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在元朝做官时和朱元璋干过仗，却被正史故意抹掉了

至正十四年(1354年)的四月十七日，是元顺帝的生日。按照元朝制度，皇帝的生日称为天寿节，臣下须行庆贺礼。

刘伯温当日和寓居绍兴的元朝官员们一同在绍兴城南龟山宝林寺里举行了庆贺礼，还逸兴横飞写了一首题为《天寿节，同诸寓臣拜于宝林教寺，礼毕、登槃翠轩，分韵得稽字》的五言诗。

此诗很有名，诗中热烈祝贺元顺帝“万年主寿长，百拜臣首稽”，大赞当朝太师脱脱为“太师祗园英，聪明实神启”，歌颂大元江山“巍巍世皇业，乔岳深根柢”，指责农民起义军是“螳螂亢齐斧，碎首堪立溪”。

这绝非一时的应景之作，而是灌注了刘伯温对元廷的满腔爱戴感情的。

在刘伯温的心中，元顺帝是一个圣明天子，太师脱脱是一个可以力挽狂澜的盖世英雄。

元顺帝的昏庸无能，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说说刘伯温心中的盖世英雄脱脱。

可真甭说，此人还真有两把刷子，不仅主持庶政，还亲自带兵镇压农民起义。

邳州(今江苏邳县南)人芝麻李领导的红巾军于至正十一年八月攻取了徐州，元军屡次收复失败。

刘伯温在元朝做官时和朱元璋干过仗，却被正史故意抹掉了

脱脱一怒之下，于至正十二年七月亲自出师征讨，九月二十一日，就攻破了徐州。

而这次行动，就充分表现出了脱脱残酷无情、灭绝人性的一面，《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卷三八《脱脱传》记，为了报复和震摄农民起义军，其竟然实施了疯狂的屠城政策——“屠其城”。

明代正统年间修的《彭城志》(彭城即徐州)也记载：“元末，丞相脱脱既平芝麻李之乱，而阖城人民无遗者。至国初，犹白骨蔽地，草莽弥望。”

实在是太恐怖了。

想不到吧？刘伯温居然对会这种人歌功颂德。

不过，在刘伯温对其歌功颂德这年年底，脱脱就脱势、脱力，死了。

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今属江苏)建国，定国号“大周”。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号称百万雄师，以泰山压顶之势讨伐高邮，鏖兵数月，所战皆捷。然而就在大功垂成之际，昏庸无能的顺帝突然猜忌起脱脱来，认为脱脱权力过重，会对自己形成了威胁，下诏切责脱脱“老师费财”，削其官爵，夺其兵权。至正十五年，脱脱被流放云南大理，中毒身亡。

而百万元军也哄然四散，大好形势化为乌有。

脱脱虽死，刘伯温仍对元廷充满幻想，认为元朝秉承正朔，中兴大业可期。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江浙行省檄他前往处州，协同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抹宜讨伐处州境内农民起义军。

刘伯温在元朝做官时和朱元璋干过仗，却被正史故意抹掉了

刘伯温欣然从命，并于该年五月在处州以行省左丞相(达识铁睦尔)使者的名义，草拟并发布了一篇《谕瓯括父老文》。文告先称颂元朝统一八十多年来“帝德宽大……与百姓安乐太平”，指责“今父老子弟”“徙怨于天，乘间造衅，窃弄戈兵”以至“惊动天心”，要求“冀父老各体上意，约束其子弟”，否则，自己将对“拒命不从者辄擒诛之”。

在处州三年的时间里，刘伯温与石抹宜孙诗友唱和，其《文集》中保存下来的题赠和酬答石抹宜孙的诗多达八十余首，这些诗抒情言志，互相激励。他们以历史上的忠臣鲁阳公、蔺相如以及中兴唐室的李光弼郭子仪自勉。

但是，不知具体是从什么时候起，这对曾经“相期各努力，共济艰难时”的诗友后来竟分道扬镳，刘伯温一改初衷，弃官归里，不久投入反元的农民起义军中；而石抹宜孙却忠贞不渝，为他所维护的大元王朝流尽最后一滴血，壮烈捐躯。

刘伯温具体是什么时候与石抹宜孙分道扬镳、弃官归里的呢？

伪托为黄伯生所撰的《诚意伯刘公行状》写：行省复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吴成七等，使自募义兵。贼拒命不服者，辄擒诛之，略定其地。复以为行枢密院经历，与院判石抹宜孙守处州，安集本郡，后授行省郎中。经略使李国凤巡抚江南诸道，采守臣功绩奏于朝，时执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军功不录，由儒学副提举格授公处州路总管府判。诸将闻是命下，率皆解体。敕书至，公于中庭设香案拜日：“我不敢负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见授，无所宣力矣”乃弃官归田里。时义从者俱畏方氏残虐，遂从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郁离子》。客或说公日：“今天下扰扰，以公才略，据栝苍，并金华，明、越可折简而定，方氏将浮海避公矣。”会上下金华，定栝苍，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公决计趋金陵。

这啰里啰嗦的一大段，其实是刻意回避了两个问题：

一、刘伯温到处州的任务是协同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抹宜讨伐处州境内农民起义军的，而刘伯温自己也在与石抹宜孙相唱和的诗集《少微倡和集》作序时写：“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与元帅石抹公谋括寇。”处州地临括苍山，隋唐曾名括(又作栝)州，后人沿袭，称处为括。“谋括寇”，即平定处州境内民变。

自称作于洪武十八年《诚意伯刘公行状》在这里只轻描淡写说刘伯温是与石抹宜孙“安集本郡”，跟着，笔锋一轻，就三次提到方国珍，说“执政者皆右方氏”，“义从者俱畏方氏残虐”，“方氏将浮海避公”，刻意造成这种假象，即把刘伯温到处州的主要任务写成是与方国珍对抗。则修撰于建文年间的《明太祖实录.刘基传》未辨其伪，也跟着写刘伯温“改行枢密院经历，与参知政事石抹宜孙守处州，以拒国珍”；修撰于清初的《明史.刘基传》更是一脉相承，写刘伯温在处州与石抹宜孙共事三年的任务就是“拒国珍”。

二、在看似不经意的行文中把刘伯温弃官归田与朱元璋进攻的时间错开，且是刘伯温弃官归田在先，朱元璋“下金华，定栝苍”在后，还臆想出一段刘伯温听说朱元璋已经占领了处州后在家里的举动——“大置酒，指乾象谓所亲”，说朱元璋是“天命所归”，不久就决定到金陵投奔。

刘伯温在元朝做官时和朱元璋干过仗，却被正史故意抹掉了

不用说，《明太祖实录.刘基传》、《明史.刘基传》也都沿袭了此说。

但是，《诚意伯刘公行状》却自露马脚，说刘伯温之所以弃官辞职，是“经略使李国凤巡抚江南诸道，采守臣功绩奏于朝，时执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军功不录，由儒学副提举格授公处州路总管府判。诸将闻是命下，率皆解体。”即刘伯温辞职的时间，是李国凤巡抚江南时。

而查《元史.顺帝纪》可知，李国凤是在至正十八年九月由治书侍御史转经略江南的。而元朝的户部尚书分部闽中贡师泰在《云楚庄记》记：“治书李公经略江南之明年，道出栝苍，得士刘彦明，置诸幕府。又明年，至三山。”

可见，李国凤抵达处州的时间是至正十八年的“明年”，即至正十九年；而离开处州的时间是“又明年”，即至正二十年。

这么一来，刘伯温的辞职时间必须是在至正十九年和至正二十年之间。

而《元史.石抹宜孙传》记：“十八年十二月，大明兵取兰溪，且逼婺……（石抹宜孙）即遣胡深等将民兵数万往赴援，而亲率精锐为之殿。兵至婺，与大明兵甫接，即败绩而还。时经略使李国凤至浙东，承制拜宜孙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阶中奉大夫。明年，大明兵入处州。”

即朱元璋军取兰溪、逼婺州、下金华、入处州是在至正十八年冬和至正十九年之间。

那么，在至正十九年和至正二十年之间辞职的刘伯温此时还应该在石抹宜孙幕下效力，也肯定参与了策划抵御。

这一点，明末学者钱谦益在《牧斋初学集》中早已作出了考证，称：十八年，我兵取兰溪，且逼婺，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克。上既定婺，即命耿再成驻兵缙云，以规取处。石抹遣叶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师。公(刘伯温)虽不在行间，然未尝不在石抹院中，石抹盖倚之以谋我师也。

作《诚意伯刘公行状》的作者处处以曲笔为刘伯温维护，可谓用心良苦。

但作为当事人的刘伯温和朱元璋，对此一事，肯定是心知肚明的。

此事，也成为了这对日后君臣心中的一道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