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朱由检的死亡之谜——真的是悬在煤山槐树枝上而亡的吗？

1644年4月24日，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外城。崇祯皇帝自知大势已去，挥剑砍死自己的妃嫔和女儿，并令周皇后自尽。随后，绝望中，崇祯咬破手指写下遗诏，然后自缢于神武门外的煤山上！

闻名中外的明十三陵是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陵园。它三面环山，如拱如屏，雄伟壮观。其中长陵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墓，也是十三陵中最显赫的陵墓。而位于长陵西南六公里处锦屏山下的思陵却显得十分寒伧，规模最小，因为它是亡国之君朱由检的陵墓。长陵与思陵，一前一后，一大一小，一尊一卑，正好形成鲜明对比。从这两座陵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朝由强盛而衰亡的历史。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句古语是对我国几千年来历代政权兴衰更迭的高度总结，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不例外。当明末国运衰败之际，朱明王朝也就不可逆转地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虽然明代最后一位君主崇祯帝朱由检为挽救大明帝国费尽心机，却也无力挽回朱家天下的颓势。

诚然，大明帝国为历史的洪流所吞没，崇祯皇帝就像任何一个末代帝王一样，难免带有悲剧色彩。正如后世人都同情他，说他并非亡国之君，只是不幸遇到了亡国之运。在历史发展与末代帝王之间，人们总是偏袒后者，因为他们是失败者。然而，崇祯皇帝的归宿却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他在悲剧中含有传奇，在传奇中含有疑问...

万历后期，明朝就开始衰落了。当朱由检接管天下时，明朝已是危机四伏，大厦将倾。

天启七年(1627年)，一生荒唐的明熹宗朱由校病倒了。这位玩尽人生的皇帝，等躺在病床上时，才开始反省自己。

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对周围的人、事和以前曾经淡忘的问题，不仅有了冷静的思考，而更令臣僚们意外的是，他对贤惠的皇后张氏的态度也变得温和多了。

眼见朱由校重病缠身，无望再起，帝国的皇位继承问题就成了当时政坛的热点。

朱由校无子，只有一个弟弟一信王朱由检。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朱由检是皇位最合法的继承人。但这时权倾朝野、一手遮天的客氏、魏忠贤集团也正在一边觊觎皇位。

在张皇后的帮助下，这年的八月十一日，朱由校传旨召见了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朱由检，希望他能成为像尧舜一样贤能的君主，并照顾好皇嫂。

由检一听，非常惊恐，急忙跪倒在地，口称万死。由校苦笑着又说：“魏忠贤、王体乾二人都是忠臣，应该信任，可以大用。”

此时的信王只能伏地叩头，不敢回声，可内心却是又复杂，又感慨！

崇祯帝朱由检的死亡之谜——真的是悬在煤山槐树枝上而亡的吗？

当时由检已17岁了，与由校即位时年龄相仿，沉毅冷静，通情达理，深明大义，在当时有很好的名声。在由校撒手归西前终于解决了这个棘手的皇嗣问题。

也许，这是昏昏庯庯过了一世、痛快淋漓玩了一生的朱由校所做的唯一一件明白事。但他到死都没有改变对客氏和魏忠贤的眷恋。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大明帝国的第十五位君主，年仅23岁的由校将大明元气戕毁殆尽后“驾崩”了。

张皇后马上传旨令司礼监秉笔太监涂文辅率人迎接信王入宫。不多时，朱由检就在太监的簇拥下在暮色中踏进了充满杀机的紫禁城。

朱由检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对于天命的降临也是有思想准备的。他的父亲光宗帝朱常洛生了五个儿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朱由校和他两个。

朱由校荒唐贪玩，嫔妃成群，却无子嗣。朝野上下纷纷传说张皇后曾经怀孕，但是被由校的奶妈、横暴的客氏派人整得流产了。这样，唯一的皇位继承人就是朱由检。

但是，当时使信王感到压力的是来自太监魏忠贤的态度。近几日来，京师流传着九千岁魏公公将要篡位的谣言。当时的政坛可以说是客魏的天下。

魏忠贤与明熹宗的奶妈客氏相勾结，利用明熹宗的昏庯，掌握大权，独断朝政。一时朝廷上乌烟瘴气，廉耻丧尽。魏忠贤手下还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一大帮爪牙，控制着朱家的天下，炙手可热。因此，朱由检帝位的巩固将取决于如何处理同客魏集团的关系。

此时，朱由检身边的亲信只有从信王府带来的太监涂应元、曹化淳等人，众人忧心忡忡、一片惊恐，甚至连食物都是从信王府带来的，以免被毒死。为了安全，由检还向巡夜经过得太监要了一把宝剑握在手中，战战兢兢地坐到天亮。第二天，朱由检在成华殿正式继承皇位。

内阁大臣给他提出了四个年号供他选择，这四个年号分别是“乾圣”、“兴福”、“威嘉”、“崇祯”。

他沉思良久后说：“乾圣，乾乃天，圣字我也不敢当；兴福，中兴当然是好，恐怕我不能胜任；威嘉吗，威字右边有‘戈’字，而当务之急是要平息干戈，过太平日子；就用‘崇祯’吧”。新皇如此贤明、饱学，令文武百官倍感欣慰和兴奋。

在庄严的登基大典中，由检被令人激动地祭拜场景所感染，他决心整饬内政，重振江山，力图挽救衰颓的局面。然而，他所面临的江山却已气数将尽。

一个只保留着虚壳的政权，朝中政治腐败，官员互相倾轧；地方上经济凋敝，民心思乱；关外满洲人虎视眈眈，久欲突破长城防线入关。千头万绪，从何做起？当然，朱由检心中早有打算，首先要除掉天怒人怨的“客魏集团”。

当时关于魏忠贤的谣言很多，有的说他要自立为帝，有的说他要立侄子魏良卿为帝，也有人说，魏忠贤从民间搜罗了几个大肚子女人进宫，托为由校幸过的妃嫔，想学吕不韦那一套来篡夺天下...

谣言虽多，但要除去大权在握的客魏集团实非易事。由检此时势单力薄，若操之过急只能落个鸡飞蛋打，逼魏忠贤孤注一掷，狗急跳墙。最好的办法是学韬晦之计，等待有利时机。魏忠贤对着尚不知底细的新皇帝也曾小心试探过，双方的关系显得非常微妙，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冲突爆发在即。

崇祯帝朱由检首先拿“五虎”之首崔呈秀开刀。魏党集团首恶分子杨维坦出于私愤，劾奏崔呈秀不奔父丧，违背礼制。由检遂将其放归。

随之，参劾魏忠贤的奏章源源而入。海盐贡生钱嘉徵上疏，列数魏忠贤十大罪状。这份奏疏无疑宣判了魏忠贤的死刑。

朱由检立即行动，解除魏忠贤的权力，公布罪状.流放至安徽凤阳。魏忠贤在往凤阳途中听说朱由检派锦衣卫前来追杀，惊恐之下，自缢身亡。

魏忠贤一命呜呼后，崇祯帝一面派人抄了魏家，一面捉拿客氏，将两家满门处死。又命大学士韩灯清查客魏余孽，他甚至亲自审定了魏党二百余人的名单，或杀或流，或迁或降，同时下令撤除各地为魏阉造的生祠，严禁太监干政，规定禁中内监非奉旨不得出禁门，撤回各地镇守的太监。

崇祯帝还为遭魏阄打击的东林党平反，起用了一批东林党官员。在一年多时间里，朱由检基本上扫清了威胁其帝位的各种政治力量。

崇祯帝虽然勤于政事，敢作敢为，但是欲速则不达，况且他对各种棘手的政务难题急功近利，采用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的办法，往往将事情搞得更糟。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根本不相信文武大臣的能力，动辄指责百官不尽心尽职，对大臣“重典绳下”，喜怒无常，滥杀无度。

因此，面对严峻复杂的现实而急于求成，崇祯帝渐渐成了一个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朝令夕改的君主。其中，他对抗后金(清)著名将领袁崇焕的重用与误杀就是一个极鲜明的例子。

自万历末年建州女真起兵发难建立后金政权后，明廷在对辽东作战中虽然耗去了大量民力、物力和财力，而边境问题却依然日趋严重。

当时，袁崇焕久镇辽东，熟悉边情，有勇有谋，屡建大功。崇祯帝不顾东林党人的反对大力提拔他，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州、莱州及天津军务。并亲自召见他，赐宴款待，赐以尚方宝剑，假便宜行事之权，还令朝中各部大臣密切配合其行动。

袁崇焕到辽东后，不负圣望，成功地遏制了后金的进攻势头。但是足智多谋的皇太极一面绕道蒙古，直取北京；一面则利用崇祯帝多疑的性格大搞离间计，说袁崇焕与满洲人有勾结。崇祯帝听后勃然大怒，不问青红皂白，就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本来朝中并无多少得力大臣，崇祯帝又不会用人，文武大臣走马灯似地更换。他在位17个年头，被撤换的高级官员中兵部尚书有14个，刑部尚书有17个，内阁大臣达50余人，首辅也达十几个。另外，诛杀总督11个，巡抚11个。如此严刑却要逼迫百官建功立业，结果适得其反，百官为逃避责任，纷纷推诿自保。

这样，朱由检重回旧路：从上台伊始镇压、约束宦官集团，到不信任文武大臣而又重用宦官。在皇帝看来，自己身边的心腹最可信赖。他为控制军队，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军，甚至恢复太监监军制度；为控制财政，派太监张彝宪去监督户、工两部的钱粮收支；明朝的厂、卫特务系统在他手上又大发淫威，太监误国的历史再度重演。

崇祯帝到死都认为是手下大臣误国，自己则是英明、果断的。他往往授意大臣去实行一些冒险性政策，一旦出事便将责任推及大臣来掩盖自己的虚荣。

例如，张献忠接受安抚和对满洲人议和就是这样。张献忠起义部队在熊文灿的围剿下表示愿意受抚。受抚后，大臣建议遣散张献忠的部众，但崇祯帝反对。当张献忠再次起兵时，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过错，就拿熊文灿开刀了事。

与满人议和一事。本来满人也诚心议和，双方进展也很顺利，但没想到这场秘密谈判走漏了风声。许多大臣表示反对：认为这有损国威。崇祯帝于是翻脸不认帐，并将泄秘大臣处死，与满人议和之事也随之搁浅。

崇祯帝几年的“苦心”经营，朱明王朝内忧外患却更加严重了。

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建制，改后金为清。此时，清已初具开国规模，羽翼渐丰。当年秋天，皇太极率兵由独石口、善峰口入关，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所向披靡，明军一触即溃。

北方军事危机，要求明朝投入大量财力，帝国庞大的开支不断增加，财政困难使崇祯帝下令辽饷在每亩加九厘外再加三厘。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使明廷的财政更趋窘况，崇祯帝决定实行“重征”，加派剿饷、练饷。至此，辽饷、剿饷、练饷已超过了正赋。

这时农民起义已如火如荼。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张献忠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誓师北伐，亲率大军一百余万直捣北京。

正月初十，李自成挥师北上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朱由检手拿奏疏，惊恐万状，痛哭流涕地说：“朕非亡国之君，但所遇之事都是一副亡国的样子，祖宗留下来的天下要是在我手里丢掉，我又有何面目到地下去见祖宗啊！”他决定孤注一掷，接着说：“朕愿意亲率大军与反贼决一死战，即使死在沙场也无恨！”

一听皇上要亲自出马，大臣们一个个都急了，纷纷请命。大臣李建泰尤为急迫，崇祯帝于是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但是李建泰无功而退。

北京城危在旦夕。

京城兵力不够，崇祯帝打算抽调宁远吴三桂军，这无异于将关外之地拱手让与清军。大臣们为推卸责任，以种种借口迟误吴三桂入关。到了三月初，大顺军已拿下了山西，直逼北京。崇祯帝火烧眉毛，不管三七二十一，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即刻率军入关，拱卫京师。可惜这已经太迟了。

正当关键时刻，户部告称国库已罄，崇祯帝下令皇亲国戚、太监、百官捐助，折腾两个月才得银万余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京城守军，发不上饷吃不上饭，军心惶惶，谁也不愿卖命守城。崇祯帝更加疯狂地任用太监到前线监军，但他们见明朝大势已去，除个别之外，基本上在李自成到来之际就开门纳敌。当大臣向崇祯帝报告，心腹太监杜勋已在大同投降时，崇祯帝却不相信，反要将杜勋以“以身殉国”厚待，实在荒唐！

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召集臣下议事，没有大臣能提出像样的建议。崇祯帝的神经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一会儿自己动手斟茶，一会儿自己磨墨，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发笑。令大臣们吃惊不已。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军队包围了北京城。

崇祯帝束手无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只得再次召见大臣。但大臣们有的默不作声，有的信口开河。搅得他心乱如麻，他在御案上顺手写了“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12字，给太监看了后又撕去。

中午，大顺军开始攻城。

崇祯帝一筹莫展，仰天长叹，绕殿环走，大叫“诸臣误我致此”。绝望之余，召集太监们上城督战。可这帮他认为最可靠的人却一起哄闹，说：“那些文武大臣都在干什么？奴才们都是在宫中侍候您的，现在我们连兵器盔甲都没有，怎么去守城呢？”

十八日，大顺军猛攻北京城。

崇祯帝决定弃城逃命，命驸马都尉巩永固赶快带家丁护送太子出城，巩永固愁眉苦脸地说：

“臣下怎么敢私自蓄养家丁。即使有，又怎么能抵挡‘贼锋’呢？”

宫中的心腹太监看到末日将临，树倒猢狲散，纷纷背叛了他。大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彰义门，接着王相尧开德胜门、平则门，王德化还带着300多个太监到彰义门迎接大顺军。

崇祯闻报外城失守，更惶惶不可终日，忙问内阁大臣道：“可知道外城失守吗？”

大臣们都说：“不知道。”

崇祯又问：“情况如此紧急，卿等有何高见？”

得到的回答是：“陛下之福，自当无虑。”

好一个“自当无虑”！当天夜里，朱由检就得到了更令人绝望的消息：内城失守。这时，连报信的小太监也不见了。

他漫无目的地在城内转了一圈，回到宫中，带着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观察形势，整个北京城火光熊熊，烽烟四起。他站在山巅，环顾四周，慨然长叹，潸然泪下，徘徊了一阵后，回到宫中去处理后事。

他首先让人叫来太子和永、定二王。太子刚满16岁，永、定二王一个11岁，一个才9岁，崇祯帝平时对这几个皇子很是钟爱，这时心中真是痛苦万分。他让太监将三个儿子送到外戚周、田两家，临别时，再三叮嘱说，现在大明江山眼看就要灭亡，你们要逃出去，以后有机会要报仇雪耻。

还让人拿来破旧衣服给他们穿上，说：“你们今天是太子和皇子，明天就是贫民百姓，在战乱中，要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见了年长的人要称呼老翁，年少的要称呼伯叔。你们一定要记住我这番告诫啊！”

安排完三个皇子，他顺手写了一张朱谕：“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挟辅东宫。”派太监送到内阁，可内阁已空无一人。

他又让王承恩弄来了酒，自斟自饮。对酒浇愁愁更愁，此时的崇祯帝真是欲哭无泪，百感交集。他出得宫门，怅望那曾经无比辉煌的皇宫，感慨万分：现在内城已被包围，看来出奔确已为时过晚。再说，兵荒马乱，即使冒险出了城，安全确实没有保障。真已到了欲守不能、欲逃不得的穷途末路。既然走上了绝路，那么死也要保住皇家的尊严。

他传旨，令皇后嫔妃们速自裁。

他来到坤宁宫，周皇后正痛哭流涕。表示愿随皇上奔赴九泉。当着他的面上吊自尽。

他又提剑来到西宫，挥剑砍倒袁贵妃和其他几名嫔妃后，又直奔寿宁宫。寿宁宫中16岁的长平公主是他最喜爱的女儿，他不愿心爱的女儿落入“反贼”手中。

“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言语之下，一剑砍去，断其右臂，不忍再砍。长平公主当场痛昏过去。崇祯帝又匆匆赶往昭仁殿杀了昭仁公主。

袁贵妃和长平公主都没有被砍死，李自成进宫后看到血泊中的长平公主时叹息道：“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清王朝建立后让袁贵妃在宫中颐养终老，长平公主则因心力交瘁，较早离世。

现在，崇祯帝该解决自己的归宿了。他召王承恩再度饮酒，然后才“易靴出中南门”。他手持三眼枪，带领“骑而持斧”的内监数十名，奔向东华门。

守城人认不出皇帝，“疑有内变，施矢石相向”。迫不得已，只好回头去找镇守齐化门的朱纯臣，也没有得逞。最后奔到安定门，城门同样唤不开。这时，天已经快要亮了。

乘夜出走的愿望幻灭了！朱由检回宫登上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他仍回南宫，登煤山自缢。

据《明史》等书记载，崇祯帝死前“御书衣襟”，把国破身亡归咎于“诸臣误朕”。由于十八日晚间，朱由检的周皇后自杀，他本人又亲手用剑砍伤长平公主和袁贵妃，杀死妃嫔数人，似乎是坚持不走，显示出“国君死社稷”，要与都城共存亡的样子。

所以，人们曾把他的自杀视为悲壮殉国，清军入据北京后谥之为“庄烈愍皇帝”，旧史也歌颂他“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

实际上，像朱由检这样糊涂昏庸的角色，说“诸臣误朕”以至亡国亡身，且有感于山河破碎而以身“殉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朱由检错估形势，没有料到农民起义军会那么快地打进都门。等到内城被围，试图出逃失败，被迫走上自杀绝路。这就是他“殉国”的真相。

以前在北京景山公园东边山坡上有一棵古槐，这棵古槐据说是崇祯帝吊死之树。可惜的是，此树在后来被砍伐了。

现在一般的说法是：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后，崇祯帝仓皇出逃，在煤山东麓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亡。煤山即今之景山。

但崇祯果真死在这里吗？其中还有不少疑问，也未取得一致意见。关于崇祯死地有多种说法。

《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明帝亲自响钟召集百官，无一至者，乃与太监王承恩入内苑，对缢于煤山之寿皇亭海棠树下，并在衣襟上面写下了遗诏：“朕登极十七年，致敌入内地四次，逆贼直逼京师，号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复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尽管持这种说法的史料很丰富，似乎确凿无疑，但有一个史实史家们却忽视了：明景山上根本就没有寿皇亭这一建筑，只有四间殿而无一亭，这四殿是寿皇殿、永寿殿、观花殿、观德殿，其中寿皇殿在山后，即现在的少年宫。寿皇殿所处的位置与所载崇祯上吊的地方相距甚远，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明代在景山上修的别的建筑也与所记载的“寿皇亭”对不上号，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五个亭子系修于清朝乾隆年间。

记载崇祯死于寿皇亭的史籍，大都成书于清朝，这些记载很可能是依据清代景山上的格局而写成的，关于崇祯死地的说法林林总总，莫衷一是。真可谓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另外，吊死于巾帽局也是一种较广泛的说法。《甲申传信录》有这样的记载：“崇祯皇帝换穿了衣帽与王承恩向万岁山奔去，到了巾帽局自缢而死”。这本书的作者是亲历甲申之变的钱帜。巾帽局是明朝专掌宫内靴帽制作的机构，地处皇城东北角，即现在北京东城织染胡同东端。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这一记载很符合崇祯在那种山穷水尽下走上自戕之路的心理变化过程。他一向刚愎自用，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决不会投降，也不会轻易去死。在京城旦夕可破之时，他于三月十八日晚穿上太监衣帽，手持三眼枪，带着几十个太监出逃。出东华门，至齐化门，担心有阻，又掉头绕道至前门。此时城上挂起三盏白灯笼，表明城已破了，崇祯不得已，又向其他城门奔去，但这些守门士兵因不知他是皇帝则紧闭城门。

崇祯逃到巾帽局，这里地处偏僻，不易被人发现，直到李自成占据皇宫后，崇祯才自缢而亡。死时“以发覆面，白袷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一副狼狈之相。

但这种说法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三月二十一日，崇祯的尸首是在景山上被发现的。这有确凿记载，也为许多人所承认。因此吊死于巾帽局是否真的成立呢？不能确定。

在众多的说法中，我们可以肯定一个比较可信的结论：崇祯帝确实是吊死在煤山上。

李自成在三月十九日进京后，曾马上发布命令，重赏擒拿崇祯，首告者赏黄金千两；擒拿者赏黄金万两，爵封侯；隐匿不报者，诛杀全家。

两天后，在景山上发现了崇祯的尸体。次月李自成命以“帝礼葬，王礼祭，二子待以杞宋之礼”。后又允许以帝礼祭，但故明诸臣往哭拜者寥寥无几。

崇祯帝是死了，一切都成了历史，但这历史永远给人留下了疑问...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政府为了笼络汉人，按明皇陵的建制，为崇祯帝的陵墓加修了明楼、享殿和碑亭，并命名为“思陵”，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崇祯陵了！