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天下仁君楷模

宋朝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之后，出现一位传奇之君、仁德之君——仁宗赵祯。中国民间，以戏曲形式流传极广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其中大难不死的“太子”，即是这位仁君。

宋仁宗赵祯：天下仁君楷模

史载，仁宗即位后先由刘太后听政，十一年后始亲政，赖韩琦、范仲淹二将相以拒西夏，与辽国议和，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换取和平。仁宗执政时期，在范仲淹主持下，实行庆历新政之十大政策——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虽最终失败，却对仁宗一朝经济产生重大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亦于此时产生，并出现了交子这一资本主义标志性银票纸币。有后人概算，仁宋时的GDP达到两千亿美元，几占当时全世界50%以上，可执当时世界之牛耳。史载仁宗执政四十二年去世时，“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甚至握住前来通报噩耗的宋使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仁宗之仁，体现在其“洞明”与“扬善”上。史载有宋名臣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竟然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还不怪罪于他。一次，包拯以三司使张尧佐能力平庸，谏议罢免之。但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无奈，提出折中建议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但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甚至带领七名言官上朝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言官唐介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结果，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史传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后世多种史料和传说中记录下仁宗的诸多故事，今且录以兼闻：

1. 仁宗忍沙。史传赵祯对下人很仁慈。一次用餐，突然于饭菜中吃到一粒沙子，他吐出来后，尚不忘对陪侍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可见其对下属的体恤。

2. 仁宗忍饿。《宋史》载，宋仁宗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侍臣曰：“何不降旨索取？”仁宗曰：“比闻禁中每有索取，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不可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可见其宅心仁厚。

3. 仁宗与苏辙。嘉祐年间，被后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仁宗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后世认为，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考试中进言，倘若赶上“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必然的。——可见仁宗胸怀阔大。

4. 仁宗与柳永。史传著名词人柳永好不容易通过科举考试，但素知柳永的仁宗把他给划掉了。因为他填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样“低俗”的词。仁宗还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然而，如此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柳永非但不生赵祯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可见仁宗大得士人之心。

5. 仁宗赠官。史载仁宗时四川有一读书人，竟然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立即把他缚送京城。按照历朝律条，此人应予以严惩，而仁宗却说：“此老秀才急于做官尔，写一首诗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作为一个家天下时代的独裁帝王，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没几人能做到。——再见宋仁宗之胸怀宽广。

史传1059年，距仁宗驾崩还有四年时，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却难以阻止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就连元相脱脱编写的《宋史》也对这段时期赞颂有加：“（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古来封建皇帝，后世谥曰“仁”者鲜矣。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宋仁宗年号）极矣。”

以今观之，宋仁宗之治，可谓中国中央集权时代封建统治的巅峰之作，亦儒家“仁治”思想在历代王朝中的最光辉实践（没有之一）。后世史家常将仁宗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纵观中华历史，如果只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仁宗盛治”不但远超汉之“文景之治”、唐之“贞观之治”以及“开元盛世”，宋以后元明清历代更无所见。而宋以中华历代王朝最小之国土面积，而能成最大之经济和文化成果，实仁宗人格魅力和胸怀格局所造就培植，千古以来，唯见此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