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性格转变历程

最近读了张宏杰《从“笨拙愚钝”到“老奸巨猾”——曾国藩的脱胎换骨》（《同舟共进》2011年第四期）一文，觉得曾国藩的性格——严格来说是权术——之前是“狗”，中年以后是“猫”。

曾国藩的性格转变历程

用猫和狗来形容一代圣贤大有不敬之嫌，其实，曾国藩能从一个处处被人唾弃的礼部侍郎成长为一个受人尊重和爱戴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文正，是他经过大悟大彻后大耍权术，从“狗性”变成“猫性”来的。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后人只知道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后“立德、立功、立言”，殊不知他之前是很讨人厌的。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同治五年，55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第二年，他又在家书中回顾了平生“四大堑”。正是这些耻辱，最终让他在性格方面“脱胎换骨”。其性格的“狗性”变成“猫性”，是他在为父亲守孝期间“大悔大悟”出来的。

早年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愤青”，是一只只对皇上这家主子忠心耿耿的“狗”，单线思维、愤世嫉俗、傲岸不群；做起事手段单一、风格强硬、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曾国藩的京官生涯，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长为“副部级”，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1850年，年方二十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讲学习。皇帝大加赞赏，对“日讲”建议最感兴趣，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他无地自容，寒了一辈子。

后来，他上了《敬陈圣德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皇帝，“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等大学士苦苦求情，才使他免于获罪。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接连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得罪琦善、弹劾赛尚阿)，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背后当然更有无数诋毁。曾国藩此时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疯狗”了。

曾国藩想不到一腔热血换来满城冷遇，不免萌生退意。咸丰二年六月，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14年的京宦生涯。

不久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盗抢成风。咸丰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丁忧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以保卫乡里。曾国藩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采用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的“维稳”恐怖政策，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著名外号。其恐怖手段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此举并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

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但只有曾一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为国分忧解难。想不到又触犯了潜规则，不但得不到同僚、老乡的支持，还差点被兵痞打死，却没有人为他说句公道话。幸得他后来打了清军第一个胜太平军的仗，才得到皇上嘉奖。到了皇上命令支援江西打战，他老毛病又犯了，不但和江西的官员闹不团结，连皇帝都不信任他。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正当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父亲的讣告，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未等恩准，便把军队丢在江西径直回湖南老家。接到皇帝催他立刻回到军中的回复，他给皇帝上折，一股脑儿地倾诉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期望皇帝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没想到适值太平天国内讧，势力大衰，皇帝觉得有没有曾国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曾的兵权。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了。

原本自以为是的曾国藩这回挺不住了，举动异常，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骂人，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两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到达胜利的彼岸。

曾国藩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变，正是他从“狗”向“猫”转变的分水岭。

没想到，内讧后的太平天国能重振雄风，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人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对人和气、谦虚、周到；对皇帝不再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耍太极；不再痛恨“滥举”(邀功时拼命保举下属)，而是“同流合污”；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了……曾国藩终于在官场上变得“猫”一样圆融了。

曾国藩已经不是一条刚直不阿的“狗”了，而是一只“老奸巨猾”的“猫”。虽然中年后像猫一样圆滑，但其骨子里头还是保留了狗的忠诚和刚正，忠于朝廷，坚守道德立场。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其初衷并无任何改变，仍然坚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终会实现这个理想。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精力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几为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从曾国藩的人生转折看出来，人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性格也是多样复杂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学识、涵养的提升，处事应变能力会越来越强，越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反之就会被唾弃。只有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