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王莽篡汉时间的奥秘

元始五年十二月，汉平帝病死，王莽为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不利于自己操纵政局，便拥立年仅两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为皇太子，太后王政君被迫诏令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暂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代理皇帝，假为代理之意，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改次年（公元6年）为居摄元年”。

仅仅过了不到三年，王莽便选择篡汉自立，于居摄三年十一月戊午（公元8年12月31日）改为“初始”元年，以应天命。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9年1月15日），王莽废孺子婴，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王莽为啥把篡汉建新的时间定在公元8年末呢？这一年有什么特别寓意吗？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居摄三年十一月甲子，王莽向太皇太后王政君要“真皇帝”名位的上书。《汉书.王莽传上》记载王莽说：“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业业，惧于不称。”《汉书.王莽传中》：王莽又强调说“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均以汉厄三七、气数已尽，作为篡位革命的借口。那么这个“三七之厄”是个啥呢？这个“谶语”如何决定了王莽篡汉的时间点呢？

西汉自元帝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局动荡“刘氏气运已尽”等议论充斥朝野。第一个提出“三七之厄”说法的是路温舒。根据《汉书·路温舒传》记载，路温舒祖父和父亲都是天文、历数的宗师，他自己家学渊源。基于自己的对天命运数的推测，他上书汉宣帝提出了主张“省法制宽刑罚”。谏疏中即有汉家“历三七之节纪”时，当有大难发生的预戒。

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连续出现天文、气候的异常现象，北地太守的谷永亦陈“三七之厄”，在给上成帝书中说：“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八世著记，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会，四月丁酉四方众星白昼流陨，七月辛未彗星横天。乘三难之际会，畜众多之灾异，因之以饥馑，接之以不赡。（《汉书·谷永传》）

谷永的意思是指，汉朝气运已衰，将面临“三难同会”的困局。这“三难”乃指“当阳数之标季”，意思是汉高祖至成帝为世，九是阳数之极，极则将穷，穷则变，当有灾厄，此一难。“涉三七之节纪”，指汉兴以后三七二百一十年将有厄运，至成帝时已近两百年，即将到达其节纪，此二难。“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为三难。当时流行的一种观念认为，根据《易无妄》之卦义，一个纪元凡四千六一十七岁中，必有九轮灾岁，共五十七年。第一轮灾岁称“阳九”，始于初人元之一百零六年后，即所谓“阳九之厄，百六之会”。谷永意谓，自武帝太初改历至成帝元延中已九十余岁，接近百六之数，故必将有灾难。

谷永上书时，这些灾厄都还未至，但他于此时指出有此灾厄，原因是成帝彼时春秋正盛，以常理揣度之，成帝会当此三灾，他将“三难”特别点出，是为了提醒成帝注意。所以《汉书·谷永杜邺传赞》：“（谷）永陈三七之戒，斯为忠焉。”

可惜，路温舒、谷永的“三七之厄”谶言，不但没让汉朝续命，反而被王莽集团歪曲初衷，修改加工，巧妙利用，把“汉涉三七之节纪”，作为汉德已尽，改朝换代的符命。栾保群在《中国古代谣言与谶语小史》中认为“三七之厄”就“等于给王莽选定了好日子。因为按照“三七之厄”的说法，从西汉建国（公元前202年）至孺子婴居摄三年（公元8年），刚刚好二百一十年整。王莽篡汉，最终应验了汉有“三七之厄”的谶语。

颇有意思的是不但西汉亡于“三七之厄”，东汉建立后，汉王朝的命运依然没有就此摆脱“三七之厄”，因为又一个“三七之厄”来了：“自光武中兴，至黄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乱，汉祚废绝。方应三七之运。”（《搜神记·卷六》）

揭开王莽篡汉时间的奥秘

虽然《搜神记》不能盲信，但是我们用审视的态度去看“三七之厄”，那也是干宝听见了此说，才会记录下来，并不是凭空捏造，以夺人耳目。至此，“三七”算是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有人认为王莽定国号为“新”的原因，是因为王莽被封为新都侯的缘故。不过，我们如果更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与西汉后期的“再受命”社会思潮有关，定国号为新，自然含有“制度更始”“天下自新”之意。

从汉昭帝时代，眭孟言“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仙人，襢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眭孟传》），让汉朝皇帝学尧舜禅让。

到了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地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汉书·李寻传》），兜售自己的政治处方，吓唬汉成帝来完成“更受命”之事。

在甘忠可死后，到汉哀帝时，弟子夏贺良等在李寻的帮助下，获得哀帝的信任，继而发动了“再受命”运动，正式宣布改元易号：“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改漏刻为一百二十度。

虽然“再受命”闹剧随着夏贺良等人被处死和流放结束但在社会上却无疑宣传了“汉运将终”，以及“天命”将有所改的思想,这些都为新莽时期政治合法性的树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社会舆论基础。西汉后期诸帝年号如“永光”、“建昭”、“建始”、“永始”、“太初”、“元始”以及王莽之国号“新”，都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革新的意味，王莽托古改制实际上是一场“与天下更始”“与天下自新”的运动,王莽改制在制礼作乐、职官变动、地名更改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

参考文献：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王通：秦汉“更始”观念与新莽改制，《史学月刊》2022年第9期。

代国玺：“赤九”谶与两汉政治，《文史哲》２01８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