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悲剧人生

崇祯皇帝朱由检，是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木匠皇帝朱由校的弟弟。他于大明王朝千疮百孔、风雨飘摇之际登上皇位，他在位17年，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却无法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后来北京城破，他也没有苟且偷生，而是选择自缢而亡，以身殉国。

那么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早年经历

朱由检因父亲明光宗是皇祖父明神宗所厌的太子，母亲又是太子所薄的婢妾，幼年并不幸福。五岁时，其母刘氏得罪，被其父下令杖杀，朱由检交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西李生了女儿，照管不过来，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于1622年被哥哥朱由校册封为信王。

继位为帝

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甲辰（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崩，由于没有子嗣，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廿四日丁巳（1627年10月2日）继承皇位，时年十七岁。次年正月初一癸亥（1628年2月5日），改年号为“崇祯”。

继位之初

朱由校即位之初，多次发下敕令，说选侍西李虽然抚育自己，但是西李经常凌辱自己的生母王氏，而且对自己也是谩骂凌辱。王氏早死，也是西李下的毒手。种种说辞，朝中顿时哗然。皇帝停了西李的封号，同时却厚养西李的生女。

然而到了天启四年，天启帝进封西李为康妃，次年编修《三朝要典》，处死了杨涟、左光斗等大臣，与即位初年所作所为，截然相反。因此西李究竟有没有真地暴虐对待天启皇帝及其生母，颇为难定。

朱由校即位之后，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颇为优容。东林党人担心客氏干政，建议按例赶客氏出宫。客氏与魏忠贤狼狈为奸，反击东林党人，一时之间，擅权弄政，厂卫横行。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悲剧人生

魏忠贤因为好赌成性，输了钱，愤然自宫，改名李进忠。万历年间选入宫中。他虽然目不识丁，却善于谄媚。不但攀附上宦官魏朝，还通过魏朝，拜入大太监王安的门下。王安因为拥立天启帝有功，一时间在宫中权柄极大。同时，魏忠贤结交客氏，二人对食。客氏喜爱魏忠贤，于是厌倦旧相好魏朝。魏忠贤趁机打败魏朝，进而阴谋害死王安，成为宫中的大太监。

朱由校还喜欢自己动手做些木工，终年不倦。然而，每每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魏忠贤就奏事。天启帝厌烦，不肯听下去，推说自己已经都清楚了，你们看着办就行。于是魏忠贤借机多次矫诏擅权，排挤东林党人，东厂番子横行不法，奸佞当道。

魏忠贤作威作福，外廷成了他的一言堂，个个叫他“九千岁”，各地为他立生祠。客氏则在后宫作难，养了好些个颇有姿色的宫女，进献给皇帝，反而是有了身孕的妃子，都被她设计谋害，甚至连皇后都被她堕胎。史书说她要效法吕不韦，做那个奇货可居的夺权之事。在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时期，他们不仅残酷地排除异己，还加深了对地主阶级的盘剥，使得民不聊生，政治极度黑暗。

当是时，大明国内，地主官僚土地兼并剧烈，苛捐杂税繁重，民变四起，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再加上天灾不断，这必然被有心人引导，举旗造反。

天启初，白莲教在山东揭竿而起，四川少民奢崇明、安邦彦起事于西南。天启七年，天灾惶惶，国内又爆发了山东的徐鸿儒起义和陕西的王二之起义。

剿除阉党

崇祯帝即位后，勤于政务。同时大力清除阉党。他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甲子（1627年12月18日），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五戊辰（1627年12月22日），魏忠贤自缢而死，崇祯帝下令磔其尸于河间。

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

旱涝不断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悲剧人生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

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崇祯六年（1633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瘟疫爆发

崇祯十三年（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悲剧人生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令人惊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华北各地风调雨顺，社会经济开始复苏。

内忧外患

内忧：崇祯时期经常发生农民起事，崇祯虽励精图治，但其任人不得法（崇祯一朝撤换过五十个大学士，号称“崇祯五十相”，为历朝之最），朝政混乱与官员贪污昏庸；与后金的战争带来大量辽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夺；以及因为小冰期气候变冷，在当时连海南岛都出现下雪气候，农业减产带来全国性饥荒，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负担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拉开明末民变的序幕，随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事，最后发展成雄踞陕西、河南的李自成与先后占领湖广、四川的张献忠（最后成立大西政权）。

外患：在崇祯时期，当时东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朝）占领辽东地区，袁崇焕等人于辽西宁远、锦州等抵御后金可汗皇太极的入侵。1629年皇太极改采绕道长城以入侵北京，袁崇焕紧急回军与皇太极对峙于北京广渠门。经六部九卿会审，最后杀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变。其后皇太极多番远征蒙古，终于在六年后彻底击败林丹汗，取得了传国玉玺，1636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即清朝。

并且陆续发起五次经长城入侵明朝直隶、山东等地区，史称清兵入塞。当时直隶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辽西局势亦日益恶化，清军多次与明军作战，最后于1640年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投降，明朝势力退缩至山海关。

自缢而亡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帝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葬于十三陵思陵”。

历史评价

崇祯皇帝朱由检是一位年少有为一生致力于整顿国家的好皇帝。但因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无法在短期内使政局根本好转。他增加赋税，增调重兵全力防范雄居东北的后金政权和镇压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

因对外廷大臣不满，朱由检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无奈中，他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但最终无法挽救明王朝于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