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字狱为何会在乾隆时期达到历史的顶峰

文字狱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顾名思义就是统治者为了推行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压迫和专制，借用文化之名对异己分子进行的残害。

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文字狱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公元前548年，因齐庄公与自己的妻子私通，大夫崔杼联合棠无咎诛杀了庄公，后改立庄公的弟弟杵臼为新君，史称为“齐景公”。

据《左传》记载，齐国的史官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在竹简上写道:

崔杼弑其君。

而此时已经掌握大权的崔杼，为了避免在后世留下弑君的恶名，便以此记载不符事实为由，斩杀了这名史官。这段史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关于文字狱的记载。

不过，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兴起文字狱，还要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说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和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通过焚书坑儒这一大规模的文字狱，秦始皇在实现疆域领土的统一外，又完成了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统一，为国家大一统局面的保持注益良多。但是，由于力度过大，焚书坑儒为秦朝的灭亡也埋下了隐患，同时还成为秦始皇最被后世诟病之处。

秦朝以后，在两汉、隋唐、两宋和明朝各代，基本上都有关于文字狱的记载。不过，这些文字狱并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和危害。

到了清朝时，随着封建社会君主专权的不断加强，尤其是，满人作为外族入主中原后，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提出了“尊满抑汉”的治国理念。在这样的威压之下，自然引起了强烈的民族矛盾和反抗。

满清为了加强思想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控制，压制汉人的民族情绪和反抗意识，越来越多地掀起了文字狱，而且是成规模、成系统的延续性行为。

中国的文字狱为何会在乾隆时期达到历史的顶峰

基本上，清朝的文字狱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始终，前后持续了二百多年的时间。但是，文字狱最盛行的时代还是在康雍乾时期，而其中尤以乾隆一朝最为严重。

康熙和雍正两朝时，文字狱虽然规模不小，但合起来也就三十多起。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的规模再度扩大，达到了一百三十起之多。前后销毁的书籍不下几十万册，株连的人员更是不计其数，即便没有被满门抄斩，也被流放到了苦寒之地。一句话，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完全就是一场世间的浩劫。

按理说，到乾隆帝即位时，大清的政权已经建立了一百多年，入关统治也已近百年。而且，刚刚经历了之前康熙和雍正的两代盛世，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再用文字狱进行愚民统治。

实际上，在乾隆登基元年时，他也一度表现得非常宽容，并没有大兴文字狱的意思。监察御史曹一士上疏《请宽妖言禁诬告疏》，痛陈康、雍时期文字狱的弊病:

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的言辞颇为激烈，对于文字狱的危害也是切中时弊。乾隆帝深知父亲雍正时期的严苛执政已久，也愿意逐步放宽统治，于是虚心接纳了曹御史的奏折。他在执政初期时，基本践行了包容的理念，极少涉及文字狱。

那么，乾隆皇帝为何会在执政的中后期大肆兴起文字狱？

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标志着封建皇权已经达到了鼎盛。皇权神圣到了不可侵犯的程度，容不得出现任何的怀疑和蔑视。

满清依靠武力入主中原，完成了江山的大一统，内心充满着自负；但是，以外族的身份窃取大统，面对自己在思想和文化上的落后，满人心中也充满着自卑。

在这种既自负又自卑的矛盾心态下，满族统治者自然对于汉人可谓是顾虑重重，唯恐他们外表臣服，内心却反叛。

清朝的文字狱采取了极为严厉和苛刻的手段，希望完全从生理和心理上，彻底征服汉人，使其充满奴性并完全顺从自己的统治。

乾隆皇帝自视甚高，自诩为“十全老人”，尤其在文化方面对自己颇为自信，琴棋书画自认为是样样精通。他一生更是作诗四万多首，而且最热衷于题字作跋，搞得“乾隆御览之宝”到处都是。据统计，现已知的乾隆闲章就有一千枚左右。

中国的文字狱为何会在乾隆时期达到历史的顶峰

乾隆自称“朕一书生皇帝耳”，所以，他更愿意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中下手，以成全英明神武的帝君之名。

在乾隆中期后，明令要求重点查缴所谓的“违碍”和“悖逆”之书。甚至于，乾隆见不得诗句和文章中包含有“明”、“清”、“胡”、“狄”、“夷”等字眼，一经发现从重治罪。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乾隆时期几个颇具代表性的文字狱案件。

在乾隆十六年前后，朝中出现了一份署名为孙嘉淦的奏折，内容非常的大胆，逐个弹劾朝中所有重臣。不过，最轰动的内容却是列举出了乾隆帝的失德之举。

奏折虽然署名为孙嘉淦，但从文笔和字迹来判断，绝非出自孙嘉淦之手。在封建社会中，署假名的奏折，无异于是一次公开的欺君之举。

这份伪奏折的出现，让乾隆帝感到了一丝统治的危机，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宽容之策是否得当，开始怀疑朝臣对他的歌功颂德是否表里不一。甚至于，他开始担忧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存在加剧的可能。

为了追查幕后的政治阴谋，乾隆决定要一查到底。不过，他担心事件外传后，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只授权军机大臣在暗中查证。

由于伪奏折事件传播已久，涉及的人员甚多，不仅有朝中大臣，还有地方官吏、八旗子弟，甚至连蒙古王公都有牵连。除了京城，几乎还遍布了全国的大多省份，案情的复杂程度和波及范围远远超出想象。

到了乾隆十七年底时，案件已经查了一年多，缉获数千人，牵连近万人，可依然未知真相。乾隆无奈，只得决定草草结案，将江西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定为伪奏折案的主犯后，下令凌迟处死。

至此，这场轰动全国的伪奏折案才算告以段落。不过，乾隆心中却始终未曾真正放下，逐渐开始在思想和文化上加强了管控。

徐述夔过世后，其子将他的诗作刊印成《一柱楼诗集》。其中，“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这句诗，不仅包含有“明”字，而且乾隆皇帝还牵强附会与断章取义，将“壶儿”认为是“胡儿”的谐音，断定其贬损满清的意味非常浓厚。于是，乾隆帝下旨:

中国的文字狱为何会在乾隆时期达到历史的顶峰

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

甚至于，徐述夔的两个孙子也没能幸免，虽携书向朝廷主动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的名义被处斩。徐家的所有男性无一幸免，妻女也全部发配为奴。

沈德潜在乾隆四年时才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因乾隆帝喜欢他的诗作，遂历任过侍读学士、内阁大学等职，之后还加封礼部尚书衔。乾隆三十四年时，沈德潜病逝，享年九十七岁，被下旨追赠为太子太师，祀贤良祠。

徐述夔案发后，已经去世的沈德潜被查出生前与徐犯关系莫逆，还曾替徐述夔写传，因此受到此案的株连。乾隆帝大怒，降旨褫夺沈德潜的封号并罢祠仆碑。

进士出身的胡中藻，曾担任翰林院学士和广西学政等职。在他所著的《坚磨生诗钞》中，有“一世无日月”和“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几句诗，被乾隆帝认为是颂明和贬清的诗句。

按律，胡中藻要被处以凌迟之刑，乾隆格外下旨开恩才改为处决。据《康雍乾间文字之狱》记载:

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於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

然而，胡中藻案并没有完结。乾隆还将为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作序，并且出资印刻的礼部侍郎张泰开也问罪，下旨“部议夺官”。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

在乾隆的这种高压文字狱威慑之下，读书人只得循规蹈矩，苦读圣贤书，参加八股取士，沦为了彻底的文化奴隶。

期间，曹雪芹敢冒着这种文化恐怖主义的压制，暗自创作《红楼梦》，实属不易。《红楼梦》通篇使用“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这些个谐音字，虽有文学创作的成分在其中，但也是实属无奈之举。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是满清的封建君权空前强化的产物，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而同时期的西方国家，正处于剧烈的激变期，在思想启蒙运动的引导下，先后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之路。

中国在近代开始落后，清朝的文字狱，尤其是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成为中国在近代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