吗？

不管哪种说法正确，在“国人暴动”后十四年，周厉王始终窝在彘地，到死也不敢回都城。

“国人暴动”与“共和”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准确公元纪年。在此之后，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都有非常准确且完备的历史纪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共和十四年（前828），周厉王终于死了。虽然他死的时候，仍然挂着“王”的头衔，可只不过是孤家寡人，有名无实。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人民推翻的国王，对他的死，百姓自然是拍手叫好。既然人人厌恶的厉王已死，共和的使命也结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要立谁为王呢？

在公卿的拥立下，躲在召公家里十几年的姬靖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继承了王位，史称周宣王。这时京城百姓才发现，当年杀错人了，只是时过境迁，大家的怒气也消了，没有起来继续造反。由于有老爹的前车之鉴，周宣王不敢对民众打击报复，再加上有召公、周公等贤臣的辅佐，周室倒颇有一番中兴气象。周宣王把被丢弃许久的文、武、成、康等先王的遗训教导又重新拾回来。这种做法颇得诸侯们的赞许，于是各方诸侯又纷纷前来朝觐，周王室的权力有所恢复。

我们看历史时，得注意王号里隐藏的含义。周宣王的谥号是“宣”，这个谥号一般是中兴明君才使用的，比如汉代的汉宣帝、唐代的唐宣宗等。所谓中兴，意味着之前是衰败的，这些中兴明君之所以能扭转困局，与他们的经历颇有关系。汉宣帝年幼时遭巫蛊之祸险些丧命，后又长期流落民间，成长经历与其他公子哥不同；唐宣宗据称还跑去当过和尚，经历也不一般；周宣王年轻时在“国人暴动”中差点没命，躲了十几年，也算是吃了不少苦头。吃苦头并非坏事，有磨炼人才能成长，才能苦其心志，增益其所不能。

据一些野史记载，周宣王早年锐意进取，志在中兴，与一个女人分不开，这个女人就是他的正娶夫人姜王后，她是齐侯的女儿。周宣王刚即位时，权力、财富从天而降，这位曾经落难过的天子自然心驰荡漾，每天晚上拥妻抱妾，折腾精力，早上总是睡到很晚，懒得上朝。姜王后认为夫君如此慵懒，都是自己的过错，她脱了玉簪耳环，差人对周宣王说：“这都是臣妾的过失，臣妾淫欲之心过重，这才致使大王起不了床，上不了早朝，这样朝臣们会认为大王好色而忘德。倘若耽于美色，势必会穷奢极欲，祸乱就要来了。若是如此，那么臣妾就是祸乱的源头，请大王治臣妾之罪吧。”

听夫人这么一说，周宣王自己惭愧了，人家一个女流之辈尚且如此明理，何况自己是一国之君呢？他向夫人道歉说：“这都是寡人我自己失德，怎么会是夫人的过错呢？”从此之后，他生活上就比较节制，准时上朝，勤于政事。

当然了，要重振王室雄风，也不是光摆摆花拳绣腿就能办到的，说到底，要靠实力。

想重新领袖诸侯，首先就得打败戎狄，做出表率。

周室已衰弱四代，而这段时间，也是戎狄趋于强盛的时代。

周宣王有中兴之志，首先必须主动进取，讨伐西戎。

伐戎的重任落在大夫秦仲身上。秦仲是秦国的第四任君主，为什么周宣王会派他去讨伐西戎呢？因为秦仲与西戎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前面说过，秦国的第一位君主是非子，非子的父亲叫大骆，在周厉王时，大骆家族遭到犬戎的侵略，几遭灭顶之灾。秦仲一心想为亲族报仇雪恨，遂自告奋勇，讨伐西戎。

周宣王四年（前824），秦仲率自己的族人攻打西戎。这时秦只是一个小国，军队也十分弱小，根本不是数百年后那支令人胆战心惊的铁血兵团，反而被西戎打得大败。宣王六年（前822），秦仲战死沙场。西戎斩杀秦仲之后，大兵压境。秦国本来就地少人稀，哪儿是强大西戎军队的对手，不久秦的领地落入西戎人之手。秦地沦陷之后，秦仲的五个儿子流亡到周王室领地，既无军队也无土地，就是光杆儿司令，想报仇也没实力。这个时候，周宣王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慷慨借出一支七千人组成的军队，这犹如雪中送炭，使秦国得以绝处逢生。秦仲长子继承君位，史称秦庄公，凭着七千人的王师，历经苦战，终于打败了西戎，收复国土。秦国之兴起，自秦庄公始。

除了犬戎，又一个对手出现了：北方的玁狁（xiǎnyǔn）。

玁狁这个名称大家比较陌生，它又称为猃（xiǎn）狁，是后来匈奴族的前身，典型的游牧民族。《淮南子》一书中曾这样说：“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猃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严其上。”到了汉代匈奴族时，也是如此，史书称为“畏壮侮老”，这个民俗特点，主要是因其好勇斗狠，一旦老了，体力不支，自然就受到轻视。

共和二年（前840），即国人暴动后二年，玁狁就曾入侵周的西部边境。到宣王时，玁狁的入侵更加频繁，以至于周人“靡室靡家”，靡就是没有，没了家室，妻离子散。周宣王五年（前823），为了抵御玁狁进犯，周宣王命大夫南仲筑城于朔方，又命尹吉甫率师讨伐，攻至太原一带。玁狁不敌，逃往北方。

北征刚刚告一段落，南征又如火如荼地展开。

昙花一现的宣王中兴

同样是周宣王五年（前823），北征后两月，天子又命方叔率师讨伐南方的荆蛮。次年，辅佐大臣召穆公率军队征讨东部的淮夷；紧接着，周宣王亲征徐戎。当时的文学作品《诗经》中，有不少描写周宣王东征的诗歌，比如“王奋厥武”“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等。

可以说，在周宣王上台后几年里，周师南征北战，几乎把周边的对手打了个通关。这一系列攻势，很大程度上重振周室声威，故而称为“中兴”。周宣王九年（前819），天子在东都成周大会诸侯，一扫过去诸侯不朝的颓势。

史书对周宣王时代的四境战争记录还是有所缺失的，据出土的《虢季子白盘》铭文记载，在周宣王十二年时，虢国的季子白奉王命再伐玁狁，取得了斩首五百、俘虏五十的战绩，班师回朝时，又命属下率兵追击败退至洛水的玁狁，取得胜利。由于这次胜利，虢季子白受到了天子的嘉奖，周宣王赏赐他马匹、弓箭、彤矢和斧钺并赐予其征讨蛮夷的权力。

仅仅十余年的工夫，周宣王便取得征西戎、伐玁狁、讨淮夷、攻荆蛮、破徐戎的胜利，天子也不免沉浸在得意之中。过分得意就有点忘形了，不久后，周宣王干了一件颇不地道的事情。

这件事发生在周宣王十一年（前817），当时东方诸侯鲁武公前往镐京（此时周的首都又迁回镐京了）朝见天子，他还带了两个儿子：太子姬括与少子姬戏。

鲁国太子姬括比较木讷，而姬戏则乖巧可爱，周宣王十分喜爱，便打算废了姬括，改立姬戏为鲁国太子。在夏商周三代，诸侯国虽然隶属于天子，但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司法机构、财政机构与军队，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一般来说，除非遇到十分特殊的情况，否则中央政府是不会干涉诸侯国的内政的。可是周宣王仅仅凭着自己的喜恶，就想插手鲁国内政，这无疑是不合规矩的。况且周代以来，长子继承制度十分稳固，鲁国立长子姬括为太子，是遵循礼法精神的，岂能随便更改呢？

大夫樊仲站出来对周宣王说：“您要废长立幼，这不是教天下人不遵循礼法吗？倘若鲁国顺从您的意思，那么其他国家也可纷纷效仿，到时长子继承制不就成了一句空话吗？倘若鲁国不顺从，您就要把鲁国君主杀了，这不等于破坏自己立下的长子继承制吗？这样看来，不管鲁国是不是顺从，制度都要被破坏，您还是仔细考虑考虑。”

考虑个屁！周宣王不高兴了，老子是天子，立个诸侯国的太子有何不可。于是不管鲁武公与樊仲的反对，硬是把姬戏立为太子。

鲁武公一气之下病倒，回到鲁国后不久就死了。姬戏由于有周宣王的支持，取代哥哥姬括，成为新的鲁国国君，史称鲁懿公。可是这么一来，为鲁国的内乱埋下祸根。九年之后，废太子姬括去世，他儿子姬伯御心怀不满，便纠集一帮大臣，在民众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杀死鲁懿公，自立为君。此举令周宣王勃然大怒，后来终于出兵讨伐鲁国，姬伯御兵败被杀，鲁懿公的弟弟被天子立为新的君主。

一念之差，导致了鲁国二十年的混乱。

更糟的是，从此周宣王大失人心。据《史记》所载：“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越到晚年，周宣王越发固执，性情也变得更加残暴，政治失去早年的清明，先王的教导遗训又被抛弃掉。百姓越发失望，不愿意为王室效力。大家都知道，西周的土地制度为井田制，就是把田地分割为井字形，一块田分为九块，其中周围的八块为私田，中央一块为公田，归王室所有。宣王晚年政治上比较混乱，虽然没有像周厉王那么倒行逆施，但民众也心有怨言，不愿意“尽力于公田”，索性纷纷逃离周领地。

人都跑了，谁来耕地呢？

周宣王很恼火，下令搞人口普查。如果只是普通的人口普查，这倒不是坏事，关键是周天子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通过这个来约束老百姓，把所有人记录在册，让你跑不掉。樊仲又跑出来反对，他对天子说：“您无缘无故搞人口普查，老天爷也不喜欢，对政事有害得紧呢。”周宣王不肯听，坚持要用行政手段来约束民众的逃亡。可是治标不治本，民众逃跑的原因是什么呢？还不是政策出了问题吗？不在政策上下功夫，只想用强迫手段来逼人民就范，只能激起更多的不满罢了。

自从周室中兴后，周宣王的权力越来越大，内心的道德约束又越来越少，别说老百姓，就是官员大夫也倒了霉。

杜伯是西周大夫，关于他的死，《太平广记》是这么写的：

周宣王有个爱妾名为女鸠，虽然受宠，可是天子毕竟年老了，满足不了她。她看杜伯年轻且帅，想跟他好，但杜伯是臣子，哪里敢与王妾私通呢？他一口就回绝了。女鸠这个人，有点像《圣经》里希律王的女儿莎乐美，求爱不成就心怀怨恨，打算置杜伯于死地。她跑到周宣王前，哭哭啼啼地说：“杜伯想强奸我。”老迈的周宣王轻信妇人之言，气不打一处来，下令把杜伯抓捕入狱。女鸠担心杜伯不死，哪天周宣王知道真相，自己定要倒霉，便怂恿宣王处死杜伯。

《墨子》一书对这个故事有所补充，大哲墨子是个鬼神论者，在《明鬼》篇中，杜伯临死前对周宣王说：“大王要杀我，可我是无辜的。倘若我死后没有知觉，那就算了；若是死后有知，不出三年，我定然会让大王知道我的冤情。”三年后，周宣王与众诸侯在野外狩猎，当时有马车数百辆，随从人员数千人，整个旷野上都是人。到了中午，死去的杜伯突然出现了，他驾着一辆白马素车，身穿红色的衣服，手上执着一把红色的弓，弓上有一支红色的箭。只见他追着周宣王，一箭射出，周宣王倒在车上，箭正射中后背脊梁处，周宣王当即毙命。当然，这个故事有点太离奇玄幻，大史学家司马迁没有在《史记》一书中采纳其说。

后世称周宣王时代为“中兴”，其实只说对一半。周宣王在位总共四十六年，在西周诸帝王中仅次于周穆王，在他统治的前半段，周室确实中兴了，只是后半段晚节不保。

兴衰的转折点始于周宣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797年。

这一年，周宣王再次对太原之戎用兵，可是好运不再，王师居然吃了败仗。五年后（前792），周宣王再度发动对西戎的战争，派军队征讨条戎与奔戎，然而又一次战败。两度战败后，戎人的势力卷土重来，公元前790年（周宣王三十八年），戎人发动报复式的进攻，灭掉姜侯之邑。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令周宣王的老脸挂不住了。

所幸的是，作为诸侯的晋国为天子挽回了一点面子。

西周后期与戎人的战争导致了一个结果，即诸侯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国与晋国，这两个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春秋时代，成为最强大的两个诸侯国。公元前805年（周宣王二十三年），晋穆侯奉王命伐条戎；三年后（前802），晋军与戎人战于千亩，再次赢得胜利。公元前790年，当戎人灭掉姜侯之邑后，晋军则在另一个战场汾隰击败了北戎。

周宣王当然不想让诸侯国喧宾夺主，他纠集了一些南方诸侯的军队，拼凑起一支联军，称为“南国之师”，讨伐申戎。联军旗开得胜，周宣王不免沾沾自喜，为了雪耻，他把目标锁定为姜氏之戎。岂料这支南国之师过于轻敌，他们挺进到千亩时，戎人早有防备，布下埋伏，这一役成了周宣王执政以来最大的败仗，南国之师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周宣王再也无力发动对西戎的新一轮的攻势，中兴事业就此结束。

中兴之君周宣王善始却未能善终，后世史家也颇为惋惜地评价“中兴之美未尽焉”。倘若他的后续者能吸取他的教训，锐意进取，则王室的事业还是可以期待的。只是接下来的这位周幽王，不仅在能力魄力上不及其父，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君王之一，最后死于非命，成了末代君王。

（摘自《夏商周原来是这样》醉罢君山/著现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