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为何要废郭氏而立阴丽华为后？

当年，汉高祖铲平最后一个异姓王英布，自以为天下大定，因而衣锦还乡，唱出了感动中国、感动历史的《大风歌》。光武帝也有类似的事迹，建武十七年十月，刘秀荣归故里，乃免除徭役，修宗庙祠堂，改建旧宅，设为皇帝故居；又回到自己当年种地的田间参观游览，细问农桑，乃至换衣下田亲事稼穑，感受着脚下湿润的泥土，他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耕读时光，不由倍感亲切，感慨万千，随即又置酒作乐，赏赐父老宗亲。这正是往事历历在目，数不尽的滋味齐上心头，刘秀虽无法完全体会高祖的慷慨与悲凉，却也华丽丽的生出了一腔豪迈之气，自觉天地在我心，未来在脚下。

宴席间，舂陵刘氏的几个大婶大妈于酒酣耳热之际，不由八卦起了她们这位从小看着长大的家族之光：“文叔少时谨信，不擅应酬，性情亦柔顺率真，不意今日竟能如此！”

是啊，谁能想到，当年舂陵乡下一个老实厚道、柔顺率真的农夫，竟有一天能当上皇帝！我们看历朝历代的开国君王，嬴政、刘邦、曹操、刘备、司马懿、赵匡胤、李世民、朱元璋，哪个不是雄才大略、刚强大气的枭雄，刘秀站在他们身边，感觉就像一个异类，怎么也不像同道中人。

然而，刘秀在旁听闻，却不以为忤，反哈哈大笑道：“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凭啥开国帝王就要刚，我刘秀偏偏要不走寻常路，以柔道来治天下。

问题来了，柔道，何谓柔道？当然不是奥运会项目。真要弄清楚，我们来看建武十二年东汉基本完成统一大业后，刘秀的一系列所作所言吧。

建武十六年，刘秀遣使解散了各郡流民盗贼，给他们土地、粮食，让他们安心生产；并实施度田，着力解决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天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故治盗之法，在缓不在急——再大的盗，从前也是良民，王莽不懂这一点，所以把良民整成了盗贼；刘秀懂得这一点，所以能把盗贼变成良民。这才是真正的“天下无贼”。至此，天下大定，牛马放牧，单车露宿，道无拾遗，夜不闭户，一片升平景象。

自舂陵起兵，刘秀跨马操兵，行伍倥偬，已十余载矣，每一发兵，不觉美须鬓发如霜，每一用武，便有亲朋勋旧故去，好不容易天下太平，却只见秋风四起，人事全非，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刘秀真的再也不想打仗了。在他心中——

只愿投戈讲艺，马放南山；只愿息兵论道，百姓万全；只愿时光静好，家国平安；只愿天下美眷，岁岁年年。

有一次，皇太子刘疆向刘秀请教兵法、讲讲当年的征战事迹，刘秀却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一声长叹：“昔卫灵公问圣人以攻战，孔子不对。此事非尔所及也！”而也就是因为这件事，让刘秀起了改立太子之心，刘秀发现，刘疆对军事显得过于热衷，常常表现出日后要开疆拓土、扫平四方蛮夷的想法，刘秀对此很无奈，他虽然是个军事天才，但多年的南征北战、血腥杀戮、万民涂炭、生离死别，已让他对战争厌倦到了极点；而刘疆对于武力与功业的极度渴望只让刘秀感到绝望，他不敢想象自己百年之后刘疆会干些什么，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

事实上，刘秀此前的废后之举，并不完全是因为对阴丽华感情更深（不然何必要等十几年），而是因为他想要换太子，但想要成功换太子就必须先换掉皇后，否则如刘邦、万历那般只想换太子而不敢换皇后，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所以，刘秀一定要换皇后、换太子，以延续自己的施政方针。据史料记载，汉平帝时天下尚有人口五千九百多万，可几十年的内乱一折腾，只剩了一千万不到，后经多年休养生息，至建武末年，天下人口还只剩两千一百多万而已，并未恢复元气。当此之时，天下疲耗，人心思定，为苍生计，东汉帝国至少要保证近百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才行。

刘秀为何要废郭氏而立阴丽华为后？

自古知兵者不好战。只有真正了解战争实质的大军事家，才真正明白战争对于民众的巨大伤害。是故善战而不好战，圣人是也。

另外，刘秀多年经略北方，他修造了一种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震匈奴。不久匈奴便因内斗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东汉拓地千里，时人见之，都议论说：“谶言汉九世当却北狄地千里，岂谓此邪？”至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也终于服软，遣使来与汉朝和议，不料臧宫、马武二人坚决主战，他们上书道：“胡人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北匈奴今连年旱蝗，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不当中国一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不如以厚利诱高句丽、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也。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疑惑，以至万世刻石树碑、流芳千古、比肩汉武卫霍之功而不能立于当代圣世也。”

可刘秀却下诏回复道：“《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

看来，刘秀所谓柔道，其实也就是一种儒家思想与黄老思想的杂糅。他在教育上特别注重儒学与风俗教化；在政治上则严以察吏，宽以驭民；在文化上则敦厉名实，尊崇节义；在经济上则加强社会福利制度，释放奴婢，救助贫民、轻徭薄赋（刘秀时田租为三十税一，为封建王朝最低）。最厉害的是，刘秀真正做到了精兵简政，他竟然罢州郡兵，复员百万，以缩减国防开支，恢复生产；又省郡十三，并县四百、裁汰掉了政府90%的官员（只这一点惊世骇俗，它意味着国家行政开支可以缩减90%让利于民，史称“费减亿计”。这可是超越了多少时代的行政高效！实在令人惊叹。）

看来，刘秀作为一代明君，是真正做到了尽职尽责，爱民如子；他不爱饮酒，不喜奢侈，甚至不好女色，后宫妃嫔人数还不如乡间的一个小地主；他唯一的爱好，除了读书，便是工作——他当农夫的时候便钻研稼穑，当将军的时候则勤于军务，当皇帝的时候自然就勤于国事，史书称其理政之勤，往往清晨视朝，日仄乃罢，完了还要召集公卿、学士讲论儒家的经学义理、探讨儒家的治国之道，常常夜半方寐，皇太子刘庄劝他注意身体，刘秀却道：“我自乐此，不为疲也！”（成语“乐此不疲”典出于此）颇有些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味道。

于是，上承光武数十年励精图治之余绪，东汉帝国在“明章盛世”（第二任汉明帝与第三任汉章帝）之后，中国南部大开发，社会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之景象。人口达到六千余万，耕地达到七亿余亩，全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谷物一千余公斤，人均占有粮食约三百二十公斤，此经济成就已远超“文景之治”（据《后汉书仲长统传》，东汉中后期农田亩产达到九十公斤，比西汉高出一倍多），直与后世的“贞观之治”看齐。就算到近代，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一直在这个水平线上下徘徊。也就是说，东汉一朝已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带到了巅峰状态。

当然，所谓物极必反，由于刘秀过于提倡偃武修文，结果导致其后世帝王没能体会他“苟非其时”的真意，而在国势强盛之时，仍然不事扩张，反将北方百姓多迁南方，而徙异族进入内地，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与土地紧张，并使得北边并、幽、凉三州胡多汉少（西汉盛时，三州尚有近九百万汉人，至东汉盛时，仅剩三百万），政府控制力迅速减弱。董卓之乱与五胡乱华皆由此萌芽。

事实上，东汉一朝边患从未停止，但政府却极其忽视军队建设，多次裁减兵员，甚至逐渐放弃了秦汉以来的地方民兵训练与演戏制度（都试）与军功激励制度（军功爵制），以至后来朝廷实在缺兵，竟每年征发各郡死囚携妻儿老小去北边屯戊，其兵员军事素质之低下可想而知。所幸东汉中前期国力雄厚，其名将又个个不俗，能将一群羊带成狮子，这样才在对外战争中得占上风。

看来东汉一朝风俗虽美，上下皆敦厚信义，为历代之最，却毕竟少了些勃勃生气。当然这对内地老百姓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和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嘛！更重要的是，东汉上承西汉，对于北方胡族有着强大的心理优越感，认为无需强力军备，也可轻松搞定他们，这种优雅的自信是东晋以降的中国人所不具备的，所以我们后世愤青才觉得难以理解。

其实关于治国，刘秀太学本科修习的《尚书》上有这么句话：“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我觉得这句话太棒了，这国家就跟人生一样，需要张弛有道。太松了就要紧，太紧了就要松，这样才有弹性。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初五，刘秀在一种几乎疯狂的工作状态之中去世了，享年六十三岁。不久，皇太子刘庄即位，是为汉明帝。群臣又奏谥刘秀为光武皇帝，庙号世祖。谥法曰“功格天下曰光，克定祸乱曰武。”这两个字实至名归。至三月初五，光武皇帝的灵柩被薄葬于洛阳城北的原陵（在今河南省孟津县白鹤镇铁谢寸西南），头枕黄河，脚踏邙山，永远的睡去了。

刘秀的陵墓很寒酸，高只六丈六，要知道秦始皇陵高五十丈，汉武帝茂陵高二十丈，汉陵的平均水平也有十二丈；但他们谁也无法遮挡光武帝刘秀的光芒，他这一生，以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做到了，他通过他一生艰苦卓绝的攻战与经营，终于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扬帆启航的中兴大汉。前方风光，更加明媚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